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落幕的三一八學運，意義、定位、影響，一時半刻是難以說清道明。也因為這次學運太澎湃、層面太廣，所以上個曾讓人心嚮之的「野百合學運」就顯得遜色許多，但其間傳承不容輕忽。除這兩大學運之外，台灣史上可還有什麼學運紀錄嗎？似乎有的，但太單薄、斷裂，以致難成篇章，不過，就既有資料進行重整，還是可汲取幾許意義來。本文同時刊登於《文訊》343期（2014年5月）。
曾經以為有了那麼一遭，從此「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孰料二十四年後，再一個偶然，民怨缺口再由學生群突破，爾後二十四天時間裡，驚濤駭浪都不足以形容其間的幻化與真實。果真山外有山，野百合之後的太陽花更炫麗耀目。日後人們如何回顧這滿是超連結的集體記憶？如何留存主客觀兼具的這段全紀錄？凡此都是浩大的工程，那會如何呈現，我等就先保留更多的想像空間。倒是溯及既往，台灣曾有過怎樣的學運紀錄呢？
談起台灣的學運，莫說多數人是茫然一片，真要深入考掘，似乎也是斷簡殘篇不成書。原因在於，近代意義的學校教育是成於日治時代，偏偏百多年來，無論日本殖民政權或國民黨政權，對於學生反抗運動都強力鎮壓，所以運動就是以偶發形態出現，然後迅速隱沒，而下一次的學運或與前此無關，這是八○年代以前的學運令人困惑的一因；再者，若從歐美傳統的學運定義、內容來看，八○年代以前的學運，無論內容、參與人數能否稱之為學運，都大有疑問，這是困惑原因之二。
置入上述兩種困惑，就此檢視丘為君等人編著的《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中下三冊，龍田，一九七九年），確實讓人猶豫：這真是學生運動紀實嗎？但看書中的目錄編排，新文化運動、青年自覺運動、保釣、青年問政熱潮、社會服務運動、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獻機報國運動，這其中真正符合學運定義的大概祇有保釣，還有由保釣引爆的民族主義論戰、校園的言論自由、《小市民心聲》的反挫等，才值得今人探勘深論。之所以會把許多右翼、馴服的學生事務納入學運，丘為君解釋為「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台灣三十年學運有他特別的風貌，而這種風貌是很難用一個具體的名詞來概括的。如果要勉強歸納的話，那麼我們只能說是『學生民族主義』了」！
何其勉強，血肉全無。何況開啟白色恐怖源頭的「四六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戕害行動，全書隻字未提，所以三冊的所謂「學生運動」總整理，根本是盡抓小魚、獨漏大魚。即使談到保釣，海外保釣是名副其實的學運，而島內的保釣則因與黨國體制關係之深淺，會有不一樣的評價。所以在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鄭鴻生《青春之歌》（聯經，二○○一年）問世後，丘為君之書就可束之高閣了。
時序若再溯至日治年間，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時報，一九九三年）就成為唯一座標。藍博洲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教材，循著反帝、反殖軸線發展，這其實就是「學生民族主義」的溯源。問題在於彼時台灣學運的反帝、反殖色彩，既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普世風潮，也和大正民主有關，所以文化啟蒙源於東京留學生其來有自；不過，藍博洲花了偌大的篇幅敘述台灣青年於「祖國」的活動（作者自然是將焦點置於左翼），這彷彿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水位落差，藍博洲似採「大同小異」方式應對，但果真祇是「小異」嗎？恐得等後來者繼續研究追蹤了。
丘為君成書最早，卻不幸地，最早被掃入歷史灰燼裡。而藍博洲的書則屬斷簡殘篇，難以喚夢成樂章，當然，責任不全在他。直到《烽火杜鵑城》和《青春之歌》二書出版後，學運初萌時的景狀才得以顯現。洪三雄是現身說法，具體補述丘為君所漏列的空白，而空白才是問題的主焦。須知，八○年代以前的養成教育固然是大中國主義，但靣對退出聯合國之後正當性的闕如，因保釣而初萌的學運種子，必然得面對植根問題並而反體制，所以若不以反體制為主旨的學生運動，難免就掉入虛妄、脆裂的谷底。
至於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副標「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就可看出作者不僅於事實的追憶，更勇於剖析挫敗的心境，所以本書是迄今所有談論學運經緯的書籍中，最能主客融和、血肉俱陳的「懺悔錄」。尤為特殊的是，作者刻意著眼於左翼微光如何辛苦傳薪。若說劉大任的《浮游群落》是姑隱其名的小說，那麼《青春之歌》就是顯相外露的紀錄片。殷海光的啟蒙傳承、陳映真的人道召喚，讓包括錢永祥、黃道琳、郭譽孚等彼時的憤怒青年，彷彿找著了一己與大我的救贖之道，這一異質的批判體卻在「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慘遭夭折。
