自大航海時代（千萬莫學不良教育部，「大航海時代」之前「微調」添了「漢人來台」四字，那較之敗壞一鍋粥的鼠屎還壞）以來，台灣就是倚賴貿易起家，所不同者，荷、西是以國家為後盾，而東寧王國的鄭氏家族本身就是海商（賊）集團，但，大清帝國對於這邊陲新附之地，從來都不是那麼關愛，所以貿易主導權握於商人之手，這些商人被稱為郊商。他們的角色功能頗多樣，所以既不似歐美強制性的Guild，也和中國內部的各種行會有差異，蔚為清領年間的一大特色。而郊商精神亦可見於今日「台南幫」身上，所以不能不談。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04.05期（2014.01.29─02.12）。
雖說「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反映了閩粤人民橫渡黑水溝的懼怖與決絕意志；然而台灣錢淹腳目，「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俗諺就陳述了幾項事實：首先，刻畫了台灣自南而北的開發覽圖；其次，港口及腹地的榮興，主要端賴郊商；最後，台灣西海岸港口的淤塞，致使三個指標性港口在一八六○年代以後逐漸沒落。郊商在乙未割台後，也因貿易轉以台日為主調，終致走入歷史，但也有不少蛻變轉型者。
可以確認的是，台灣自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以來，已然形塑出強烈的重商性格，通商貿易就是台灣的求生之道。了解這點，才能進一步申述郊商在清領期間扮演什麼多重角色？再從中看出台商的精神，這有其鑑往知來的重要啟示。
還是先略述一下「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傳奇。由於台灣為移墾社會，在移民拓墾之初，手工業難以扶持，一切日常用品皆仰賴唐山，而台灣生產的米糖商為唐山所需，所以形成一種區域分工。等到墾戶日多，工商百業興起，商業競爭日烈，為維護同行利益、鄉誼交情，就逐漸發展出行會組織，這種行會在清領年間的台灣就稱為「郊」。安平即荷蘭時代的大員，愛新覺羅王朝拿下台灣後，安平依舊是府治所在，並成為台海兩岸貿易的指定港口，所以自也成為郊商嚆矢，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三大商號由此誕生。
由於閩粤渡台者日多，單靠安平一港實在難以容納，所以到了一七八四年，彰化鹿港正式開港。鹿港在十九世紀初已有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的記載，後來在嘉慶年間已發展出八郊。至於北台地區，一七九二年開放八里坌港，准與福州的五虎門、蚶江往來，淡水河日益繁盛，而位居淡水河上游的艋舺，因位屬要衝地，泉郊、北郊、廈郊遂匯聚於此，於是「一府二鹿三艋舺」盛名由此傳開。
基本上，以郊來稱呼商人團體的民間習慣，大概祇見於清代台灣、廈門等閩南地方，以及閩南人移居的某些東南亞地區。關於「郊」字的指涉，學者方豪認為是由「艚」字演變而來，但卓克華在《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臺原，一九九○年）一書提出「郊者，言在郊野（邑外之郊野），兼取交關（意為作生理買賣）意也」，這可能較符實情；另外，行郊雖和唐山的行會性質雷同，卻兼有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諸特點，所以作用又超出一般的同業公會之上。
台灣的行郊含有極濃的宗教色彩，郊首常稱為「爐主」，郊的成員常稱「爐下」（或「爐腳、爐丁」），爐指祭祀內的香爐，爐下需守郊規，在「緣簿」上登記住所、店號及所負擔的經費數額。爐下常在媽姐或其他神明誕辰時聚會宴飲並討論郊內事務，爐主由爐下在神明面前擲筶抽籤產生，還必須負責提供祭祀的香火及酬神的戲劇，寺廟因而常是諸郊的辦公場所。諸郊於寺廟或會所內置有公坪、公磅、公斗、公量，以為各行商交易秤量標準。據此，學者林滿紅主張「宗教為傳統中國商業經營之重要憑藉」，一反韋伯（Max Weber）有關中國的宗教有礙商業發展的看法。
卓克華針對行郊的組織與功能，提出「經濟、宗教、文化、政治、社會」五大層面來深究：經濟功能，包括操縱物價、統一度量衡、保衛財產仲裁糾紛、溝通官府疏通商困；宗教功能，包括舉辦祀神活動與修建寺廟；文化功能，包括建學校、孔廟、捐助學田租；政治功能，包括協助官府防衛地方安全、捐運官府軍需以及協助官府舉辦賑災、修築等公共事務；社會功能，包括舉辦造橋修路、捐置義塚、修濬河道與移風易俗等公益活動。
