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2018年11月9日，是舊俄三大文豪中年紀最長的屠格涅夫，歡度200歲冥誕的日子。畢竟屠格涅夫爾後的影響力是稍遜托爾斯泰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但任何人想理解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心緒、歷程 ，就不可能跳開屠格涅夫以及他筆下的小說，「虛無主義」、「多餘的人」這些概念都因屠格涅夫，有了明晰清楚的意象，且不僅於俄羅斯大地，舉世的父與子世代衝突，放在大環境下如何平心靜氣看待，屠格涅夫也提供了有力的手術斷層掃瞄，因而紀念屠格涅夫200歲之餘，關於文學／社會／政治的牽連總會再度掀起，於是我也試著草擬一番。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98期（2018年12月）
2018年適值兩大名人過兩百歲冥誕，一是馬克思。由於新自由主義海嘯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公、世代落差，馬克思高舉的階級正義大纛，重獲人們的青睞，這是大旱望雲霓的心理；另一則是11月9日誕生的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眾所周知，舊俄三大文豪分別是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後兩者迄今依舊是世界文學的重鎮，引發的討論、沈思猶如醇酒愈沈愈香，反倒是屠格涅夫已遭遺忘許久，讓人不知如何新議。可於我來說，不該如此！
猶記進入高中初嘗文青味的慒懂年代，志文的「新潮文庫」和遠景的「世界文學全集」都令我輩眼睛為之圓睜，似懂非懂仍拼命啃食，然後很快就面對巍峨的舊俄三座大山。其中，托爾斯泰大名於小學就聽聞，但也因仰之彌高，一直未敢叩門進入；而杜思妥也夫斯基，光是名號念起來都會咬舌，何況他的小說盡是磚頭書，儘管其後還是勉力讀下去，但不懂才是常態。
相形之下，屠格涅夫以一種親切身段邀人入室，於是《獵人日記》、《父與子》、《羅亭》…就一部部認真看下去。大概是心意相繫吧！《父與子》還先後看了至少兩遍，「虛無主義」（Nihilism）此一詞彙透過巴扎洛夫（Bazarov）這一主人翁的形象演繹從此深烙腦海。然後，《羅亭》（Rudin）那種但知言說卻怯於行動的「多餘之人」（superfluousmen）圖像，也是導引我認知舊俄知識分子的指南。
換句話說，我不但藉由屠格涅夫一腳跨入舊俄文學，也是透過他的小說認識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與俄國史。可，弔詭的是，雖然屠格涅夫為人謙沖和善、寬容大度，但相較於個性更為鮮明、不可妥協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不論在世期間，或是過世130多年來，爭議始終不斷，甚至根本就是拿他當箭靶，這是怎回事呢？
聚焦的談，屠格涅夫成功塑造了「多餘之人」的舊俄知識人物典型，無論羅亭或巴扎洛夫皆然，甚至屠格涅夫本人都跳不開這種無奈，以致巴扎洛夫之死讓他飽受批判。不管屠格涅夫是否遭誤解，當他置身一個專制政治、農奴經濟、封建社會、文盲多數的國度，批判溫和善變的屠格涅夫就祇能是苦悶知識分子宣洩痛苦的無奈作為罷了。

雖然，人一思想就想為文創作，所以作家得以多方來源；但，畢竟作家執筆為業，因而同屬執筆陣營的新聞記者，和文學作家的親近性難免強些。證諸古今中（台）外，記者出身的大作家真是豪奢強隊。人固為主體，但沒個生產場域，文學創出殊難活絡，於是文學獎的獎挹就重要無比，但從早年報社主辦的文學獎，到如今 「鏡文學」的新取徑，似又讓人看到光源所在。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95期（2018年9月）
隨著網路發達，通訊平台逐一上場，不但人人都是自媒體，信手拈詩、發為散文，甚或自創類型小說，不一而足，雖還稱不上綠蔭成叢，但也夠搭建小小綠洲了。似乎文學之水又多了一道活源；但另一方面，在台灣這一島嶼上，想靠文學作品謀生過活真是奢想過度，偏偏傳統的文學雜誌、副刊日益萎縮，祇能勉力維持既有的文學生產線，但要想擴大再生產，就有些難哉！那麼台灣的作家、文學渴求者又是倚靠什麼維生？
文學如生命，自會尋求出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聰穎、創意的新一代文學家如朱宥勳、盛浩偉等已然透過網路開闖新路；但通常台灣的文學工作者除了極少數仰賴寫作外，寄寓的職業要不是如上所說的副刊、文學雜誌，就是文學出版社、學院裡的文學系所，這些都很理所當然，卻也狹隘的可以；但有個行業常讓人疏忽它與文學原創的牽繫，那就是記者──無論是報紙或雜誌。
雖說近年在鄉民的渲染下，「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甚至「記者」還被賤寫成「妓者」，致使記者之名蒙上偌大的污名；但弔詭的是，鄉民狂轉的諸多文章其中有不少就出自記者之手。所以一方面狠摧記者園地，另一方面又構築新的媒體堡壘。更值得憂心的是，在如今多數媒體追即時、獵辛辣的嗜血條件下，還能一秉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精神者，俱屬於資深、獨立性強的記者，他們已愈來愈成為漠地奇花了。

