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載於《新新聞》周報879期（2004年1月8日～1月13日）【說書】專欄，原題〈愛拚才會贏的台灣家族〉，講述的是霧峰林家在台灣近兩百年的興衰榮辱史。縱論台灣史上的豪門巨族，意不在搞偶像崇拜，而在於縷述這些豪門世家作為開拓先鋒，它的樣貌演化正是台灣史的縮影，霧峰林家相對於其它的豪門大族，更是不可瓜代的夙昔典範。追索過往，我們才可能得知未來的軌跡。
《霧峯林家──台灣拓荒之家（1729─1895）》（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 the Lins of Wu-feng , Taiwan , 1729-1895）
麥斯基爾（Johanna Menzel Meskill）著，王淑琤譯，文鏡文化，1986
台灣的政治表演中心，於九○年代初由台中霧峯的省議會轉進台北的立法院之後，霧峯林家更添「獨留青塚向黃昏」的悲愴；而九二一大地震的強力摧殘，使得名列二級古蹟的霧峯林宅劫厄難逃，下厝的大花廳全毀、宮保第殘破不堪，上厝的草厝灰飛煙滅、蓉鏡齋已類廢墟……我相信原本就已被多數台灣人塵封入庫的霧峯林家歷史，這下子更是形跡碎裂、影像模糊了。
璀璨風華了兩百多年的霧峯林家就止於二十世紀嗎？此時此際，再談麥斯基爾（Johanna Menzel Meskill）的《霧峯林家──台灣拓荒之家（1729─1895）》豈不只有懷古憑弔的意味嗎？特別是，如今連此一中譯本也都絕版難覓了！
須知，麥斯基爾教授其後數度前往霧峯進行田野訪查、古物蒐尋，最後於一九七九年出版該書，頗引起海內外學界的矚目。這也讓林家後人有所體悟，遂大力資助台大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從事進一步的探勘查訪，而後才有《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六四年）》、《霧峯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八五年）》（自立晚報，都已絕版）二書的產出；同時林家後人也進一步捐贈林獻堂先生總計廿七冊的私人日記，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於二○○一年以《灌園先生日記》之名開始印行出版（目前已出版十冊），由於這批日記的公諸於世，關於霧峯林家在日治、戰後初期的整體動態，才有了更翔實可靠的一手史料。不少人會問：霧峯林家的主題真有那麼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台灣史若少了霧峯林家的成員和行跡，將是光影晦暗、淡而無味。理由犖犖大者如下：
──霧峯林家和板橋林家是台灣近四百年來，發展軌跡超過兩百年、同樣來自漳州、聲名遍及全台的唯二大家族。黃富三教授指出，霧峯林家政治價值取向較強，政治態度剛強，立場較鮮明；板橋林家則經濟價值取向較強，政治態度偏柔，對官府採順應立場。兩個家族迥然不同的命運走向，常成為後世月旦品評或採行仿傚的樣板。（悲觀的看法是，多數台灣人會採板橋林而非霧峯林路線。）
──具體地說，清代台灣的三大民變（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後兩者就和霧峯林家相關。林爽文事件讓林家中衰將近四十年。而戴潮春事件的起事者戴潮春、林日成、洪欉根本就是衝著霧峯林家而來，民變為名，分類械鬥為實。霧峯林家的土豪性格常成為風暴源頭。
──土豪性情濃烈的林文察，因緣際會率台勇投入中國內地的太平軍平亂事宜，累功昇至福建陸路提督，這是有清一代台灣人之中軍階最高的兩名武將──另一位是嘉慶年間昇至水師提督的嘉義人王得祿。
──林文明枉死於彰化縣府（所謂「壽至公堂」的民間故事）、林奠國囚於福州監獄，是台灣於清治時期原因最不明、牽連官紳人物最廣、纏訟最久的政治─法律大公案。
