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馬王鬥已從熱戰轉為冷戰，但這段時間裡，公部門官僚顯露的顢頇、反動諸愚行，隱約讓人聯想到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概念；不過，想要引用這一概念可得小心周延些，否則祇會變成膚淺的呢喃私語。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389期（2013.10.17─10.23）。雜誌上題為〈平凡的邪惡不是缺乏責任與判斷的藉口〉。

兩個月前，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繁體中譯（玉山社，二○一三）已然出版問世，而近日《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也公開上映了。於是，黃世銘和特偵組讓眾人毛骨悚然的監聽行動，不論是法務部以「行政疏失」來結案，或是黃世銘和特偵組口口聲聲強調「依法行政」，背後的幢幢黑影，都不禁讓人聯想到「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所含攝的內容。

鄂蘭提出「平凡的邪惡」，係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於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她慨然提出的概念──邪惡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溼的表面擴張；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艾希曼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會引起的血腥殺戮比千萬頭惡獸更驚悚駭人。

鄂蘭的提法，在當時就引起舉世猶太團體強烈的反彈，時過四十多年，「平凡的邪惡」和「絕對之惡」如何連結？是否有集體集任的問題？凡此都成為政治哲學概念上非常棘手的課題。不少研究者指出，若不納入當時歐洲甚囂塵上的反猶意識，以及德國在一戰後的內外危機，光以衷心服從納粹來解讀大屠殺，是不夠嚴謹的。簡言之，「平凡的邪惡」必須配合更確切的歷史研究，再和「思維的匱乏」合起來談才有意義。所以鄂蘭只是起了個頭，至於進一步的論述還得參照《責任與判斷》才妥當。

放到本國最近的竊聽醜聞來看，黃世銘和特偵組的言行除了不斷跳針，也掀出不少拙劣的烏龍行徑，似乎頗符合「平凡的邪惡」類型。不過，若進一步深究，官僚的醜行係基於怠惰的便宜行事心理，以致欠缺真正「依法行政」的想像力；而便宜行事則建立在更長遠的威權統治心態，若再加上藍綠有別、主從分殊的政治判斷，「平凡的邪惡」就是如此造成。

要談組識結構的罪惡，還是得從具體個人的犯意、缺失來著眼，唯有如此，黃世銘和特偵組的邪惡妖影才會現形。還有，深入研究「平凡的邪惡」，再對照那位以研究鄂蘭著稱的學者／行政院長，不寒而慄的邪惡才最是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