五十年前的1968，不僅是個年代數字，它還是二戰之後世界史的分水嶺。自西徂東 ，由北而南，全籠罩在一股青年的憤怒風暴裡，似乎祇有台灣自外於這道世潮，以致後人不解、悔恨；不過真要抽絲剝繭，就會發現彼時台灣社會仍有微微波動，雖然很快被壓抑下去，但曾走過總留下痕跡，於是劉大任的《浮游群落》述說了那段傳奇。同樣的，由台留美的諸多覺青，儘管晚了幾年，依舊從保釣運動承繼了西方世界的青年憤怒風潮，張系國的《昨日之怒》是為筆記。將兩小說重新置於那時代，或仍有可談之處。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92期（2018年6月）
1968，在戰後世界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標意涵，迄今五十年了。
該年年初北越和越共聯手製造「春節攻勢」，從此美國國內反戰聲浪高漲，美國亟思從越南戰場撤離；四月，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遭暗殺，引發憤怒的非裔族群抗爭不斷。同時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反戰大騷動，其他大學紛紛跟進；五月，法國發生震驚全球的大學生抗爭運動，其後工人大罷工助陣；六月，羅伯．甘迺迪遇刺身亡，民主黨生態丕變。東京大學學生佔領安田講堂；八月，蘇聯暨華沙集團入侵捷克首都布拉格，鎮壓民主改革風潮。美國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場外警民大亂鬥；十月，奧會舉辦前夕，墨西哥警方射殺示威學生，多人傷亡。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八屆擴大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開除劉少奇黨籍。
自西亙東、由北而南，舉世在60年代盡皆捲入風暴之中，而在1968這一年全面連環爆；但似乎台灣就是風暴的特例，該年發生的唯一大事是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置身於全球抗爭的浪潮外，很意外卻完全可以理解，祇因那是徹底鎖國的白色恐怖戒嚴年代。所以陳映真生前不斷慨歎台灣的60年代寸草不生、抗爭無影。當然，台灣不是桃花源，總有少數人嗅聞了世局新空氣，也想同步躍舞，但現實桎梏太強大，祇能千迴百遶，透過李敖的個人秀，或是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的展演，宣洩集體的苦悶。

歷史小說是見證一個民族或國家成立、發展、轉折的重要文字呈現，也是作家在真實與虛擬間自我平衡的文類。日本的歷史小說向來豐沛，更是電視大河劇不竭的泉源；相反的，台灣在這方面相當枯涸，不過，二十一世紀以後，施叔青和陳耀昌相繼以新的視野投入歷史小說的洪流，亦獲得相當的好評，我遂寫就此文紹介一番。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89期（2018年3月）。

為了迎接明治維新150周年，本年度的NHK大河劇推出《西鄉殿》（西鄉どん），原著出自林真理子的歷史小說，此劇恰可與1990年的《宛如飛翔》（翔ぶが如く）作對比，該片係改寫司馬遼太郎原著作為腳本。事實上，幕末崢嶸人物輩出，作為「維新三傑」之首的西鄉隆盛，從來都是日本歷史小說家導入幕末的必考大物，刻畫幕末的歷史小說豈僅司馬遼太郎一家，祇是以他最拔尖罷了。
讚歎日本大河劇，回首台灣的戲劇難免有憾；但這有個基本差異：日本的歷史小說源源流長，量大、多景，淬取之下自然醇香四溢；而台灣自高陽以降就有了斷層。同樣的，和高陽互為瑜亮的南宮搏，他的歷史小說從香艷到政治暗喻的安排皆有之，所以也頗受歡迎；但他和高陽都有同樣的歷史侷限，那就是流亡心態，致使他們對搜羅台灣的奇譚異聞、史詩頌歌興趣缺缺。
此外，台灣的歷史小說始終難有康莊大道，一路上雖偶見綠洲，但海市蜃樓才是日常。何以台灣的歷史小說（尤其是紮根於本土的大河史詩）未能蔚為洪流？語言的束縛、歷史的湮滅不載、動輙得咎的文字獄，致使台灣史始終被當成中國史的婢女，毫無自主自立的空間，遑論必須攀沿史實再造想像力的歷史小說了。必須政治解嚴、文化鬆綁後，一切才有個好起頭。