──林朝棟是中法戰爭期間戍守基隆的第一功臣，日後他和板橋林家的林維源並為首任巡撫劉銘傳的左右股肱。到了乙未割台的危疑時刻，林維源自始即表現出落跑怯懦的本性，而林朝棟儘管也是未戰即渡海而去，卻是退陣有節，於是民間對兩林姓大家族的評價落差即現。
──林獻堂以霧峯林家的族長身分投入民間抗日行動，且被推舉為台灣人的精神領袖。儘管囿於大地主身分，行動不可能過激、抗爭有其妥協性，但相較於只知墨守封建、不識台灣新局的舊文士如連橫者流，以及高懸「順民」招牌的板橋林家，甚至主動附和日帝惡行的鹿港辜家、高雄陳家，霧峯林家絕對無愧於台灣。
──林家歷經清治、日治、國民黨來台的朝代更迭，唯一不變的是，儘管林家未曾有武力抗官的紀錄，但統治者和林家卻始終處於緊張對峙的關係，林家興衰就此波動難止，霧峰林家是台灣史上的異類。
麥斯基爾首先縷述十八世紀彰化平原的政經社會形態，這讓我們清楚理解林家開台祖林石於一七五○年代自福建平和渡海來台，經由拓墾致富而成為大里栰墾首或頭人的背景，其後因受族人林爽文之累，林石的榮華瞬間烏有。長子林遜之媳率二子瓊瑤、甲寅遷徙至霧峯，一八三○年代甲寅經商致富才讓林家再起，甲寅暨其子定邦、奠國確立了霧峯林家的根基。
而定邦、奠國二兄弟捨功名科舉之路，以土豪作為大肆拓展林家財勢，然樹敵眾多的結果，導致定邦於一八四八年為仇敵林和尚所殺，數年後定邦長子文察既報父仇，又因太平軍勢猖，清廷急需文察剽悍的私人武力來助陣，終使文察得以馳騁閩浙戰場，獲左宗棠的信任重用，聲勢並及於北京的紫禁城，一時文察的英雄形像臻於顛峰，作家鍾喬幾年前創作的《阿罩霧將軍》（晨星），講的正是林文察的故事。但林文察畢竟不脫土豪本色，他與其弟文明及叔父奠國於一八五○年代常以不法手段拓展勢力範圍，戴潮春事件正是林家仇敵的強力反擊，而文察等人則公報私仇，趁機再削對手實力（占田、奪水源）。土豪的弱點在於擁有戰功之後，竟恃寵而驕不理官場禮數，於是文察在島內得罪眾高官後，最後卻被逼回福建戰場，一八六四年殉難於漳州。
文察既死，包括凌定國、丁曰健、黎兆堂、王文棨等高官，就結合林家仇敵以政治、法律雙重手段，先逮奠國，再設計害死文明。其後從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二年，林家四次上京控官、要求平反。最後林家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妥協，官權固然不可侵，林家的財富大抵保住。更重要者，這期間奠國長子文鳳及文察長子朝棟開始改變土豪作風，與士紳結盟、化宿仇、施救濟、重文教，於是林家逐次由土豪邁向士紳階級。待朝棟成為族長後，林家的財勢聲威再創新高。而林家的儒家化在奠國三子文欽身上更是顯明，到了日治時代，文欽長子獻堂就以不卑不亢的氣節，成為全台最知名的賢達和抗日領導人。
麥斯基爾之書雖是學術著作，但娓娓道來卻如史詩詠頌，充滿一氣呵成的雄偉氣魄。同時視野夠廣，尤其描寫林家宅第、儒家教化內容的對比、女家長風格、財富的管理擴張……全然是西洋新文化史的增添，這些部分最值細研鑽研。當然，由於麥斯基爾以〈林氏族譜〉為主材料，並將部分未經確認的傳說納入主文，所以仍有未盡客觀之處，這方面黃富三教授的兩本力作是相當好的輔助讀本。
霧峯林家的故事，同時涉及移民史（內地化和土著化的爭議由此而起）、分類械鬥與民變、土豪（按如今的說法是橫跨黑白兩道的大哥）、經濟史（大小租、佃農的關係）、民間社會／國家互動、法律史、軍事史、通商貨殖史、建築史、文化史諸領域，而關於「勇敢出頭天的台灣人」、「花謝落土又再回」的精神內涵，我們都可以從霧峯林家得到豐盈的啟示。只是，不管是麥斯基爾或黃富三，都只談到台灣割日前夕，其實日治、戰後林家的處置之道更形重要，特別是三七五減租對林家的打擊究到何種程度，我們只有片斷零碎的理解，希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莫讓我輩再等個數十年才好。