不過，血淚故事最忌教條訓示。鄭鴻生定義「台大哲學系事件」造成台灣歷史意識的斷裂：自由主義、中國等意象的全面斷裂，剩下的空間只有讓執迷於族群意識的反共親美勢力趁機崛起。……是歷經「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事件後，新興的反對運動和思惟才固著於本土，而鄭鴻生既擺脫不了基本教義派的懸念，以致面對魏揚投入反服貿運動，竟想以楊逵（魏揚的外曾祖父）的大中國主義來框住新世代，結果就成為鬧劇一場了。
確實，八○年代以後的學運和前此相較是斷裂的，也就是著墨於本土並批判黨國體制。鄧丕雲的《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前衛，一九九三年）和范雲編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前衛，一九九三年），就是此一時期關於學運激動的可貴紀錄。前者在訪談了近百名學運成員後，歸納出醞釀期、突破期、蛻變期到百合學運的時間區隔點。除了台大成員，該書對於輔大、文化、政大、高醫、中央、中原、中興法商、淡江、東海、逢甲、成大等也不吝於提供篇幅詳述。
這裡頭既有黨國體制的箍制，也有學運團體內部的歧見與鬥爭。至於范雲編的文獻彙編，恰與鄧丕雲的書互為表裡，清楚勘察了八○年代的學運風貌。若真要挑剔二書缺失的話，就是敘述結構著重於政治面向，但政治經濟學基礎稍嫌薄弱了些。
八○年代學運以台大為領頭羊，其他各校的發展與實力不一，這就導致「野百合學運」發生後，三大學運系統（台大、新青年、民學聯）就是在既聯合又鬥爭的態勢下推動前所未見的廣場運動。準此，林美挪編的《憤怒的野百合》（前衛，一九九○年）和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合著的《台北學運：1990.3.16─3.22》（時報，一九九○年）就是自立、中時兩報系的各自成果。
林美挪之書除了現場與大事記紀實與文獻鋪陳外，其餘皆是文章的匯編，倉卒趕工痕跡太明顯；反之，以官鴻志為核心的《台北學運》，清楚以左翼思惟看待學運的成就與侷限，其問題則是以論代史的成分稍多。
而今，由野百合薰陶下成長的太陽花學運，無論人員規模、時間綿延和專業分工都大大超出既往，堪稱前不見古人，後是否有來者猶未知。日後會有啥相關的紀實呢？相信國人必引頸企盼欣喜那一天的到來。
曾經以為有了那麼一遭，從此「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孰料二十四年後，再一個偶然，民怨缺口再由學生群突破，爾後二十四天時間裡，驚濤駭浪都不足以形容其間的幻化與真實。果真山外有山，野百合之後的太陽花更炫麗耀目。日後人們如何回顧這滿是超連結的集體記憶？如何留存主客觀兼具的這段全紀錄？凡此都是浩大的工程，那會如何呈現，我等就先保留更多的想像空間。倒是溯及既往，台灣曾有過怎樣的學運紀錄呢？
談起台灣的學運，莫說多數人是茫然一片，真要深入考掘，似乎也是斷簡殘篇不成書。原因在於，近代意義的學校教育是成於日治時代，偏偏百多年來，無論日本殖民政權或國民黨政權，對於學生反抗運動都強力鎮壓，所以運動就是以偶發形態出現，然後迅速隱沒，而下一次的學運或與前此無關，這是八○年代以前的學運令人困惑的一因；再者，若從歐美傳統的學運定義、內容來看，八○年代以前的學運，無論內容、參與人數能否稱之為學運，都大有疑問，這是困惑原因之二。
置入上述兩種困惑，就此檢視丘為君等人編著的《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中下三冊，龍田，一九七九年），確實讓人猶豫：這真是學生運動紀實嗎？但看書中的目錄編排，新文化運動、青年自覺運動、保釣、青年問政熱潮、社會服務運動、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獻機報國運動，這其中真正符合學運定義的大概祇有保釣，還有由保釣引爆的民族主義論戰、校園的言論自由、《小市民心聲》的反挫等，才值得今人探勘深論。之所以會把許多右翼、馴服的學生事務納入學運，丘為君解釋為「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台灣三十年學運有他特別的風貌，而這種風貌是很難用一個具體的名詞來概括的。如果要勉強歸納的話，那麼我們只能說是『學生民族主義』了」！
何其勉強，血肉全無。何況開啟白色恐怖源頭的「四六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戕害行動，全書隻字未提，所以三冊的所謂「學生運動」總整理，根本是盡抓小魚、獨漏大魚。即使談到保釣，海外保釣是名副其實的學運，而島內的保釣則因與黨國體制關係之深淺，會有不一樣的評價。所以在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鄭鴻生《青春之歌》（聯經，二○○一年）問世後，丘為君之書就可束之高閣了。
時序若再溯至日治年間，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時報，一九九三年）就成為唯一座標。藍博洲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教材，循著反帝、反殖軸線發展，這其實就是「學生民族主義」的溯源。問題在於彼時台灣學運的反帝、反殖色彩，既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普世風潮，也和大正民主有關，所以文化啟蒙源於東京留學生其來有自；不過，藍博洲花了偌大的篇幅敘述台灣青年於「祖國」的活動（作者自然是將焦點置於左翼），這彷彿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水位落差，藍博洲似採「大同小異」方式應對，但果真祇是「小異」嗎？恐得等後來者繼續研究追蹤了。
