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領台灣的兩百多年期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就意味著彼時台灣社會是如何的紛擾。但別被反清復明的種姓革命所欺騙，民變、反亂多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三大民變就是實例。既無宏遠的革命規畫，一旦起事後又和分類械鬥牽扯不清，最後動亂在清廷派大軍渡海平亂前早已被控制。也就是說「民變其表，分類械鬥其實」的動亂，就決定了台灣民變的難以為繼。且這種「民變其表，分類械鬥其實」的內容，到了廿一世紀的今日依稀不滅，此為我撰文之用心。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94期（2013.11.21─11.27）。
絕大多數台灣人都聽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而依劉妮玲統計，在清領（一六八三─一八九五）的二百一十三年間，大小民變約莫七十三次（見氏著〈清代臺灣民變研究〉），所以這個社會確實非常不靖。可弔詭的是，儘管民變如此之多，其中還有三次蔓延全台（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終究沒能撼動愛新覺羅王朝一根寒毛，這又是怎回事？
除了針對統治集團的民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類械鬥也盛極於清領時期。雖說民變和械鬥本質有別，但兩者在台灣常互為表裡，且後者常牽制、定義了前者，所以，太平天國掀起的農民革命，幾乎斷了大清帝國命脈；反觀台灣的各式動亂，官方大致都能好整以暇的重整，且泰半借助民間力量。且這現象不僅限於有清年間，從日治到國民黨統治，基本形貌就是這般。為什麼？
先界定一下何謂民變？按大清刑律來看，有三類罪行被視為等同或跡民變狀態：一，謀反大逆：包括已行和未遂兩種；二，謀叛：也包含已行和未遂兩種；三，視同反逆及謀叛者，分類械鬥就屬於此項。以今天的說法，就是集會、結社、倡新宗教都是反政府的逆行。至於台灣民變何以那麼頻繁，官方的解釋不外：一，習性因素：臺民喜亂；二，失政因素：吏治不良和班兵腐敗所致；三，失業因素：即下層無產遊民（羅漢腳）作亂的結果。凡此都可看出，標準由官方制定，檢討亦不脫官方視野。
統治者看待民變有偏差，而長期以來的詮釋系統也有太多待填補的空間。連橫一系而後由國民黨承繼的史觀，就祇會用反清復明的種姓思惟來概括，殊無深談必要。到了七○年代初，張菼（見氏著《清代臺灣民變史研究》）區分政治性和社會性民變的差異，且依時間流變遂有政治性→分類械鬥→抗官的演變。八○年代台灣史研究稍見天日後，劉妮玲從社會經濟角度探悉民變，認為羅漢腳常是事件的主要製造者。他們雖有反清的外貌，但抗官意義大於反清，社會騷動的本質也遠在政治變亂之上。這種解說確實有助於史觀重建。
不過，真正讓人耳目一新者是翁仕杰的《臺灣民變的轉型》（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他迥異於歷史研究者的斷代敘事，改由歷史社會學角度，以韋伯（Max Weber）的支配類型為根本，逕自將近三百年的統治型態歸類為傳統支配→法制型支配，由之台灣人反抗史則分成三階段：明鄭與清領中期（一六五二至一八六五年）係傳統民變型，目標是「反抗官僚特權」；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八年係傳統到近代的過渡型，其目標是「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保家衛鄉和保障既有之經濟利益」；至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七年的人民反抗屬於近代型態的反殖民運動，其根本宗旨是「揭露殖民體制的剝削本質，爭取台灣住民平等合理的待遇」。
翁仕杰本意該是以「近代型態的反殖民運動」取代空泛的「非武裝抗日」，結果大膽探勘下去，不僅跨越斷代的侷限，還由人民行動的角度反轉了民變的詮釋，精采處處可見。不過遺憾的是，其後鮮有踵繼者。除了作者日後轉向佛學研究外，歷史社會學路徑向來杳無人煙（柯志明算是踽踽獨行者）更是關鍵。因為，這種取法韋伯的理念型（Idael type）建構，若無更多史料、史事的佐證（還包括法社會學的解讀），確實難以為繼。且台灣的改朝換代全係外來政權的粗暴頂替，統治技術的良窳和塗抹前代記憶也決定了支配類型的適用性，所以三階段畫分是否夠周延，以及戰後迄今的人民行動如何納入支配類型，還得接受更多的質疑。
雖然民變和分類械鬥難分難解，但光是鑽研清領期間的三大民變，依稀就可理解傳統的種姓革命之真偽、移墾社會的社會經濟變化，以及民間自治（分類械鬥的影子就藏於其中）的種種。於此，謝國興的《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提供了言簡意賅的故事提綱。