《霧峯林家──台灣拓荒之家（1729─1895）》（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 the Lins of Wu-feng , Taiwan , 1729-1895）
麥斯基爾（Johanna Menzel Meskill）著，王淑琤譯，文鏡文化，1986
台灣的政治表演中心，於九○年代初由台中霧峯的省議會轉進台北的立法院之後，霧峯林家更添「獨留青塚向黃昏」的悲愴；而九二一大地震的強力摧殘，使得名列二級古蹟的霧峯林宅劫厄難逃，下厝的大花廳全毀、宮保第殘破不堪，上厝的草厝灰飛煙滅、蓉鏡齋已類廢墟……我相信原本就已被多數台灣人塵封入庫的霧峯林家歷史，這下子更是形跡碎裂、影像模糊了。
璀璨風華了兩百多年的霧峯林家就止於二十世紀嗎？此時此際，再談麥斯基爾（Johanna Menzel Meskill）的《霧峯林家──台灣拓荒之家（1729─1895）》豈不只有懷古憑弔的意味嗎？特別是，如今連此一中譯本也都絕版難覓了！
須知，麥斯基爾教授其後數度前往霧峯進行田野訪查、古物蒐尋，最後於一九七九年出版該書，頗引起海內外學界的矚目。這也讓林家後人有所體悟，遂大力資助台大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從事進一步的探勘查訪，而後才有《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六四年）》、《霧峯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八五年）》（自立晚報，都已絕版）二書的產出；同時林家後人也進一步捐贈林獻堂先生總計廿七冊的私人日記，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於二○○一年以《灌園先生日記》之名開始印行出版（目前已出版十冊），由於這批日記的公諸於世，關於霧峯林家在日治、戰後初期的整體動態，才有了更翔實可靠的一手史料。不少人會問：霧峯林家的主題真有那麼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台灣史若少了霧峯林家的成員和行跡，將是光影晦暗、淡而無味。理由犖犖大者如下：
──霧峯林家和板橋林家是台灣近四百年來，發展軌跡超過兩百年、同樣來自漳州、聲名遍及全台的唯二大家族。黃富三教授指出，霧峯林家政治價值取向較強，政治態度剛強，立場較鮮明；板橋林家則經濟價值取向較強，政治態度偏柔，對官府採順應立場。兩個家族迥然不同的命運走向，常成為後世月旦品評或採行仿傚的樣板。（悲觀的看法是，多數台灣人會採板橋林而非霧峯林路線。）
──具體地說，清代台灣的三大民變（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後兩者就和霧峯林家相關。林爽文事件讓林家中衰將近四十年。而戴潮春事件的起事者戴潮春、林日成、洪欉根本就是衝著霧峯林家而來，民變為名，分類械鬥為實。霧峯林家的土豪性格常成為風暴源頭。
──土豪性情濃烈的林文察，因緣際會率台勇投入中國內地的太平軍平亂事宜，累功昇至福建陸路提督，這是有清一代台灣人之中軍階最高的兩名武將──另一位是嘉慶年間昇至水師提督的嘉義人王得祿。
──林文明枉死於彰化縣府（所謂「壽至公堂」的民間故事）、林奠國囚於福州監獄，是台灣於清治時期原因最不明、牽連官紳人物最廣、纏訟最久的政治─法律大公案。
──林朝棟是中法戰爭期間戍守基隆的第一功臣，日後他和板橋林家的林維源並為首任巡撫劉銘傳的左右股肱。到了乙未割台的危疑時刻，林維源自始即表現出落跑怯懦的本性，而林朝棟儘管也是未戰即渡海而去，卻是退陣有節，於是民間對兩林姓大家族的評價落差即現。
──林獻堂以霧峯林家的族長身分投入民間抗日行動，且被推舉為台灣人的精神領袖。儘管囿於大地主身分，行動不可能過激、抗爭有其妥協性，但相較於只知墨守封建、不識台灣新局的舊文士如連橫者流，以及高懸「順民」招牌的板橋林家，甚至主動附和日帝惡行的鹿港辜家、高雄陳家，霧峯林家絕對無愧於台灣。
