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洶湧的三一八學運猶未平息，反核風雲再起，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灣公民累壞了。但行動還是得一步一腳印，先行釐清學運的定位，才能摧陷廓清，消弭反動黑霧於無形。三一八是一場遲了四十年的全方位社會運動，是台灣銜接世界之必要，因而為文闡述之。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16期（2014.04.24─04.30）。
儘管三一八學運已然偃旗，但當權者的司法追殺轉眼即至；祇因為此役遠遠超乎預期，且效應強勁如原爆，所以意義的爭戰、性質的定位、褒貶的攘奪，祇會隨著時間的迤邐而戰役不斷，這是「野百合學運」難以企及的。
直刺核心，佔領行動是革命嗎？再怎麼說，佔領國會絕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自屬革命無疑！弔詭的是，由於本國立法院予人的觀感實在不佳，且引發學生行動的事由係因執政黨的違反議事程序而來，所以當人們透過電視看到學生進佔立院議事大廳時，蒙太奇般影像所帶來的驚喜早就抵消了違法的事實，馬政權六年來失信、無能所累積的民怨，終找到一個宣洩的決口。
緊接著，無論是學生和公民團體的奧援源源不竭，且在立院周邊形成大小不一、立論互異的講壇、微型社團，既發抒己見又保護議場不被警察攻破，這導致原先可能係短時間內即可能被驅散的騷亂，竟演變成長達廿四天的公民劇場演出，窮究箇中脈絡，自然可以梳理出深厚的社會革命意涵來。
但回歸到學生們的初衷，「面對失靈的代議民主、獨大專擅的行政權肆無忌憚地破壞現有的憲政民主，佔領國會、奪回議場就是我們重建、恢復台灣憲政秩序的手段。」（林飛帆語）；然而，這是事後闡述，事件發生的當下，是否即有這種認知和明確的策略呢？恐怕未必！合理推估，學生原先想從事的不過是偷襲立院議事大廳的快閃行動，而非埋鍋造飯、另立臨時政府。
一旦進佔行動成真，且灘頭堡確立下來後，爾後一切就是即席演出，全無劇本可循。所幸，學生們的實彈操演經驗夠，且其他的ＮＧＯ團體適時進駐，所以學生不是孤軍奮戰，甚至近三星期後推出「人民議會」，證實這絕非無理的搗蛋行動。但即使如此，也沒任何人敢說此謂革命，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是行動者膽怯？思想準備不足嗎？
撇開學運領導人和決策小組的問題不談，更大的問題是，有兩股脈流箍住了行動的政治效能。一是國人的聲援是本著「官逼民反」的吶喊傳統，民眾同情水滸的另立，卻未必想揚棄既有的代議制，於是招安戲碼就層出不窮。當然，兩三百年來因為反亂不斷，由此衍生的分類械鬥，也讓直接民主會受到強力牽制。
再者，二戰之後的民主體制確實未見有人民推翻民選政府成功的實例。此所以保守派的大本營《聯合報》會在學運落幕後，公然祭出「當民主已成事實，革命就是背叛」的血滴子。當然，這樣的恫嚇純屬色厲內荏，也是對民主的曲解。看看六○年代歐美日學潮何其澎湃，尤以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學運最具代表。若再回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就可探知民主共和政體對待反叛運動的百年差異。
巴黎公社係源於普法戰爭法國慘敗後，面對外敵入侵和內部貧富差距過大，由信仰社會主義的知青和勞動階級醞釀形成的人民自覺運動，他們自組臨時政府與甫成立的第三共和對幹，最後卻慘遭鎮壓，有數萬人因而死亡，七千五百多人遭監禁或流放，著名的《國際歌》就創作於此時。
巴黎公社是底層人民的造反行動，同樣地，一九六八年的巴黎學運也不是辦家家酒遊戲。占領學校、設路障、聯合罷工工人全面癱瘓全國的勞動力，法國頻臨革命、內戰邊緣，最後終因新左派運動欠缺領導、組織和方向，以及戴高樂總統的迂迴反攻，革命煙硝終被驅散，這是著名的民主內戰。儘管褒貶互見，命運已不似百年前的巴黎公社悽厲。更何況往後三、四十年的法國思想界全然是六八精神的遺緒。也就是說，因為六八精神的洗禮，整個西方的代議制和走資才不時會受到挑戰並自行調整，民主與反叛起了辯證關連，豈是扣帽子就能解決！
回顧三一八學運，得先撥開造神迷霧以及秩序馴化等表象物事。就可清楚看出，雖有上述兩股束縛的力道，但一整個運動是以公社的形式展開，各種異類光譜（除了死硬的統左）都可在此出聲，最後還有個「人民議會」審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雖少了巴黎公社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也少了五月學運學生與工人結盟的氣勢；但在規訓的表象下，以公民之名號召的社會力當真啟動了，儘管遲了四十多年，但它確實深具台灣特色。