總的說，朱一貴事件係清初官箴不良、疏於防範社會流動勢力（即羅漢腳）的產物，也因距明鄭敗亡不遠，所以朱一貴扛起反清復明的大旗有其號召力；但攻入台南府城後，朱一貴和盟友杜君英（粤人）迅即內訌，未幾就平定亂事；到了乾隆末期的林爽文事件，雖然事涉天地會，但頭人林爽文本質上是個角頭大哥，祇因聚眾之嫌遭官方彈壓，最後被迫起事，這是標準的先鎮後暴。林爽文事件是有清一代蔓延最廣的民變，但漳泉械鬥迅即發酵，再加上林爽文原本就沒啥政治理念，因而錯失全盤戰略的規畫，最後在分類械鬥的牽制下，清廷又派福康安大軍渡海平亂，林爽文的天地會起事終致黯然落幕。
上述朱一貴、林爽文兩大民變雖都祭上反清大旗，但二人基本上歸於羅漢腳，他們的抗官行動階級因素大些。到了同治初年的戴潮春事件，則屬於豪強並踞掠奪的階段。當然，戴潮春雖入天地會，但起事成因仍以鞏固家業的經濟因素為主。由於戴氏集團另一要角林日成與霧峰林家有嫌隙，所以戴潮春事件除了抗官，也針對霧峰林家；同樣的，其後霧峰林家的林文察以福建陸路提督身分率兵由福建反攻，表面上說是剿匪亂，實質上是公報私仇，趁機再擴大家業，所以戴潮春事件到後頭等於是混淆是非的警匪片。必須一提的是，三大民變的主角皆係漳州人。
若由三大民變深入剖析，起因都不脫抗官性質，起事後之所以迅速擴大蔓延，這和會黨造勢以及族群動員有關，而這也限制了民變的規模和時程，因為反制的「義民」相當程度上也是族群動員的結果，所以清領年間的大小民變最後都和分類械鬥脫不了干係。而關於分類械鬥在移墾社會的演變，以及作為動亂根源的羅漢腳，林偉盛的《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是絕佳的讀本。
林偉盛撇開台灣移墾社會是「內地化」或「土著化」的思辨，而是藉由地方志、檔案、時人記載、古文書和族譜的比對考證，得出分類械鬥是在政府控制力薄弱、居民分類聚居的基礎上萌芽，且和土地開發一樣由南而北，而形態則是南部閩粤械鬥、中部漳泉械鬥、淡水廳塹南泉粤械鬥、塹北漳粤械鬥，所以械鬥內容未可一概而論。另外，由於各籍分類聚居，一風聞分類械鬥，各地頭人立即傳帖召眾、組織自衛團體，外加羅漢腳的加入鼓譟，導致成為全村參與的互鬥，甚至蔚為蔓延全台的民變。眺望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背後就是有這樣的歷史基因在發酵。
最後，長期的分類械鬥使各籍畫地為界，不相往來，於是壁壘分明的社會結構明顯地保存下來，更由於有清一代未統合全島的交通網絡，以致這種分類即使不再械鬥，亦妨礙了認同的形塑。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抗官事件，依舊可察覺昔日分類械鬥的陰影長存不滅。
絕大多數台灣人都聽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而依劉妮玲統計，在清領（一六八三─一八九五）的二百一十三年間，大小民變約莫七十三次（見氏著〈清代臺灣民變研究〉），所以這個社會確實非常不靖。可弔詭的是，儘管民變如此之多，其中還有三次蔓延全台（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終究沒能撼動愛新覺羅王朝一根寒毛，這又是怎回事？
除了針對統治集團的民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類械鬥也盛極於清領時期。雖說民變和械鬥本質有別，但兩者在台灣常互為表裡，且後者常牽制、定義了前者，所以，太平天國掀起的農民革命，幾乎斷了大清帝國命脈；反觀台灣的各式動亂，官方大致都能好整以暇的重整，且泰半借助民間力量。且這現象不僅限於有清年間，從日治到國民黨統治，基本形貌就是這般。為什麼？
先界定一下何謂民變？按大清刑律來看，有三類罪行被視為等同或跡民變狀態：一，謀反大逆：包括已行和未遂兩種；二，謀叛：也包含已行和未遂兩種；三，視同反逆及謀叛者，分類械鬥就屬於此項。以今天的說法，就是集會、結社、倡新宗教都是反政府的逆行。至於台灣民變何以那麼頻繁，官方的解釋不外：一，習性因素：臺民喜亂；二，失政因素：吏治不良和班兵腐敗所致；三，失業因素：即下層無產遊民（羅漢腳）作亂的結果。凡此都可看出，標準由官方制定，檢討亦不脫官方視野。
統治者看待民變有偏差，而長期以來的詮釋系統也有太多待填補的空間。連橫一系而後由國民黨承繼的史觀，就祇會用反清復明的種姓思惟來概括，殊無深談必要。到了七○年代初，張菼（見氏著《清代臺灣民變史研究》）區分政治性和社會性民變的差異，且依時間流變遂有政治性→分類械鬥→抗官的演變。八○年代台灣史研究稍見天日後，劉妮玲從社會經濟角度探悉民變，認為羅漢腳常是事件的主要製造者。他們雖有反清的外貌，但抗官意義大於反清，社會騷動的本質也遠在政治變亂之上。這種解說確實有助於史觀重建。
