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說「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今日的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但台灣真有媒體工作者敢夸言，過往工作的成績可匯為有用的歷史資材嗎？莫說媒體環境大不如前，年輕新聞工作者基本涵養太差──中天新聞誤將英國女王當成佘契爾夫人的糗態，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白色恐怖年代的思想洗刷，台灣的新聞界究留下多少「證言」，可供後世理解曾有的時代血印呢？答案恐是令人失望吧！
談新聞專業和寫作典範，還是外國的月亮較圓。其中有兩位女性殊值一談。一是前不久盛傳明年五月即將缷下新聞重擔的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台柱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投入新聞工作超過半世紀的華特斯，以其專業幹練形象於一九七二年隨尼克森訪中後，近四十年來採訪過數十名國家元首和名人，犖犖大者有：一九七七年大衛營期間，她安排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和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進行聯訪一炮而紅。其後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普丁（Vladimir Putin）、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古巴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uammar al-Gaddafi）、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布都拉（Abdullah）、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名人則有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等，都成為她訪談的座上賓。
作為新聞工作者，一生能與一二國際級領袖或名人交鋒，即屬難能，而華特斯能串起如是多繁星，既是她幸，亦是受訪者之榮。不過，華特斯雖幹練多才，背後還是倚恃著美利堅超強霸權為柱石，繁星聚為今世銀河方始可能，她代表的是美利堅視野。這又得提及另個與華特斯同齡（俱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奇女子，義大利記者、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和華特斯一樣聲名貫國際，蔚為西方新聞界兩大奇葩，法拉奇代表的是歐式觀點。不過，國人對華特斯算是耳熟能詳，而對法拉奇就陌生許多了。
出生於佛羅倫斯的法拉奇，尚屬童稚之年就於二戰末期投入反法西斯戰鬥，一九四六年任《義大利中部晨報》（Il mattino dell'Italia centrale）駐外記者，一九六七年任《歐洲人》（L'Europeo）周刊戰地記者，採訪過越戰、印巴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她兩度獲聖文森特新聞獎（St. Vincent Prize，一九六七、一九七一），以及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Premio Bancarella，一九七○）等等。當然，華特斯一生受肯定自也獲獎無數。兩人差別在於，華特斯是辦公室裡運籌帷幄的女強人，而法拉奇則是出生入死的戰地先鋒。
由於出入戰地的非凡經驗，讓法拉奇的新聞寫作不是冰冷、強調客觀的文字，而是感情洋溢、人道色彩濃稠的對話。就因為如此迥異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新聞作風，反倒讓她獲得重要國際領袖的青睞，拿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作為開章明義，法拉奇爾後訪談了包括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越南總統阮文紹、柬埔寨國王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巴解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約旦國王胡笙、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義大利總理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雅曼尼（Ahmed Z. Yamani）、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斯大主教（Makarios III）…；當然，一九八○年對中國新領導人鄧小平的專訪，堪稱新聞紀要的經典，中國官方特將此專訪納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可知中國對她的看重。
這些難能且珍貴的對話其後匯為《風雲人物採訪記》（Interview with History）一書。這些橫跨六○至八○年代的人物專訪，不但是精采的新聞訪談錄，且是我輩理解上個世紀七、八○年代國際政治、世局演變的重要史料。前述「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今日的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之說，在法拉奇身上絕對當之無愧。