不過，卓克華也指出，清代行郊的組織功能以社會（包含宗教、文化）功能居首，經濟功能次之，政治功能殿末。拙意以為，清代台灣的行郊就是移民社會裡最生機盎然的民間社會。行郊基本上是由商人自願加入而成立，這和西方的基爾特（guild）有強制性和壟斷性不一樣，但學者邱澎生在比較蘇州會館、公所與台灣行郊異同後，指出行郊成員的緊密性與觸角遠非蘇州商人所能類比。他引石萬壽之言「有關三郊之事，一般都以為是同業公會。筆者先世營商，店號石鼎美，為糖郊之首，掌三郊的三大簽。同為糖郊掌三大簽者，尚有林新億興等，似非同業公會，故比之為大貿易商業集團較為恰當」。「大貿易商業集團」雖仍有異但要義不遠。
日治初期，新殖民者發現僅有少數清代郊規形諸文字，林滿紅解為「法律規定之少可能與宗教對商業活動有強大約束力互為因果」。但我的看法是，行郊雖非強制性公會，但因兼具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所以它也絕非鬆散團體。祇因彼時大清政府對台採消極態度，民間必須自力救濟，對變局與動亂的反應就靈敏至極；再者，橫渡黑水溝既是天險，郊商組成既是分散風險，也是信賴關係的具體表現，爐主常常就是宗族之長、地方賢達。
話說中國在明清以後，商人地位已大為提升，清末投入新興企業的科考仕紳所在多有，但絕大多數還是憑著科舉身分經商；相反的，移民社會的台灣，自始就崇敬有聲譽的殷商，而非獨尊科舉之士。由於郊商有其社會地位，所以一八五三年發生於艋舺的頂下郊拚，就是因經濟（河港主導權）和宗教（頂郊三邑人信龍山寺，下郊同安人尊城隍爺）之爭，由郊商帶頭的慘烈廝殺。敗逃的同安人在林右藻率領下輾轉來到大稻埕，既自組廈郊金同順，其後更成為統攝泉郊、北郊的三郊總長。
論者有謂，在安平、鹿港、艋舺因河海道淤積，以及歐美洋行大舉入侵後，台灣本土的郊商就逐漸走入歷史。其實，包括戴寶村、林玉茹等學者都指出，清代台灣的對外貿易港，除開清廷允准的五大正口（鹿耳門、鹿港、八里坌、烏石港、海豐港）與條約通商的口岸（基隆、淡水、安平、打狗）外，各地區的小口也扮演積極能動角色，不僅與中國沿海各地通商，其至遠及日本與東南亞，足見台灣郊商航運能力實令人瞠目結舌。
郊商更不會坐以待斃。就以做為茶葉集散地的大稻埕來說，學者蘇碩斌就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群學，二○一○年）提及，大稻埕的市集係由「（1）往來中國大陸的郊行貿易；（2）往來世界各國的茶葉市場。兩者並非零合互斥，而是相互共榮。……金同順的主導人物即前面提及的大稻埕市街領袖林右藻……這彷彿艋舺頂郊權力運作的延伸，可以看到經濟、社會、宗教三合一功能的『地方社會』運作，只是大稻埕少了宗族大姓的干預力量」。
如此郊商無疑就是東寧鄭氏海商集團的傳人，而其精神在今日「台南幫」身上亦可見及！至於貿易產業的轉變導致台灣的政治、經濟中心北移，這又是另番課題了。
雖說「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反映了閩粤人民橫渡黑水溝的懼怖與決絕意志；然而台灣錢淹腳目，「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俗諺就陳述了幾項事實：首先，刻畫了台灣自南而北的開發覽圖；其次，港口及腹地的榮興，主要端賴郊商；最後，台灣西海岸港口的淤塞，致使三個指標性港口在一八六○年代以後逐漸沒落。郊商在乙未割台後，也因貿易轉以台日為主調，終致走入歷史，但也有不少蛻變轉型者。
可以確認的是，台灣自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以來，已然形塑出強烈的重商性格，通商貿易就是台灣的求生之道。了解這點，才能進一步申述郊商在清領期間扮演什麼多重角色？再從中看出台商的精神，這有其鑑往知來的重要啟示。
還是先略述一下「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傳奇。由於台灣為移墾社會，在移民拓墾之初，手工業難以扶持，一切日常用品皆仰賴唐山，而台灣生產的米糖商為唐山所需，所以形成一種區域分工。等到墾戶日多，工商百業興起，商業競爭日烈，為維護同行利益、鄉誼交情，就逐漸發展出行會組織，這種行會在清領年間的台灣就稱為「郊」。安平即荷蘭時代的大員，愛新覺羅王朝拿下台灣後，安平依舊是府治所在，並成為台海兩岸貿易的指定港口，所以自也成為郊商嚆矢，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三大商號由此誕生。
由於閩粤渡台者日多，單靠安平一港實在難以容納，所以到了一七八四年，彰化鹿港正式開港。鹿港在十九世紀初已有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的記載，後來在嘉慶年間已發展出八郊。至於北台地區，一七九二年開放八里坌港，准與福州的五虎門、蚶江往來，淡水河日益繁盛，而位居淡水河上游的艋舺，因位屬要衝地，泉郊、北郊、廈郊遂匯聚於此，於是「一府二鹿三艋舺」盛名由此傳開。
