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代台灣的開發問題，迄今仍存在各種不同疑點，而今祇能透過家族系譜的重整、地契研究、石碑考掘、廟宇和宗族的探索，才得以全面深入地走下去。本文僅以「內地化」和「土著化」衍伸的話題作一些初步整理，繼而談族群分布的虛與實，最後試問「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否屬實。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98期（2013.12.19─12.25），該期標題改為〈有唐山公 到底有沒有唐山媽？〉，但這祇是開發史上的次要面向，並非主旨所在。
有清一代，對於台灣來說最根本的定位就是「臺灣做為一個華南移民移入區與南洋地區開始分道揚鑣的起點」、「統治者與移民之間構成一個只有社會的階層性，而無文化之多元現象的邊疆社會」（以上為陳其南語）。
不過，清代漢人開發台灣的研究，直到八○年代人類學者陳其南提出「土著化」直接挑戰以李國祁所開啟的「內地化」後，開發史背後的問題意識才真正萌芽。另外，一般通說（由伊能嘉矩帶頭）指出，由於來台時間的早晚與人數多寡等因素，所以泉州人據海之濱而居、漳州人往內陸平原發展，而客家人則依丘陵地帶而生。這樣的說法是否屬實，隨著台灣史研究的深入也有了不一樣的見解。最後，關於「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的俗諺，近年有學者以ＤＮＡ研究為據加以驗證，但也引發強烈的質疑。凡此，由台灣開發史衍生出來的課題，都有進一步解說的必要。
「內地化」與「土著化」的先後提出，是台灣史研究最先確立的問題意識之爭。李國祁於〈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一八七五─一八九四）〉主張的「內地化」，係以「移民社會→內地化社會」為著眼點。他認為早期台灣是「豪強稱雄，文化落後」之地，家族制度尚未確立，所以地緣認同重於血緣，而羅漢腳充斥，械鬥時起，直到一八六○年代以後，台灣開墾由地緣關係轉向有文化基礎的社會，台灣逐漸內地化為儒家的文治社會。
與此相反的，陳其南在《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允晨，一九八七年）的各篇章裡，透過土地所有制與社會階層化的分析，再進一步由分類械鬥性質的轉易，確立「移民社會→土著化社會」的主軸。陳其南認為在土著化之前，移居台灣的漢人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分類械鬥也以祖籍為界。土著化之後，台灣「本籍」意識取代祖籍意識，也就是說，「逐漸以本地的神明信仰和新興的各種宗族組織為認同對象，特別是從受祖籍觀念影響的移殖型宗族，轉變為源於來臺開基祖在本地所形成的新宗族。」分類械鬥也因而變成和華南相似的宗族械鬥。
兩種觀點的歧異在於，「內地化」的提出必須在前提上先認定臺灣社會在內地化以前是一個「非內地型」的社會；而「土著化」理論則以土著化前的臺灣社會在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而為內地社會的連續或衍伸。土著化概念的基礎參考點是臺灣本土，而內地人概念的基本涉點則在「中國本部」。「土著化」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地緣上認同臺灣的過程，而「內地化」則指漢人移民社會在政治和社會組織形態上漸與中國本土同化，或在臺原住民族逐漸漢化的過程。
隨著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土著化」的聲勢也稍居優勢；不過，嚴峻的挑戰也接踵而來，且不侷限於台灣。廈門大學台灣史研究者陳孔立教授就從分類械鬥、宗族和寺廟組織之演變分別質問李、陳二人，他認為「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從以地緣關係組合的社會群體為基礎，轉變為以宗族組織為基礎，即從移民社會轉變為定居社會。」，而發展過程是雙向型的，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紮根於台灣當地，只因日本的占據打斷了這種雙向型。（見氏著《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九州，一九九○年）。
而向來喜愛別出心裁的尹章義則指責李、陳二人將全台視為同一單位，因而忽略各地時間和情境的差異。他認為台灣開發分為五階段：（一）番人社會（番人漁獵粗耕社會穩定狀態時期），譬如荷蘭人入據台灣之前的台灣全島、吳沙等人入墾前的宜蘭；（二）番人優勢、漢人劣勢期；（三）番漢均勢期；（四）漢人優勢期；（五）漢人社會期（漢人農業社會穩定狀態時期）。（見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聯經，一九八九年）