法拉奇有幸和斯時極具分量的國際政治人物相晤談，可她卻秉持「說大人者則藐之」的不卑不亢態度，致使訪談保鮮度強、生猛有勁。所謂「說大人者則藐之」不是矯揉造作、虛張聲勢，而係「她始終是同轟炸的受害者、被壓迫的人民、身陷囹圄的反對派、被折磨和遭殺害的持不同政見者融為一體的。她的發問是整個人類對權貴的清算」。（義大利記者費代里科‧蘭皮尼語）
就因她的大無畏，且熱情洋溢，所以采風紀實就以一種迷魅獨創的「法拉奇體」現身。亦即，在揭示訪談內容之前，會先加一大篇法拉奇本人對當事人主觀但精準的素描。因而在比對其後的專訪內文，不時可見俏皮、詭雷或者謊言，而令人驚奇的洞見不時湧現。
譬如她對季辛吉的素描：「粗壯的矮個子，頂著一個羚羊般的大腦袋。我還發現他並不從容自如，並不那麼自信。在跟對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時間作臨場準備，需要憑借他的權勢來壯膽子，其結果是表現得極不禮貌。這是怯懦者的經常表現：色厲內荏。也許他本來就是如此」
她對阮文紹的刻畫是這樣：「儘管你知道他是個陰沉可怕的獨裁者，儘管你知道南越的監獄裡關滿了越共游擊隊員，儘管你現在和過去都始終憎惡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權、無知、腐化、對強者唯命是從…。他似乎恰好象徵著一個受壓迫、受剝削和受欺侮的國家，它是一只玩具，受主宰著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擺布，受季辛吉博士的全球戰略和他同中國與俄國跳的小步舞曲的擺布，受反覆無常者的犬儒哲學的擺布。」
當然，在訪阮文紹之前，法拉奇早已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前往河內造訪大名鼎鼎的武元甲。前一年，武元甲才剛發動一場讓南越和美國措手不及的「春節攻勢」，這場戰役徹底動搖美軍的心理意志，讓他們再無把握可以打贏越戰。法拉奇對這位北越國防部長的形容是這樣的：「大嘴巴、小牙齒、扁鼻子、大鼻孔，一頭黑髮幾乎罩住了半個腦袋，前額消失在黑暗中……但是那雙眼睛顯露出他過人的聰明，是我從未見過的，它顯得敏銳、狡黠、笑容可掬、冷酷、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它猶如兩個不斷閃爍著的光球，又猶如兩把向你步步近逼的利劍；它顯露出鎮定自若，也顯露一種權威。」
至於革命鬥士聲名遠播的阿拉法特，法拉奇的敘述忒煞有趣：「這個人之所以重要，僅僅是因為他身邊跟著一名衛兵。但那是什麼樣的衛兵啊！是你從未見過的美男子中的美男子，高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材，瀟灑的風度。…也許是因為阿拉法特無比自豪地把這個人帶在身邊，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這個美男子不僅僅是一名衛兵，拿我們的話說，是他的一位非常親熱的朋友」。絕啊！
對於女性從政人物，法拉奇自然多了同情與理解。她視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如母親：「我認為你即使完全與她合不來，不同意她的政策、她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尊敬她，欽佩她，甚至喜歡她。我一下子就喜歡她了，尤其是因為她有些像我的母親」。至於另個與梅爾夫人齊名的女性政治家甘地夫人，她是這樣說的：「她畢竟是當代唯一真正的皇后，或者是否可以說，她是在一個缺少偉大人物的時代中少數幾個偉大偉大人物之一呢？…在一個世界上最信仰宗教的民族中當領袖，表示不信神而信人是需要很大膽量的。」她對兩大國際女政治家的悲切：男人註定可以在不放棄家庭和愛情的情況下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女人卻不能。對女人來說，二者不可得兼，或者只能在悲劇中共存。這樣的註解，相當程度上也是訴說自身吧！
法拉奇這種直覺、主觀的素描法，其實是建立在個人豐富的戰地記者經歷和滿是文學馳騁力的基礎之上，明顯得以和西方講究客觀、中立的主流新聞學戒律相區隔，無怪乎四十多年來始終讓崢嶸的新聞工作者趨之若鶩，卻因巍峨參天直如珠穆朗瑪峰，所以能承其脈絡者幾希！就台灣而言，《新新聞》創刊廿餘載，頗多人物專訪都有「法拉奇體」身形，不過並非篇篇都拔尖，亦可見登峰造極之難。
法拉奇晚年讓人有二憾。一是一九九○年代移居紐約以後，深居簡出不再與凡塵互動。於是這二十多年來國際政治人物的身形，在少了法拉奇之後就平面窄小許多（或許是因她根本就瞧不起當代這些庸俗無趣的政客吧）！再者，九一一事件嚴重衝擊法拉奇的客居生活和思惟，致使向來反戰的法拉奇，竟一變成為小布希反恐行動的支持者。她先後出版《憤怒與自尊》（The Rage and the Pride）和《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二書，站在捍衛西方文明的立場全力反駁伊斯蘭和阿拉伯文化，也就是說，斯時她成了女版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力主九一一之後的反恐就是「文明ＶＳ野蠻」的戰役，儘管該二書都熱賣，引發的爭議卻更大。二○○六年八月之後，健康急速惡化的法拉奇決定落葉歸根，便返回家鄉佛羅倫斯，九月十五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她的墓碑僅僅寫上「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Scrittore）。
附帶一提。一九八七年深秋，我還在久大出版社主編「新社會系列」，拿到了法拉奇該書中譯，就著手於台灣版的轉化工作。如今已記不得那是何種中譯版本？裡頭究登載多少專訪人物？總之，在我手裡加工後，最後出現的人物是：季辛吉、阮文紹、武元甲、施亞努、甘地夫人、梅爾夫人、阿拉法特、胡笙國王、巴勒維國王、布朗德、鄧小平，譯序還是我執筆。該書最後以《與歷史對話──法拉奇訪談錄》之名問世。不過由於我在八七年底就離開出版社，以致該書出版後（一九八八年二月），出版社不願給我贈書，我睹氣之餘也未在坊間購買，就坐等它絕版迄今，思之頗憾啊！