再者，這運動還是原野百合的覺醒者（無論是學院工作者或社運人士）聯合新世代年輕人，共抗兩個黨國體制的艱辛路程，所以它也不是純然的世代戰爭。它顯現了超藍綠，洋溢著黑色無政府的基調。所以，是否也能如法國五月學運那樣傳承思想種子，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儘管三一八學運已然偃旗，但當權者的司法追殺轉眼即至；祇因為此役遠遠超乎預期，且效應強勁如原爆，所以意義的爭戰、性質的定位、褒貶的攘奪，祇會隨著時間的迤邐而戰役不斷，這是「野百合學運」難以企及的。
直刺核心，佔領行動是革命嗎？再怎麼說，佔領國會絕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自屬革命無疑！弔詭的是，由於本國立法院予人的觀感實在不佳，且引發學生行動的事由係因執政黨的違反議事程序而來，所以當人們透過電視看到學生進佔立院議事大廳時，蒙太奇般影像所帶來的驚喜早就抵消了違法的事實，馬政權六年來失信、無能所累積的民怨，終找到一個宣洩的決口。
緊接著，無論是學生和公民團體的奧援源源不竭，且在立院周邊形成大小不一、立論互異的講壇、微型社團，既發抒己見又保護議場不被警察攻破，這導致原先可能係短時間內即可能被驅散的騷亂，竟演變成長達廿四天的公民劇場演出，窮究箇中脈絡，自然可以梳理出深厚的社會革命意涵來。
但回歸到學生們的初衷，「面對失靈的代議民主、獨大專擅的行政權肆無忌憚地破壞現有的憲政民主，佔領國會、奪回議場就是我們重建、恢復台灣憲政秩序的手段。」（林飛帆語）；然而，這是事後闡述，事件發生的當下，是否即有這種認知和明確的策略呢？恐怕未必！合理推估，學生原先想從事的不過是偷襲立院議事大廳的快閃行動，而非埋鍋造飯、另立臨時政府。
一旦進佔行動成真，且灘頭堡確立下來後，爾後一切就是即席演出，全無劇本可循。所幸，學生們的實彈操演經驗夠，且其他的ＮＧＯ團體適時進駐，所以學生不是孤軍奮戰，甚至近三星期後推出「人民議會」，證實這絕非無理的搗蛋行動。但即使如此，也沒任何人敢說此謂革命，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是行動者膽怯？思想準備不足嗎？
撇開學運領導人和決策小組的問題不談，更大的問題是，有兩股脈流箍住了行動的政治效能。一是國人的聲援是本著「官逼民反」的吶喊傳統，民眾同情水滸的另立，卻未必想揚棄既有的代議制，於是招安戲碼就層出不窮。當然，兩三百年來因為反亂不斷，由此衍生的分類械鬥，也讓直接民主會受到強力牽制。
再者，二戰之後的民主體制確實未見有人民推翻民選政府成功的實例。此所以保守派的大本營《聯合報》會在學運落幕後，公然祭出「當民主已成事實，革命就是背叛」的血滴子。當然，這樣的恫嚇純屬色厲內荏，也是對民主的曲解。看看六○年代歐美日學潮何其澎湃，尤以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學運最具代表。若再回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就可探知民主共和政體對待反叛運動的百年差異。
巴黎公社係源於普法戰爭法國慘敗後，面對外敵入侵和內部貧富差距過大，由信仰社會主義的知青和勞動階級醞釀形成的人民自覺運動，他們自組臨時政府與甫成立的第三共和對幹，最後卻慘遭鎮壓，有數萬人因而死亡，七千五百多人遭監禁或流放，著名的《國際歌》就創作於此時。
巴黎公社是底層人民的造反行動，同樣地，一九六八年的巴黎學運也不是辦家家酒遊戲。占領學校、設路障、聯合罷工工人全面癱瘓全國的勞動力，法國頻臨革命、內戰邊緣，最後終因新左派運動欠缺領導、組織和方向，以及戴高樂總統的迂迴反攻，革命煙硝終被驅散，這是著名的民主內戰。儘管褒貶互見，命運已不似百年前的巴黎公社悽厲。更何況往後三、四十年的法國思想界全然是六八精神的遺緒。也就是說，因為六八精神的洗禮，整個西方的代議制和走資才不時會受到挑戰並自行調整，民主與反叛起了辯證關連，豈是扣帽子就能解決！
回顧三一八學運，得先撥開造神迷霧以及秩序馴化等表象物事。就可清楚看出，雖有上述兩股束縛的力道，但一整個運動是以公社的形式展開，各種異類光譜（除了死硬的統左）都可在此出聲，最後還有個「人民議會」審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雖少了巴黎公社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也少了五月學運學生與工人結盟的氣勢；但在規訓的表象下，以公民之名號召的社會力當真啟動了，儘管遲了四十多年，但它確實深具台灣特色。
再者，這運動還是原野百合的覺醒者（無論是學院工作者或社運人士）聯合新世代年輕人，共抗兩個黨國體制的艱辛路程，所以它也不是純然的世代戰爭。它顯現了超藍綠，洋溢著黑色無政府的基調。所以，是否也能如法國五月學運那樣傳承思想種子，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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