──林家歷經清治、日治、國民黨來台的朝代更迭，唯一不變的是，儘管林家未曾有武力抗官的紀錄，但統治者和林家卻始終處於緊張對峙的關係，林家興衰就此波動難止，霧峰林家是台灣史上的異類。
麥斯基爾首先縷述十八世紀彰化平原的政經社會形態，這讓我們清楚理解林家開台祖林石於一七五○年代自福建平和渡海來台，經由拓墾致富而成為大里栰墾首或頭人的背景，其後因受族人林爽文之累，林石的榮華瞬間烏有。長子林遜之媳率二子瓊瑤、甲寅遷徙至霧峯，一八三○年代甲寅經商致富才讓林家再起，甲寅暨其子定邦、奠國確立了霧峯林家的根基。
而定邦、奠國二兄弟捨功名科舉之路，以土豪作為大肆拓展林家財勢，然樹敵眾多的結果，導致定邦於一八四八年為仇敵林和尚所殺，數年後定邦長子文察既報父仇，又因太平軍勢猖，清廷急需文察剽悍的私人武力來助陣，終使文察得以馳騁閩浙戰場，獲左宗棠的信任重用，聲勢並及於北京的紫禁城，一時文察的英雄形像臻於顛峰，作家鍾喬幾年前創作的《阿罩霧將軍》（晨星），講的正是林文察的故事。但林文察畢竟不脫土豪本色，他與其弟文明及叔父奠國於一八五○年代常以不法手段拓展勢力範圍，戴潮春事件正是林家仇敵的強力反擊，而文察等人則公報私仇，趁機再削對手實力（占田、奪水源）。土豪的弱點在於擁有戰功之後，竟恃寵而驕不理官場禮數，於是文察在島內得罪眾高官後，最後卻被逼回福建戰場，一八六四年殉難於漳州。
文察既死，包括凌定國、丁曰健、黎兆堂、王文棨等高官，就結合林家仇敵以政治、法律雙重手段，先逮奠國，再設計害死文明。其後從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二年，林家四次上京控官、要求平反。最後林家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妥協，官權固然不可侵，林家的財富大抵保住。更重要者，這期間奠國長子文鳳及文察長子朝棟開始改變土豪作風，與士紳結盟、化宿仇、施救濟、重文教，於是林家逐次由土豪邁向士紳階級。待朝棟成為族長後，林家的財勢聲威再創新高。而林家的儒家化在奠國三子文欽身上更是顯明，到了日治時代，文欽長子獻堂就以不卑不亢的氣節，成為全台最知名的賢達和抗日領導人。
麥斯基爾之書雖是學術著作，但娓娓道來卻如史詩詠頌，充滿一氣呵成的雄偉氣魄。同時視野夠廣，尤其描寫林家宅第、儒家教化內容的對比、女家長風格、財富的管理擴張……全然是西洋新文化史的增添，這些部分最值細研鑽研。當然，由於麥斯基爾以〈林氏族譜〉為主材料，並將部分未經確認的傳說納入主文，所以仍有未盡客觀之處，這方面黃富三教授的兩本力作是相當好的輔助讀本。
霧峯林家的故事，同時涉及移民史（內地化和土著化的爭議由此而起）、分類械鬥與民變、土豪（按如今的說法是橫跨黑白兩道的大哥）、經濟史（大小租、佃農的關係）、民間社會／國家互動、法律史、軍事史、通商貨殖史、建築史、文化史諸領域，而關於「勇敢出頭天的台灣人」、「花謝落土又再回」的精神內涵，我們都可以從霧峯林家得到豐盈的啟示。只是，不管是麥斯基爾或黃富三，都只談到台灣割日前夕，其實日治、戰後林家的處置之道更形重要，特別是三七五減租對林家的打擊究到何種程度，我們只有片斷零碎的理解，希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莫讓我輩再等個數十年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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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達，怎麼把你本來那張好照片給換下了呢？很可惜呀！ 強烈建議考慮再換回去吧！^^ Bonfleur from Rouen