談新聞專業和寫作典範，還是外國的月亮較圓。其中有兩位女性殊值一談。一是前不久盛傳明年五月即將缷下新聞重擔的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台柱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投入新聞工作超過半世紀的華特斯，以其專業幹練形象於一九七二年隨尼克森訪中後，近四十年來採訪過數十名國家元首和名人，犖犖大者有：一九七七年大衛營期間，她安排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和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進行聯訪一炮而紅。其後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普丁（Vladimir Putin）、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古巴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uammar al-Gaddafi）、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布都拉（Abdullah）、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名人則有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等，都成為她訪談的座上賓。
作為新聞工作者，一生能與一二國際級領袖或名人交鋒，即屬難能，而華特斯能串起如是多繁星，既是她幸，亦是受訪者之榮。不過，華特斯雖幹練多才，背後還是倚恃著美利堅超強霸權為柱石，繁星聚為今世銀河方始可能，她代表的是美利堅視野。這又得提及另個與華特斯同齡（俱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奇女子，義大利記者、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和華特斯一樣聲名貫國際，蔚為西方新聞界兩大奇葩，法拉奇代表的是歐式觀點。不過，國人對華特斯算是耳熟能詳，而對法拉奇就陌生許多了。
出生於佛羅倫斯的法拉奇，尚屬童稚之年就於二戰末期投入反法西斯戰鬥，一九四六年任《義大利中部晨報》（Il mattino dell'Italia centrale）駐外記者，一九六七年任《歐洲人》（L'Europeo）周刊戰地記者，採訪過越戰、印巴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她兩度獲聖文森特新聞獎（St. Vincent Prize，一九六七、一九七一），以及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Premio Bancarella，一九七○）等等。當然，華特斯一生受肯定自也獲獎無數。兩人差別在於，華特斯是辦公室裡運籌帷幄的女強人，而法拉奇則是出生入死的戰地先鋒。
由於出入戰地的非凡經驗，讓法拉奇的新聞寫作不是冰冷、強調客觀的文字，而是感情洋溢、人道色彩濃稠的對話。就因為如此迥異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新聞作風，反倒讓她獲得重要國際領袖的青睞，拿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作為開章明義，法拉奇爾後訪談了包括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越南總統阮文紹、柬埔寨國王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巴解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約旦國王胡笙、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義大利總理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雅曼尼（Ahmed Z. Yamani）、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斯大主教（Makarios III）…；當然，一九八○年對中國新領導人鄧小平的專訪，堪稱新聞紀要的經典，中國官方特將此專訪納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可知中國對她的看重。
這些難能且珍貴的對話其後匯為《風雲人物採訪記》（Interview with History）一書。這些橫跨六○至八○年代的人物專訪，不但是精采的新聞訪談錄，且是我輩理解上個世紀七、八○年代國際政治、世局演變的重要史料。前述「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今日的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之說，在法拉奇身上絕對當之無愧。
法拉奇有幸和斯時極具分量的國際政治人物相晤談，可她卻秉持「說大人者則藐之」的不卑不亢態度，致使訪談保鮮度強、生猛有勁。所謂「說大人者則藐之」不是矯揉造作、虛張聲勢，而係「她始終是同轟炸的受害者、被壓迫的人民、身陷囹圄的反對派、被折磨和遭殺害的持不同政見者融為一體的。她的發問是整個人類對權貴的清算」。（義大利記者費代里科‧蘭皮尼語）