不過，真正讓人耳目一新者是翁仕杰的《臺灣民變的轉型》（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他迥異於歷史研究者的斷代敘事，改由歷史社會學角度，以韋伯（Max Weber）的支配類型為根本，逕自將近三百年的統治型態歸類為傳統支配→法制型支配，由之台灣人反抗史則分成三階段：明鄭與清領中期（一六五二至一八六五年）係傳統民變型，目標是「反抗官僚特權」；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八年係傳統到近代的過渡型，其目標是「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保家衛鄉和保障既有之經濟利益」；至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七年的人民反抗屬於近代型態的反殖民運動，其根本宗旨是「揭露殖民體制的剝削本質，爭取台灣住民平等合理的待遇」。
翁仕杰本意該是以「近代型態的反殖民運動」取代空泛的「非武裝抗日」，結果大膽探勘下去，不僅跨越斷代的侷限，還由人民行動的角度反轉了民變的詮釋，精采處處可見。不過遺憾的是，其後鮮有踵繼者。除了作者日後轉向佛學研究外，歷史社會學路徑向來杳無人煙（柯志明算是踽踽獨行者）更是關鍵。因為，這種取法韋伯的理念型（Idael type）建構，若無更多史料、史事的佐證（還包括法社會學的解讀），確實難以為繼。且台灣的改朝換代全係外來政權的粗暴頂替，統治技術的良窳和塗抹前代記憶也決定了支配類型的適用性，所以三階段畫分是否夠周延，以及戰後迄今的人民行動如何納入支配類型，還得接受更多的質疑。
雖然民變和分類械鬥難分難解，但光是鑽研清領期間的三大民變，依稀就可理解傳統的種姓革命之真偽、移墾社會的社會經濟變化，以及民間自治（分類械鬥的影子就藏於其中）的種種。於此，謝國興的《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提供了言簡意賅的故事提綱。
總的說，朱一貴事件係清初官箴不良、疏於防範社會流動勢力（即羅漢腳）的產物，也因距明鄭敗亡不遠，所以朱一貴扛起反清復明的大旗有其號召力；但攻入台南府城後，朱一貴和盟友杜君英（粤人）迅即內訌，未幾就平定亂事；到了乾隆末期的林爽文事件，雖然事涉天地會，但頭人林爽文本質上是個角頭大哥，祇因聚眾之嫌遭官方彈壓，最後被迫起事，這是標準的先鎮後暴。林爽文事件是有清一代蔓延最廣的民變，但漳泉械鬥迅即發酵，再加上林爽文原本就沒啥政治理念，因而錯失全盤戰略的規畫，最後在分類械鬥的牽制下，清廷又派福康安大軍渡海平亂，林爽文的天地會起事終致黯然落幕。
上述朱一貴、林爽文兩大民變雖都祭上反清大旗，但二人基本上歸於羅漢腳，他們的抗官行動階級因素大些。到了同治初年的戴潮春事件，則屬於豪強並踞掠奪的階段。當然，戴潮春雖入天地會，但起事成因仍以鞏固家業的經濟因素為主。由於戴氏集團另一要角林日成與霧峰林家有嫌隙，所以戴潮春事件除了抗官，也針對霧峰林家；同樣的，其後霧峰林家的林文察以福建陸路提督身分率兵由福建反攻，表面上說是剿匪亂，實質上是公報私仇，趁機再擴大家業，所以戴潮春事件到後頭等於是混淆是非的警匪片。必須一提的是，三大民變的主角皆係漳州人。
若由三大民變深入剖析，起因都不脫抗官性質，起事後之所以迅速擴大蔓延，這和會黨造勢以及族群動員有關，而這也限制了民變的規模和時程，因為反制的「義民」相當程度上也是族群動員的結果，所以清領年間的大小民變最後都和分類械鬥脫不了干係。而關於分類械鬥在移墾社會的演變，以及作為動亂根源的羅漢腳，林偉盛的《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是絕佳的讀本。
林偉盛撇開台灣移墾社會是「內地化」或「土著化」的思辨，而是藉由地方志、檔案、時人記載、古文書和族譜的比對考證，得出分類械鬥是在政府控制力薄弱、居民分類聚居的基礎上萌芽，且和土地開發一樣由南而北，而形態則是南部閩粤械鬥、中部漳泉械鬥、淡水廳塹南泉粤械鬥、塹北漳粤械鬥，所以械鬥內容未可一概而論。另外，由於各籍分類聚居，一風聞分類械鬥，各地頭人立即傳帖召眾、組織自衛團體，外加羅漢腳的加入鼓譟，導致成為全村參與的互鬥，甚至蔚為蔓延全台的民變。眺望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背後就是有這樣的歷史基因在發酵。
最後，長期的分類械鬥使各籍畫地為界，不相往來，於是壁壘分明的社會結構明顯地保存下來，更由於有清一代未統合全島的交通網絡，以致這種分類即使不再械鬥，亦妨礙了認同的形塑。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抗官事件，依舊可察覺昔日分類械鬥的陰影長存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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