關於日治時期的林獻堂，許雪姬有一些研究，目前灌園先生日記的註解、編輯工作也由她帶領。 另，灌園先生日記已經出到第八冊了。 我個人對林獻堂的事蹟，可貢獻一點野史，但真實性我想是很高的。一位長輩透露，戰爭剛結束時，少壯派日本軍官想以台灣為基地負隅頑抗，尋求台灣人協助，希望仿台灣民主國方式宣佈獨立，日軍可作為台灣人傭兵。他們第一個找的就是林獻堂，但林獻堂委婉拒絕，並向日本軍方表達台灣人當時最渴望的乃是和平和儘速重整家園。後來日本軍方還是找到了幾位願意和作的士紳，只是安藤利吉總督出面阻止了這個計劃。 這個「台灣獨立陰謀事件」，個人一直很感興趣，只是尚未看到一手史料，不知真相到底為何。但我想以林獻堂當時的地位，不動到他似乎不可能。
抱歉之至，因為這是去年年初發表的文章，如今轉貼到部落格上頭，未及將《灌園先生日記》已出版的數目更正（八本），感謝您的提醒。 關於日本敗戰之初，所謂的「台灣獨立事件」，大概是這樣的： 在台的日本軍人，有一部分不願接受戰敗的現實，企圖與台灣人協力使台灣獨立。曾任台灣軍參謀的陸軍少校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為組織「台灣治安維持會」召集了所有與日本的台灣統治協力或反抗的台灣人領導者。終戰翌日的八月十六日，中宮秘密與辜振甫會晤，出示維持會的組織成員。據此，林熊祥為副委員長、貴族院議員許丙為顧問、辜振甫為總務部長、委員長即預定由林獻堂擔任。翌十七日經過第二次接觸後，二十二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杜聰明、律師林呈祿、貴族院議員簡朗山與辜振甫等連袂往訪安藤總督。但是安藤總督不但反對台灣獨立，也禁止了自治運動。因此，二十四日所有關係者三○餘人聚集在許丙家宅，做了中止運動的決定。後來，國民黨政權對此「台灣獨立計劃」事件的關係者加以處罰，各處一年十個月至二年二個月的有期徒刑。 不過另有一說：依鈴木茂夫整理編輯而成的《最後的台灣總督府》資料集，發現日本戰敗後不久，台灣知識菁英對回歸中國，深感不安，辜振甫台獨案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是台灣人的主動要求，而不是日本軍人的策動。血氣方剛的辜振甫應是參與甚深，所以次年才會遭國府判刑；但也因為他鎯鐺入獄，二二八事件時才逃過一劫。年初出版的《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一味在替辜振甫辯解，粉妝塗抹過甚，反而難看至極。 依林獻堂的年紀、個性，應不致主動參與並認可這樣的舉動，只不過是當場嚴拒，或虛與委蛇？外人就無從得知。 基本上，不論是日本少壯軍人主動，或台灣士紳階級主動，反映的只是不安惶恐心理的集體投射，與我們如今理解的台獨沒啥直接關聯。
談一點更近代的林獻堂。 許雪姬曾發表一篇論文談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現。文中為林獻堂「說項」的立場仍有待商榷。基本上，林獻堂是個中國右派民族主義者，若說他在日治時期相對台灣其他大家族的態度是更傾向政治，則在國民黨當朝初期，他的角色其實更為保守怯懦。﹝寫至此，忽然思及，連戰雖為半山，但也是台灣名門望族之後，祖先留下之產業亦龐大，且涉入政治更深，然其性格多少與林獻堂亦有同調，不是嗎？﹞持同情論者總喜以林獻堂之家大業大，身為台灣大家族之長，性格難免守成持重云云，致使許雪姬在論及林獻堂檢討二二八事件時對台民的批評頗為贊同，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猶未完全平息的三月下旬便認為，台人在日本統治下，因被「強迫進行同化改革，致使養成台人島國狹小之心胸，乃有二二八急性行為...」﹝刊於民國卅六年三月二十日之《新生報》﹞，許雪姬對此持贊同觀點外，並引莊垂勝之子林莊生說法加強此件之客觀性，後者認為「台灣在十幾年的戰爭和皇民化運動使台灣人完全與世界潮流隔離，戰後這個圍牆打開了，人們對新文化、新思想的求知欲非常高」── 林莊生原文上下脈絡如何不得而知，況且台灣人是否在日治時期與世界潮流隔絕，更不無疑義，但許雪姬引林言肯定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中對台民的批評，更以為「目前台灣民族主義者可能不願平心靜氣來看此問題...」