近來，婦聯會爭議甚囂塵上，辜嚴倬雲的負隅頑抗讓識者搖頭，而一年前辜嚴倬雲次子辜成允意外身亡，似乎都暗喻著鹿港辜家的辜振甫一系面臨重大的考驗。於是，回顧百多年前，由辜顯榮發跡的爭議，再到辜振甫的接班，這家族的發展與近代台灣史可謂息息相關。辜家未來當然還有一片天，但過往足跡，也足堪我們對其作必要的定調。此文刊於《新新聞》1614期（2018.02.08~02.14）
近來婦聯會風波不斷，前婦聯會主委辜嚴倬雲被視為是幕後作梗的黑手，而她的身分除了是黨國體制分靈體的看門犬，也是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遺孀；另一方面，去年此時前台泥董事長辜成允，至晶華酒店參加友人婚宴，宴會結束後不慎由三樓跌至二樓半的平台，因撞擊到後腦勺，兩天後宣告不治，他是辜振甫次子。
應該是巧合，但2001年辜振甫長子辜啟允過世，打亂和信集團的接班計畫，2005年辜振甫也羽化登仙，和信集團交由次子辜成允承繼，未料辜成允意外身亡，雖說集團領導人在辜振甫么女辜懷如之婿張安平帶領下穩定成長，但相對於中信金控辜仲諒等的男丁興旺，辜振甫一系在十多年間連走三位重要成員，難免讓人唏噓。
華人社會總流傳著「富不過三代」的說法，雖然辜家爭議性頗高，但觀諸辜顯榮發跡迄今超過百年的時間，辜家似仍屹立不搖，所以該問的是：他們憑什麼可以跨越不同政權而持盈保泰？除了大量的政治投資、機動性的效忠調整外，家族與個人特質也殊堪重要。因此要談辜振甫的和信集團是否會逐漸沒落，還是得從辜顯榮祖這一開基祖說起。

一轉眼，蔣經國竟已逝世30周年！想想看，當年出生的小孩如今就即將步入而立之年。再看看三一八運動期間的年輕朋友，絕大多數是1988年以後出生者，即使年齡再大些，彼時不是牙牙學語，就算步入小學也依舊是天真浪漫，不知政治為何物的稚童。總之，這是一批解嚴世代的男男女女。他們當然會有他們的蔣經國觀，但絕大多數僅能憑文物、報紙、書籍、影像去拼湊這號人物，甚至有些不關心大千世界的年輕世代，除了自己與極少數的同儕以外，老北老木是誰都不乎了，何況是蔣經國！所以要談論蔣經國，非有一定年紀不可了！

猶記得30年前這一天晚上，正在看八點檔肥皂劇，突然穿插了一個上頭寫著「蔣經國總統不幸於今日下午三點五十五分病逝」的畫面，意外但並不震驚。還記得在蔣經國死前20天，他前往中山堂參加國民大會，遭民進黨籍國代集體抗議的場景，有人說他是為此吐血而亡，也有人說是因張憲義叛逃美國，壞了國民黨的核武計畫，蔣經國為此氣絕。由於當時他的身體狀況極糟，所以應是兩者鬱結於心，導致他「早亡」吧！
蔣經國一死，第二天起電視、電台再度祭出自肅令：娛樂節目一律取消，畫面由彩色變黑白。行政院也發出「國喪」期間，禁止一切示威遊行和請願的緊急命令；不過相較於蔣介石死後一個月如喪考妣的誇張情境，這一次的自肅縮短為一星期，且因時代不一樣了，除了官方一如十三年前那般行禮如儀外，年輕的民進黨員們似乎無感，不過朱高正頗配合國民黨的哀樂，表現出孝男的真情流露。

詩人余光中走了！
台灣文壇絕少有人如他這樣評價多歧、蓋棺難論定。爭議最力的自是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的一篇〈狼來了〉，那是他畢生最大的污點。另外，他也作了不少政治阿諛詩；但絕大多數人未曾注意的是，早年他是西化論的前鋒戰士，何以晚年變成中華舊文化的守護者？我試圖梳理出文化軌跡來「同情理解」他，但主調仍著重於批判。本文刊於《鏡週刊》2017.12.17

N年（至少二十年起跳）前，曾窩在圖書館查詢鄉土文學資料，剛好左近陳列著《文星》雜誌，既來之當然得入寶山一窺，儘管是陳年舊酒，聞之卻醇厚濃郁、樂在其中。其中有篇文章〈儒家鴕鳥的錢穆〉（80期，十四卷二期），作者痛斥「錢穆先生是一隻典型的儒家鴕鳥。他站在大英國旗的陰影裡，夢想著古中國的光榮。他只看見西方的太空人，看不見（或者不承認他看見）西方也有他們的『聖人』，也有他們的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只看見西方的機械，卻沒有看見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由於我極端厭棄錢穆這類的國粹派文人，所以此文讓我澎湃激昂不已。此文作者是誰呢？余光中是也！
那是1964年6月的文章，余光中正值文思正盛的36歲峰期，而他在《文星》寫過不少潮味的犀利文章（總計他在《文星》發表的詩、散文凡六十六篇），顯見他亦是西化派的前鋒戰將，難怪他對咀嚼中國舊文化，以管窺天下的錢穆是何其不屑。錢穆一生是始終如一的「反潮流」人物，是捍護中華文化的唐吉訶德。當年的西化青年擊鼓而攻之，一點都不意外，可，為何昔日之芳草，今竟成蕭艾！？這個大問號遠大於〈狼來了〉所留的污漬，盈繞我心久久不解。