尹氏認為台灣的開發並不是以台南為中心，移民先集中到台南再列隊分別向南、北循序開發，也不是西部開發完成後再開發東部，更不是沿海開發之後再向內陸伸展。台灣各地開發的先後，是移民根據人文和地理條件選擇的結果。因此，「勢高而近溪澗淡水」，具備「天泉水堀」的「易開平原」或山腳坑口，就成為移民首選，且和先住民先否和睦相處也是另項先決條件。台北平原開發較台中為早，彰化平原較雲林為早，金廣福開墾新竹東南丘陵，凡此都是只問開發條件而不問南北東西的顯例。
不過，「內地化」和「土著化」的討論終究是大宗，兩者的歧異除了概念差異外，歷史學和人類學（更廣義地說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學科之爭更決定了雙方的認識論鴻溝。隨著地契研究、宗族、寺廟的大規模考證，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點裡，都可見移墾社會→文治社會邁進的步程；但也因一八六○年代國際貿易之路已開，台灣因其獨特的海洋文化性格，縱然不可能取代漢人的文治社會走向，也必然和閩粤社會大相逕庭，這是研究者或該深思處。
再就族群關係的相處和分布來說，尹章義認為開發之初，土曠人稀，需要大量勞動力和農業技術，所以移民中的福佬和客家以及先住民大抵都是雜居共處，合作開發，至於「泉海、漳中、粤山」的現象，則是長期分類械鬥的結果。他以新莊的三山國王廟為指標，說明早期客家人開墾新莊，道光年間大械鬥後才遷至桃竹苗一帶。不過，至下淡水河流域移墾的客家人（即六堆客家人）在平原耕種，迥異於北部客家人的傍山而生；且自康熙至日治初期，下淡水河的分類械鬥俱屬閩粤衝突，顯然有異於「內地化」和「土著化」所鋪設的架構，原因何在恐又得另闢蹊徑了。
最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在經林媽利以ＤＮＡ研究示眾後，驗證是否有平埔血似乎成了一時風尚；然而，除了樣本不足、標準太寬鬆遭人質疑外，尹章義於十餘年前就力主原民社會是女系社會，所以除少數漢人外，不可能有大量原漢通婚的可能性；不過，這種全盤否定論並未蔚為主流。近來，黃樹仁於〈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三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文指出，原漢通婚固然為開發史上的事實，卻絕非普遍通例。他理由有六：史料從未大量記載、男多於女現象在乾隆後就緩解、原民女性沒有想像的多、原民族群意識強和官府嚴禁、平埔族的存在印證並無大批女性外嫁、帶有原民基因的漢人數量仍少。
當然，最可能的事實是，「有唐山公，而無唐山媽」證之於南部地區（尤其是台南）較可能發生，中北部隨著渡台禁令解除，攜唐山媽來台的可能性就高了許多。所以，問題還得由區域、族群差異，以及更嚴謹的科學查證來釐清。總之，不必將該說法視為當然，但也不必遽予否定，實事求是才是王道。
有清一代，對於台灣來說最根本的定位就是「臺灣做為一個華南移民移入區與南洋地區開始分道揚鑣的起點」、「統治者與移民之間構成一個只有社會的階層性，而無文化之多元現象的邊疆社會」（以上為陳其南語）。
不過，清代漢人開發台灣的研究，直到八○年代人類學者陳其南提出「土著化」直接挑戰以李國祁所開啟的「內地化」後，開發史背後的問題意識才真正萌芽。另外，一般通說（由伊能嘉矩帶頭）指出，由於來台時間的早晚與人數多寡等因素，所以泉州人據海之濱而居、漳州人往內陸平原發展，而客家人則依丘陵地帶而生。這樣的說法是否屬實，隨著台灣史研究的深入也有了不一樣的見解。最後，關於「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的俗諺，近年有學者以ＤＮＡ研究為據加以驗證，但也引發強烈的質疑。凡此，由台灣開發史衍生出來的課題，都有進一步解說的必要。
「內地化」與「土著化」的先後提出，是台灣史研究最先確立的問題意識之爭。李國祁於〈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一八七五─一八九四）〉主張的「內地化」，係以「移民社會→內地化社會」為著眼點。他認為早期台灣是「豪強稱雄，文化落後」之地，家族制度尚未確立，所以地緣認同重於血緣，而羅漢腳充斥，械鬥時起，直到一八六○年代以後，台灣開墾由地緣關係轉向有文化基礎的社會，台灣逐漸內地化為儒家的文治社會。
與此相反的，陳其南在《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允晨，一九八七年）的各篇章裡，透過土地所有制與社會階層化的分析，再進一步由分類械鬥性質的轉易，確立「移民社會→土著化社會」的主軸。陳其南認為在土著化之前，移居台灣的漢人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分類械鬥也以祖籍為界。土著化之後，台灣「本籍」意識取代祖籍意識，也就是說，「逐漸以本地的神明信仰和新興的各種宗族組織為認同對象，特別是從受祖籍觀念影響的移殖型宗族，轉變為源於來臺開基祖在本地所形成的新宗族。」分類械鬥也因而變成和華南相似的宗族械鬥。