就因她的大無畏，且熱情洋溢，所以采風紀實就以一種迷魅獨創的「法拉奇體」現身。亦即，在揭示訪談內容之前，會先加一大篇法拉奇本人對當事人主觀但精準的素描。因而在比對其後的專訪內文，不時可見俏皮、詭雷或者謊言，而令人驚奇的洞見不時湧現。
譬如她對季辛吉的素描：「粗壯的矮個子，頂著一個羚羊般的大腦袋。我還發現他並不從容自如，並不那麼自信。在跟對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時間作臨場準備，需要憑借他的權勢來壯膽子，其結果是表現得極不禮貌。這是怯懦者的經常表現：色厲內荏。也許他本來就是如此」
她對阮文紹的刻畫是這樣：「儘管你知道他是個陰沉可怕的獨裁者，儘管你知道南越的監獄裡關滿了越共游擊隊員，儘管你現在和過去都始終憎惡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權、無知、腐化、對強者唯命是從…。他似乎恰好象徵著一個受壓迫、受剝削和受欺侮的國家，它是一只玩具，受主宰著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擺布，受季辛吉博士的全球戰略和他同中國與俄國跳的小步舞曲的擺布，受反覆無常者的犬儒哲學的擺布。」
當然，在訪阮文紹之前，法拉奇早已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前往河內造訪大名鼎鼎的武元甲。前一年，武元甲才剛發動一場讓南越和美國措手不及的「春節攻勢」，這場戰役徹底動搖美軍的心理意志，讓他們再無把握可以打贏越戰。法拉奇對這位北越國防部長的形容是這樣的：「大嘴巴、小牙齒、扁鼻子、大鼻孔，一頭黑髮幾乎罩住了半個腦袋，前額消失在黑暗中……但是那雙眼睛顯露出他過人的聰明，是我從未見過的，它顯得敏銳、狡黠、笑容可掬、冷酷、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它猶如兩個不斷閃爍著的光球，又猶如兩把向你步步近逼的利劍；它顯露出鎮定自若，也顯露一種權威。」
至於革命鬥士聲名遠播的阿拉法特，法拉奇的敘述忒煞有趣：「這個人之所以重要，僅僅是因為他身邊跟著一名衛兵。但那是什麼樣的衛兵啊！是你從未見過的美男子中的美男子，高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材，瀟灑的風度。…也許是因為阿拉法特無比自豪地把這個人帶在身邊，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這個美男子不僅僅是一名衛兵，拿我們的話說，是他的一位非常親熱的朋友」。絕啊！
對於女性從政人物，法拉奇自然多了同情與理解。她視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如母親：「我認為你即使完全與她合不來，不同意她的政策、她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尊敬她，欽佩她，甚至喜歡她。我一下子就喜歡她了，尤其是因為她有些像我的母親」。至於另個與梅爾夫人齊名的女性政治家甘地夫人，她是這樣說的：「她畢竟是當代唯一真正的皇后，或者是否可以說，她是在一個缺少偉大人物的時代中少數幾個偉大偉大人物之一呢？…在一個世界上最信仰宗教的民族中當領袖，表示不信神而信人是需要很大膽量的。」她對兩大國際女政治家的悲切：男人註定可以在不放棄家庭和愛情的情況下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女人卻不能。對女人來說，二者不可得兼，或者只能在悲劇中共存。這樣的註解，相當程度上也是訴說自身吧！
法拉奇這種直覺、主觀的素描法，其實是建立在個人豐富的戰地記者經歷和滿是文學馳騁力的基礎之上，明顯得以和西方講究客觀、中立的主流新聞學戒律相區隔，無怪乎四十多年來始終讓崢嶸的新聞工作者趨之若鶩，卻因巍峨參天直如珠穆朗瑪峰，所以能承其脈絡者幾希！就台灣而言，《新新聞》創刊廿餘載，頗多人物專訪都有「法拉奇體」身形，不過並非篇篇都拔尖，亦可見登峰造極之難。
法拉奇晚年讓人有二憾。一是一九九○年代移居紐約以後，深居簡出不再與凡塵互動。於是這二十多年來國際政治人物的身形，在少了法拉奇之後就平面窄小許多（或許是因她根本就瞧不起當代這些庸俗無趣的政客吧）！再者，九一一事件嚴重衝擊法拉奇的客居生活和思惟，致使向來反戰的法拉奇，竟一變成為小布希反恐行動的支持者。她先後出版《憤怒與自尊》（The Rage and the Pride）和《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二書，站在捍衛西方文明的立場全力反駁伊斯蘭和阿拉伯文化，也就是說，斯時她成了女版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力主九一一之後的反恐就是「文明ＶＳ野蠻」的戰役，儘管該二書都熱賣，引發的爭議卻更大。二○○六年八月之後，健康急速惡化的法拉奇決定落葉歸根，便返回家鄉佛羅倫斯，九月十五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她的墓碑僅僅寫上「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Scrittore）。
附帶一提。一九八七年深秋，我還在久大出版社主編「新社會系列」，拿到了法拉奇該書中譯，就著手於台灣版的轉化工作。如今已記不得那是何種中譯版本？裡頭究登載多少專訪人物？總之，在我手裡加工後，最後出現的人物是：季辛吉、阮文紹、武元甲、施亞努、甘地夫人、梅爾夫人、阿拉法特、胡笙國王、巴勒維國王、布朗德、鄧小平，譯序還是我執筆。該書最後以《與歷史對話──法拉奇訪談錄》之名問世。不過由於我在八七年底就離開出版社，以致該書出版後（一九八八年二月），出版社不願給我贈書，我睹氣之餘也未在坊間購買，就坐等它絕版迄今，思之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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