基本上，以郊來稱呼商人團體的民間習慣，大概祇見於清代台灣、廈門等閩南地方，以及閩南人移居的某些東南亞地區。關於「郊」字的指涉，學者方豪認為是由「艚」字演變而來，但卓克華在《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臺原，一九九○年）一書提出「郊者，言在郊野（邑外之郊野），兼取交關（意為作生理買賣）意也」，這可能較符實情；另外，行郊雖和唐山的行會性質雷同，卻兼有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諸特點，所以作用又超出一般的同業公會之上。
台灣的行郊含有極濃的宗教色彩，郊首常稱為「爐主」，郊的成員常稱「爐下」（或「爐腳、爐丁」），爐指祭祀內的香爐，爐下需守郊規，在「緣簿」上登記住所、店號及所負擔的經費數額。爐下常在媽姐或其他神明誕辰時聚會宴飲並討論郊內事務，爐主由爐下在神明面前擲筶抽籤產生，還必須負責提供祭祀的香火及酬神的戲劇，寺廟因而常是諸郊的辦公場所。諸郊於寺廟或會所內置有公坪、公磅、公斗、公量，以為各行商交易秤量標準。據此，學者林滿紅主張「宗教為傳統中國商業經營之重要憑藉」，一反韋伯（Max Weber）有關中國的宗教有礙商業發展的看法。
卓克華針對行郊的組織與功能，提出「經濟、宗教、文化、政治、社會」五大層面來深究：經濟功能，包括操縱物價、統一度量衡、保衛財產仲裁糾紛、溝通官府疏通商困；宗教功能，包括舉辦祀神活動與修建寺廟；文化功能，包括建學校、孔廟、捐助學田租；政治功能，包括協助官府防衛地方安全、捐運官府軍需以及協助官府舉辦賑災、修築等公共事務；社會功能，包括舉辦造橋修路、捐置義塚、修濬河道與移風易俗等公益活動。
不過，卓克華也指出，清代行郊的組織功能以社會（包含宗教、文化）功能居首，經濟功能次之，政治功能殿末。拙意以為，清代台灣的行郊就是移民社會裡最生機盎然的民間社會。行郊基本上是由商人自願加入而成立，這和西方的基爾特（guild）有強制性和壟斷性不一樣，但學者邱澎生在比較蘇州會館、公所與台灣行郊異同後，指出行郊成員的緊密性與觸角遠非蘇州商人所能類比。他引石萬壽之言「有關三郊之事，一般都以為是同業公會。筆者先世營商，店號石鼎美，為糖郊之首，掌三郊的三大簽。同為糖郊掌三大簽者，尚有林新億興等，似非同業公會，故比之為大貿易商業集團較為恰當」。「大貿易商業集團」雖仍有異但要義不遠。
日治初期，新殖民者發現僅有少數清代郊規形諸文字，林滿紅解為「法律規定之少可能與宗教對商業活動有強大約束力互為因果」。但我的看法是，行郊雖非強制性公會，但因兼具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所以它也絕非鬆散團體。祇因彼時大清政府對台採消極態度，民間必須自力救濟，對變局與動亂的反應就靈敏至極；再者，橫渡黑水溝既是天險，郊商組成既是分散風險，也是信賴關係的具體表現，爐主常常就是宗族之長、地方賢達。
話說中國在明清以後，商人地位已大為提升，清末投入新興企業的科考仕紳所在多有，但絕大多數還是憑著科舉身分經商；相反的，移民社會的台灣，自始就崇敬有聲譽的殷商，而非獨尊科舉之士。由於郊商有其社會地位，所以一八五三年發生於艋舺的頂下郊拚，就是因經濟（河港主導權）和宗教（頂郊三邑人信龍山寺，下郊同安人尊城隍爺）之爭，由郊商帶頭的慘烈廝殺。敗逃的同安人在林右藻率領下輾轉來到大稻埕，既自組廈郊金同順，其後更成為統攝泉郊、北郊的三郊總長。
論者有謂，在安平、鹿港、艋舺因河海道淤積，以及歐美洋行大舉入侵後，台灣本土的郊商就逐漸走入歷史。其實，包括戴寶村、林玉茹等學者都指出，清代台灣的對外貿易港，除開清廷允准的五大正口（鹿耳門、鹿港、八里坌、烏石港、海豐港）與條約通商的口岸（基隆、淡水、安平、打狗）外，各地區的小口也扮演積極能動角色，不僅與中國沿海各地通商，其至遠及日本與東南亞，足見台灣郊商航運能力實令人瞠目結舌。
郊商更不會坐以待斃。就以做為茶葉集散地的大稻埕來說，學者蘇碩斌就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群學，二○一○年）提及，大稻埕的市集係由「（1）往來中國大陸的郊行貿易；（2）往來世界各國的茶葉市場。兩者並非零合互斥，而是相互共榮。……金同順的主導人物即前面提及的大稻埕市街領袖林右藻……這彷彿艋舺頂郊權力運作的延伸，可以看到經濟、社會、宗教三合一功能的『地方社會』運作，只是大稻埕少了宗族大姓的干預力量」。
如此郊商無疑就是東寧鄭氏海商集團的傳人，而其精神在今日「台南幫」身上亦可見及！至於貿易產業的轉變導致台灣的政治、經濟中心北移，這又是另番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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