丘為君成書最早，卻不幸地，最早被掃入歷史灰燼裡。而藍博洲的書則屬斷簡殘篇，難以喚夢成樂章，當然，責任不全在他。直到《烽火杜鵑城》和《青春之歌》二書出版後，學運初萌時的景狀才得以顯現。洪三雄是現身說法，具體補述丘為君所漏列的空白，而空白才是問題的主焦。須知，八○年代以前的養成教育固然是大中國主義，但靣對退出聯合國之後正當性的闕如，因保釣而初萌的學運種子，必然得面對植根問題並而反體制，所以若不以反體制為主旨的學生運動，難免就掉入虛妄、脆裂的谷底。
至於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副標「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就可看出作者不僅於事實的追憶，更勇於剖析挫敗的心境，所以本書是迄今所有談論學運經緯的書籍中，最能主客融和、血肉俱陳的「懺悔錄」。尤為特殊的是，作者刻意著眼於左翼微光如何辛苦傳薪。若說劉大任的《浮游群落》是姑隱其名的小說，那麼《青春之歌》就是顯相外露的紀錄片。殷海光的啟蒙傳承、陳映真的人道召喚，讓包括錢永祥、黃道琳、郭譽孚等彼時的憤怒青年，彷彿找著了一己與大我的救贖之道，這一異質的批判體卻在「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慘遭夭折。
不過，血淚故事最忌教條訓示。鄭鴻生定義「台大哲學系事件」造成台灣歷史意識的斷裂：自由主義、中國等意象的全面斷裂，剩下的空間只有讓執迷於族群意識的反共親美勢力趁機崛起。……是歷經「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事件後，新興的反對運動和思惟才固著於本土，而鄭鴻生既擺脫不了基本教義派的懸念，以致面對魏揚投入反服貿運動，竟想以楊逵（魏揚的外曾祖父）的大中國主義來框住新世代，結果就成為鬧劇一場了。
確實，八○年代以後的學運和前此相較是斷裂的，也就是著墨於本土並批判黨國體制。鄧丕雲的《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前衛，一九九三年）和范雲編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前衛，一九九三年），就是此一時期關於學運激動的可貴紀錄。前者在訪談了近百名學運成員後，歸納出醞釀期、突破期、蛻變期到百合學運的時間區隔點。除了台大成員，該書對於輔大、文化、政大、高醫、中央、中原、中興法商、淡江、東海、逢甲、成大等也不吝於提供篇幅詳述。
這裡頭既有黨國體制的箍制，也有學運團體內部的歧見與鬥爭。至於范雲編的文獻彙編，恰與鄧丕雲的書互為表裡，清楚勘察了八○年代的學運風貌。若真要挑剔二書缺失的話，就是敘述結構著重於政治面向，但政治經濟學基礎稍嫌薄弱了些。
八○年代學運以台大為領頭羊，其他各校的發展與實力不一，這就導致「野百合學運」發生後，三大學運系統（台大、新青年、民學聯）就是在既聯合又鬥爭的態勢下推動前所未見的廣場運動。準此，林美挪編的《憤怒的野百合》（前衛，一九九○年）和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合著的《台北學運：1990.3.16─3.22》（時報，一九九○年）就是自立、中時兩報系的各自成果。
林美挪之書除了現場與大事記紀實與文獻鋪陳外，其餘皆是文章的匯編，倉卒趕工痕跡太明顯；反之，以官鴻志為核心的《台北學運》，清楚以左翼思惟看待學運的成就與侷限，其問題則是以論代史的成分稍多。
而今，由野百合薰陶下成長的太陽花學運，無論人員規模、時間綿延和專業分工都大大超出既往，堪稱前不見古人，後是否有來者猶未知。日後會有啥相關的紀實呢？相信國人必引頸企盼欣喜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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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其達。不知1949年「四六」事件的定位，你的觀察與論點為何？有人這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甚至導致之後的軍訓教官進入校園。冷戰結構的校園，涉及的層面更複雜，需以更廣脈絡思考，相信你可以提供思索。謝謝。
不好意思，由於「四六事件」沒有專書，所以我就略過了。那事件當然極重要，台灣戒嚴、進入白色恐怖，「四六事件」自然是先聲。過程與影響，可看藍博洲《天未亮》、《麥浪歌詠隊》，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等，至於影響迄今仍存，「四六事件」再銜接「台大哲學系事件」，校園並未真正解嚴，威權反動思想依舊是主調。這才是最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