，平心而論，吾人不知林獻堂在《新生報》發表知言論是否出於自由意志，但許雪姬引之證明林獻堂之「不以偏蓋全」，則或許只代表許氏本人或與其同派意見者之「偏」罷了，畢竟林獻堂在階級光譜中是個典型的右派民族主義資產家，莫說與他反對的，在二二八事件中持武裝抗爭立場的共產主義者相較，林獻堂可說惜命不已，比之蔣渭水，依個人「偏見」看來，實略下一籌不只。尤其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因忌諱謝雪紅而在台中地區的處委會中處處牽制，甚至刻意拖延從虎尾、嘉義、高雄、台北等地代表前來獲勝的台中地區的求援，致使在當時危急不已的狀況下，這些代表們無不出聲痛哭地離去。歷史的這一幕，再加上二二八事件當期林獻堂對台灣人民島國性格的批評，欲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姿態，實令人看不下去，他至少可以沉默吧？何苦在全島最最危難，各地血流成河的此際還出言批評分明已在專制獨裁的暴力政權下奄奄一息的台灣百姓？難道是為了向國民黨表態嗎？ 觀史，評史，畢竟難免仍帶著史家個人的主觀情感與選擇性後的客觀認知。比之於二二八時期與他同為士紳的林茂生博士、畫家陳澄波等人的慘死遭遇，活著，且還算享有餘生榮華活著的林獻堂，即使從後世史家筆下，也已得到太多太多的同情理解與錦織上的花卉了。
>>>連戰雖為半山，但也是台灣名門望族之後，祖先留下之產業亦龐大，且涉入政治更深，、、、 嗯，這個說法，我有點意見。連家祖先於清朝康熙中葉移居台南。經營糖廓，有店號「芳蘭號」，家境不差，可是還談不上巨富。更重要，世代都不識字，一直到連雅堂一代才開始有錢讓孩子讀書，念的還是老派漢學堂。百日維新取消科舉考試，連橫還很失落，年紀太大，轉讀新學堂太老。連家真正發達要到連震東，即便發達，當時的連家也絕對無法與台灣五大家族相提並論。一直連戰這一代才算政治和財富兩邊抓。 如果要說林獻堂歷史評價得到太多掌聲，也對，也有點不公平。要看評價的座標在那裡？ 日治時代的知識份子都有中國情節，這不是新聞，也沒什麼好迴避的。那時候的「中國情結」正好用來反抗日本。現代性格的台灣國家民族認同，嚴格說來，那時候恐怕還沒發展出來。台灣的反抗意識，反抗清朝反抗日本反抗國民黨，反抗的當下，能趁手拿到什麼意識型態武器，大概都會有發酵作用。反抗意識不等於自我國族認同建構出來。 「林獻堂在階級光譜中是個典型的右派民族主義資產家」，這點我很懷疑。至少，我對套主義扣名詞拍版說歷史人物，一直抱很大距離。那時候台灣到底在甚麼歷史情境下可以論說「左右」？可以說「民族主義」？這樣談法，放掉所有歷史細節和情境，太過簡單了點吧。 嗯，另外，對於那一條史料： 「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猶未完全平息的三月下旬便認為，台人在日本統治下，因被「強迫進行同化改革，致使養成台人島國狹小之心胸，乃有二二八急性行為...」﹝刊於民國卅六年三月二十日之《新生報》﹞」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分析，但是，如果公平一點處理歷史史料，林獻堂在報紙批評在二二八事件尚未平息的時候，回到那時歷史情境下，誰能講真話？真要處理林獻堂如何對待二二八，要看待他二二八之前作為，和整個事件之後他怎麼說。在那個時候的宣示，只能算是一條待求證的孤立史料。沈默與否，或者，是否熱血拼到底，以這樣片面「道德性」的期望投射，來論說林獻堂的歷史評價，嗯，至少不能完全說服我。 嗯，我不懂台灣史，也不是找喳。只是，歷史人物的評比，很難放入單一標準。唯一能作的是，不斷拿出資料，重現更多的細節更多脈絡，去呈現一個較完整的圖像。當林茂生和陳澄波，或者其他台灣先賢烈士，有更多史料更細部的呈現，歷史人物的輕重自然會對比出來。