第五十四屆金馬獎，台片大放異彩，其中尤以《大佛普拉斯》和《血觀音》最受矚目 ，兩片映前映後備受討論。我試圖參照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談論瀆神的概念，用以探討二片，但盼引發各種異想可以齊出。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7.12.10
第五十四屆金馬獎已然風光落幕。由於一掃去年中國片全面霸凌台片的陰霾，今年台片可謂大放異彩，其中《大佛普拉斯》（以下簡稱《大》）和《血觀音》（以下簡稱《血》）更是支撐榮耀台灣的雙塔，而兩者都是神片！
既因兩者都圍繞著宗教，從而牽扯出官商勾結的內幕，而且整個的劇情編派、攝影、音樂風格都迥異於前，所以謂之神片。
《大》如台啤，嗆辣中留有鬱氣，時間因而定格，那是台灣人常有的三聲無奈（無錢、無背景、無感情）；《血觀音》則如高梁摻入威士忌，濃郁的後座力猶如黑洞的磁吸，時空不知推移到何種座標。兩片風格差異頗大，但不能因《血》攬得金馬最佳劇情片，就妄斷軒輊高下。倒是兩片各自祭出如來、觀音作為影片的符碼，卻又在宗教聖名下行官商勾結之陰醫，因此兩片都有強烈的瀆神（profanation）氣味。

當代台灣文學有道分水嶺，那就是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以及由之衍生的論戰，迄今剛好四十周年。
關於此一文學脈流的源起、發展與影響，歷來討論者不少。而論戰涉及的文學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諸關連，討論者亦不少。二十年前分屬兩陣營的人士，各自舉辦研討會各言爾志，但要說論戰已然定論，其實還言之過早。我忒以宗教改革的兩大元素：印刷術與翻譯聖經，作為參考指標，再談「鄉土文學論戰」的後勤支援，並期由影像的發展，帶出更多討論。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86期（2017年12月）
2017年漸次消隱，這一年國內外有幾個大型紀念活動：二二八事件70周年、台灣解嚴30周年、宗教改革500年、俄國大革命100年，樣樣都有人侃侃而談，也抽繹出不少深刻意涵；但唯獨鄉土文學40年乏人問津，殊為遺憾！
或因論戰的兩個重要戰將王拓、陳映真已於去年先後辭世，以致人物聚焦不足；又恐是兩人在二十年前各據擂台，涇渭分明述說鄉土文學論戰的曲折幽境，導致絕大多數人怯／厭探問論戰的成因、性質與影響。然而看似靜悄悄的表象，卻激盪出重鎖心門的聲響，識者無不猝然驚心。

向來傾慕古都之旅，就中以京都和伊斯坦堡予我的印記最深。兩都風華都逾千年，卻在國家銜接現代之際退居二線。但兩都並未衰褪老去，反而日新又新。當然，兩都性格亦大異其趣，所以我試圖以宗教興衰起承縱談兩都，或可激起旅遊者一些不一樣的想像空間。本文同步 刊載於《文訊》383期（2017年9月）。
曾經傲世群倫、璀璨逾千年，卻在近代因為政治旋轉門的更易而瞬間失寵，如此境遇我想到的是日本的京都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京都和伊斯坦堡不僅古意盎然，且鮮味十足，難怪造訪者流連忘返，還想歲歲月月再來。六年前初夏造訪伊斯坦堡時，偶然間覺得可與京都作對照，今夏終和睽違多年的京都再次重逢，遂發想為此文。
總的來說，宗教的興革／傳承正是京都和伊斯坦堡得以長續，並蔚為舉世古都的重要成因。
須知，西元八世紀末桓武天皇即位就亟思想擺脫平城京，並屬意在山背國長岡京營建新都，但主導遷都大計的天皇寵臣藤原種繼遭暗殺，桓武天皇趁機鏟除反遷都的宮中勢力，桓武天皇的同母弟早良親王因而絕食憤死，其後天皇周遭不少人離奇死亡，同時長岡京洪水不絕，一切都指向係早良親王的怨靈在作祟，於是桓武天皇毅然放棄長岡京，改往北邊葛野郡宇太村興建新都，此即平安京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