兩種觀點的歧異在於，「內地化」的提出必須在前提上先認定臺灣社會在內地化以前是一個「非內地型」的社會；而「土著化」理論則以土著化前的臺灣社會在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而為內地社會的連續或衍伸。土著化概念的基礎參考點是臺灣本土，而內地人概念的基本涉點則在「中國本部」。「土著化」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地緣上認同臺灣的過程，而「內地化」則指漢人移民社會在政治和社會組織形態上漸與中國本土同化，或在臺原住民族逐漸漢化的過程。
隨著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土著化」的聲勢也稍居優勢；不過，嚴峻的挑戰也接踵而來，且不侷限於台灣。廈門大學台灣史研究者陳孔立教授就從分類械鬥、宗族和寺廟組織之演變分別質問李、陳二人，他認為「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從以地緣關係組合的社會群體為基礎，轉變為以宗族組織為基礎，即從移民社會轉變為定居社會。」，而發展過程是雙向型的，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紮根於台灣當地，只因日本的占據打斷了這種雙向型。（見氏著《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九州，一九九○年）。
而向來喜愛別出心裁的尹章義則指責李、陳二人將全台視為同一單位，因而忽略各地時間和情境的差異。他認為台灣開發分為五階段：（一）番人社會（番人漁獵粗耕社會穩定狀態時期），譬如荷蘭人入據台灣之前的台灣全島、吳沙等人入墾前的宜蘭；（二）番人優勢、漢人劣勢期；（三）番漢均勢期；（四）漢人優勢期；（五）漢人社會期（漢人農業社會穩定狀態時期）。（見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聯經，一九八九年）
尹氏認為台灣的開發並不是以台南為中心，移民先集中到台南再列隊分別向南、北循序開發，也不是西部開發完成後再開發東部，更不是沿海開發之後再向內陸伸展。台灣各地開發的先後，是移民根據人文和地理條件選擇的結果。因此，「勢高而近溪澗淡水」，具備「天泉水堀」的「易開平原」或山腳坑口，就成為移民首選，且和先住民先否和睦相處也是另項先決條件。台北平原開發較台中為早，彰化平原較雲林為早，金廣福開墾新竹東南丘陵，凡此都是只問開發條件而不問南北東西的顯例。
不過，「內地化」和「土著化」的討論終究是大宗，兩者的歧異除了概念差異外，歷史學和人類學（更廣義地說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學科之爭更決定了雙方的認識論鴻溝。隨著地契研究、宗族、寺廟的大規模考證，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點裡，都可見移墾社會→文治社會邁進的步程；但也因一八六○年代國際貿易之路已開，台灣因其獨特的海洋文化性格，縱然不可能取代漢人的文治社會走向，也必然和閩粤社會大相逕庭，這是研究者或該深思處。
再就族群關係的相處和分布來說，尹章義認為開發之初，土曠人稀，需要大量勞動力和農業技術，所以移民中的福佬和客家以及先住民大抵都是雜居共處，合作開發，至於「泉海、漳中、粤山」的現象，則是長期分類械鬥的結果。他以新莊的三山國王廟為指標，說明早期客家人開墾新莊，道光年間大械鬥後才遷至桃竹苗一帶。不過，至下淡水河流域移墾的客家人（即六堆客家人）在平原耕種，迥異於北部客家人的傍山而生；且自康熙至日治初期，下淡水河的分類械鬥俱屬閩粤衝突，顯然有異於「內地化」和「土著化」所鋪設的架構，原因何在恐又得另闢蹊徑了。
最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在經林媽利以ＤＮＡ研究示眾後，驗證是否有平埔血似乎成了一時風尚；然而，除了樣本不足、標準太寬鬆遭人質疑外，尹章義於十餘年前就力主原民社會是女系社會，所以除少數漢人外，不可能有大量原漢通婚的可能性；不過，這種全盤否定論並未蔚為主流。近來，黃樹仁於〈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三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文指出，原漢通婚固然為開發史上的事實，卻絕非普遍通例。他理由有六：史料從未大量記載、男多於女現象在乾隆後就緩解、原民女性沒有想像的多、原民族群意識強和官府嚴禁、平埔族的存在印證並無大批女性外嫁、帶有原民基因的漢人數量仍少。
當然，最可能的事實是，「有唐山公，而無唐山媽」證之於南部地區（尤其是台南）較可能發生，中北部隨著渡台禁令解除，攜唐山媽來台的可能性就高了許多。所以，問題還得由區域、族群差異，以及更嚴謹的科學查證來釐清。總之，不必將該說法視為當然，但也不必遽予否定，實事求是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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