Caffen, 謝謝你的回應。 其實我在前文最後一段就說過了：「觀史，評史，畢竟難免仍帶著史家個人的主觀情感與選擇性後的客觀認知。」其實不只是史家，一般讀史者也一樣；我有時甚至懷疑有不少歷史學者是帶著自己的主觀情感去尋找證據和解釋並加以合理化的，這樣的例子在台灣史研究界裡並不少見，就方法上也沒什麼不對，畢竟研究品質最終還是最能服人的唯一證明。只是對研究台灣近代史的人而言，由於時間距離更近，誰手中有了別人沒有的史料，就像掌握了發言權般，有時更像研究者個人手中據為己有的禁臠，這就教人反感了。 幾年前許雪姬說服霧峰林家，讓本來在黃富三手上的林獻堂史料轉讓到她手中，所以她便彷彿擁有詮釋林獻堂的最大發言權似的，雖然這些資料後來整理出版，但她畢竟是第一個彷彿最有力的林獻堂研究發言者。可是對我而言，她的立場也像陳芳明研究謝雪紅一樣，都有偏袒或過度發揚傳主的嫌疑，究其因也與研究者個人本身的情感與理念認同乃至政治立場有關，少了研究者與傳主之間適當的客觀距離。這在她討論「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這篇論文中，引上面《新生報》那段話及林莊生說法來證明林獻堂的立場不像今日這些台灣民族主義者那樣，「無限上綱日本治台的有效率，甚至因而看輕所有來台的中國人...」，因為台灣人是「從台人是日本國中的台人」過渡到「中國的台人」，所以「很難適應」云云── 二二八事件若真如此簡單就好了。其實這段文字反映的是許雪姬個人的政治情感認同，她所想反駁的「台灣民族主義者」面貌都如此單一嗎？這也是簡化了。 至於說林獻堂是「右派民族主義資產家」，是從日治時期自左到右，台灣人物的思想運動光譜中定位出來的，當時台灣社會運動蓬勃，左派中即使蘇新與謝雪紅之間也有差異，而右派的林獻堂與本來也屬右派的蔣渭水分道揚鑣，乃因蔣渭水的左傾。說林獻堂在日治時期是個右派的民族主義資本家，並不是套什麼名詞，這已算是台灣史基本常識了，Caffen 只要去翻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的運動分類就會了解，無須過度懷著學術人特有的知識潔癖而大驚小怪。 最後說到「道德性」評判。我對林獻堂的發言，並不是想證明他有多麼「不道德」，我還不至於如此天真。只是相對林獻堂在社會中的政經優勢，當年二二八災難中有更多人的選擇是武裝鬥爭、與國民黨談判，這些同時代的人難道不也活在同樣恐怖的氣氛中嗎？什麼又叫做「公平處理歷史史料」？對誰的公平？我只是感慨，林獻堂已享有太多身後名罷了，但那些死去的、逃亡的，卻得不到歷史更多的注意，也少有人投注研究興趣。這也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曾昭旭曾在《鵝湖》月刊上撰寫一篇紀念蔣介石的文章，大意是要後人對蔣介石身為一個領導者當時的處境與作為須有「同情的了解」，他也有其身為人的苦衷與不得不云云。楊儒賓在下一期的《鵝湖》便反駁曾昭旭地指出，相較於已經享有莫大權力並造成屠殺事實的權力者，那些因此而默默冤死的無名者，那些更多活在長期陰霾下的倖存者，又有誰來對他們「同情的了解」呢？ 不過我很贊成Caffen 最後的結論，唯有將更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做更多呈現，並一再地評比，一個較完整的歷史圖像才有相對完整呈現的可能。問題是，看看林獻堂吧，怎樣的人可以留下較豐富的史料供後人記載研究？這個起點，足以考驗多少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了！
西西 我是鋼乃ㄉ
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六四年）》、《霧峯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八五年）》，這兩本書，目前在南天書局皆可買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