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若說政治領域的反／挺扁運動，是二○○六的年度大戲，那麼潮起潮落、跌宕不已的劇情過後，究能留下什麼深刻回憶與反思，我著實有些懷疑。懷疑，不止於成敗，而是政治交鋒背後的後勤補給與精神作戰，似乎都遭人遺忘了！因而，當《民生報》宣布自十二月一日起正式停刊後，除了捎來可預知的中產惋惜聲，以及文人一貫的哀感頑豔文字後，其實什麼也看不到。《民生報》停刊，我既不感意外，更沒絲毫留戀哀傷之情。當《蘋果日報》登台之日，就已預告《民生報》的死亡紀事。我想若非王效蘭的不信邪硬撐，以致讓它活得如此慘痛，相信早幾年讓它安樂死更人道些。《民生報》的死亡訃聞傳達了啥訊息呢？一種敗壞的、馴服化的中產品味傳出陣陣腐朽味來！如同瘟疫降臨，《民生報》祇不過是這一年來急速坍塌的中產樓閣之一罷了。

二○○五年十月底，《中時晚報》停刊；二○○六年三月，《大成報》畫上休止符；六月，分屬藍綠陣營的《中央日報》、《台灣日報》，十一月初，《星報》夭折，至此，《民生報》頓失所依，跨不過二○○六自是理所當然。綜觀停刊報紙的屬性，絕大多數都是休閒娛樂取向，當《蘋果日報》以更辛辣、聳動的圖文，攫取更廣眾的年輕人目光時，初戰之際勝負已定，訃聞處處聞都是後記了。可想而知，怪罪《蘋果日報》的八卦、腥羶敗壞了台灣的傳媒品味，當是眾口鑠金的標準說詞，這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理直氣壯」的道德指控；但問題真是如此簡單嗎？

讓我們回溯到《民生報》創刊的年代。《民生報》的前身是《華報》，在其經營日艱極想脫手之際，香港的報業聞人胡仙本想介入搶購；唯國民黨政權基於黨國體制應全面操控媒體的獨裁心理，一方面勸退港方人士，一方面讓忠犬王惕吾接手。基本上，《民生報》是威權統治限證政策下扭曲的發行權移轉之顯例──彼時，國民黨應用報紙發行權移轉以行箝制言論之實者，最惡名昭彰的就是強取豪奪《台灣日報》。

待《民生報》一到手，王惕吾即確立該報的內容：「體育、文化藝術、戶外和家庭生活、醫藥衛生、電視廣播、影劇以及兒童等各方面的活動，以知識性、實用性、娛樂性及趣味性並重的作法，並以嚴肅的立場、活潑的動態來報導及評述國內外衣、食、住、行、育、樂的大事」。雖說，《民生報》的靈巧風味實際上是配合了國民黨的統御治術，也就是企圖以逸樂取向來抵消是時甚囂塵上的黨外民主運動。然而，我等也不得不佩服，王惕吾或許真是看到八○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內蘊於民的消費文化已然萌芽，《民生報》的播種、耕耨、豐收、再生產，的確和台灣中產品味的養成息息相關。

廿八年來，《民生報》對於教育議題用心之勤、藝文活動報導之熱切、體育兢技的扶植善待……凡此都功不唐捐。因此，在八○年代末葉，《民生報》發行量高達五十七萬以上，蔚為「第二種報紙」的尖端品牌，更是實至名歸。問題在於，《民生報》作為統治意識形態輔翼的初衷自始未變，它從未想獨立於政治之外樹立真正以庶民為基砥的民間文化。於是它祇能孵育單面向的，極度馴服的中產品味──上搆不著自主外擴的西方布爾喬亞，下連結不了生機盎然的庶民傳承。這種失根的中產品類，如同國民黨向來懷抱的大中國迷夢，既已和共產統治的實際中國大異其趣，更深懼本土認同的提出，於是，單面向的中產意識和太虛幻境般的大中國迷夢，置於台灣近代史脈絡來看，根本就是互為表裡。也就是這種欠缺自主成長的中產意識，一待分眾來臨、網路惘惘的衝擊之後，就再無信心內固外張。至於少了專業思惟，祇會徒呼道德什麼的，更深切印證在前些時日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紅衫軍作為上，其敗自屬必然。

《民生報》的難以為繼，可試以簡例來說。九○年代初期職棒方興未艾，《民生報》對於相關的職棒訊息無不殷切報導；但球迷的成長極速極會舉一反三，偏偏《民生報》（《大成報》亦然）既不敢質問體制，又乏深入棒球文化的用心，球迷別抱自不意外；再者，《民生報》的影藝新聞雖標以溫柔敦厚，實際是鄉愿當道。像Michael Jorden來台，《蘋果日報》的扒糞揭疤，對照於《民生報》的極力粉飾，偽善形象早已不攻自破。所以，不待《蘋果日報》登陸搶灘，《民生報》的灘頭堡早已不穩（雖說網路時代的報紙搶救大業難矣哉）。外緣的政經環境、傳媒主流更替迅速，當然都是〈哀民生報祭文〉中必備的說詞，祇是說不出，或者根本未曾慮及的是：超脫於政治走向的傳媒路線，本身還是得具備堅實、紮根的本土況味，否則，終歸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