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由黑暗迎朝陽，乍然遭烈日灼身，眼不能見、嘴不能言的身心劇創。即使可以公開喊痛、泣淚，終有太多迷霧未釐清。關於真相，亟待更多檔案、文物與人員的新證；但事件的焦點、瓶頸，則更須辨識清楚，否則就是鬼打牆。於是忒就死亡人數、真凶問題，以及事件性質的界定作一番詮解，並期各方不要作繭自縛。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6.3.5、3.7。
歷史是段無垠的鐵道之旅，但每逢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的Ｎ十年乃至百年紀念，就是停歇暫憩的大站月台，爾後再思考何去何從的大哉問。於是屆滿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除了追思會、音樂會、史蹟巡禮、研討會、書籍出版、藝文展示……等例行活動，是否還有新義初創，眾人都引頸企盼或狐疑之中。
話說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人於1987年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透過演講、遊行打破島嶼長期的緘默；但二二八可以公開暢談並全面研究，已是1990年代之事。暢談意味著既有的二二八出版物全面解禁，也代表學術研究逐漸取代意識形態的吶喊。二十多年來，潛心其中的學者專家藉由檔案解讀、口述積累，以及外國檔案、文書、報章的出土，凡此已闢出多重路徑，然而放眼今日，籠罩於島嶼上空的二二八陰霾似未清除，顯見學術新徑和政治舊道仍少溝渠相連。
近年來二二八論述遇到最大的瓶頸在於：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元凶是誰？
前者從早期官方側重外省人死傷嚴重的一兩千人，到民間動輒以萬起跳的傷亡人數（史明聲稱有100000萬人，蘇新、林木順說是10000上下，楊肇嘉則指稱17500人），而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則引陳寬政教授說法，估計是18000到28000之間，凡此差距都不可以道里計。
去年吳乃德在一場以〈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為名的演講，拿林獻堂日記為本，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000上下，這可捅到蜂窩，瞬間批判聲不絕於耳，事件在吳撤文後暫歇。今年二二八前夕，林邑軒、吳駿盛兩個年輕人聯合發表〈重探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性別 死亡比例的推估〉乙文，以人口學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304到1512之間。這引發受難者家屬非議以及一些歷史研究者的責難，是可以想見；但讓人遺憾的是，批判責難通常不是基於方法論辨析，而係它挑戰到既有的聖壇，於是情緒、權威取代實事求是的討論。
其實早年各方的報導都有誇大之嫌，而在事件可以公開討論的20多年後，逐漸擺脫悲情與既有的歷史研究，多方酌取各種社會科學為工具，全學科而非被台史學界壟斷的二二八研究才不致如博物館標本被釘死。或許林、吳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反思集體記憶從何而來？血流成河的印記是否集中於基隆、台北、嘉義、高雄，以致我們擴散為各地皆然？因為長期的禁忌，反讓惡靈不斷滋長？…當然也可以質問林、吳二人這樣抽離具體時空的科學研究，是否遺漏了什麼環節？但這是求全而非以擬神學教義的手法否定他們的用心。
何況不論死亡人數是以萬起跳，或者吳乃德和林吳二人的千人說，都掩蓋不了21師來台後於各地有系統獵殺菁英頭人和青年學子的惡毒用心，它的殺雞儆猴效用迄今仍在。可以說若無二二八的軍事鎮壓，台灣菁英頭人大量被殺被關或流亡在外，倖存者多半緘默一生，或有如蔡培火那樣卑躬屈膝，以及多數台灣人從此視政治參與如畏途，全體心靈重創，否則1949年敗逃至台灣的蔣氏國民黨政權也不可能在政經文化全面踩在台灣人腳上喝香吃辣一甲子以上。泛藍與犬儒者一意拿成王敗寇的中國歷史觀意圖稀釋二二八，全然是醬缸心理發酵。二二八死亡人數的深究就在破除醬缸文化，祇是它不該囿於既有架構分毫不可質疑。
再就真凶元惡問題。前些時日國史館出版新掘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六冊，陳儀於1947年3月2日尋求南京出兵的電文終於出土，足證陳儀對事變參與者虛與委蛇，背後猛力插刀的陰狠事實，不止陳儀，當時軍方頭頭柯遠芬、彭孟緝、史宏熹、張慕陶以及率21師來台的劉雨卿也都逃不掉責任。問題在於現有檔案資料還找不到蔣介石手書「格殺勿論」之類的明證。真要追究蔣介石責任，得進一步釐清他允許派兵的目的，以及其後軍方掃蕩、清鄉所為的殘虐惡行，到底知情多少？是否惡意縱容？2006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提供了一些方向，但這都得進一步詳查相關的檔案文件，所以此際所談祇能是政治責任，至於民刑事責任以及戰爭責任，都還太早。
更糾結的是，1949年國民黨敗逃至台灣後，昔日中央鎮壓地方的問題若不解決，蔣家王朝勢難安穩南面而王。於是，一方面有妥協，1950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既有安撫溫和仕紳派的用心，也有繼續監控的意圖；另一方面，傾左的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則逐一在白色恐怖期間清理掉。所以儘管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在時間與內容上有別，但置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時空，兩者卻必須匯整梳理，畢竟白色恐怖中還是有不少二二八因素，如此蔣介石與其鷹犬（特別是彭孟緝）的罪愆才得以全面鋪展，這是台灣轉型正義的辛苦路。
死亡人數和元凶追查之外，如何釐清二二八的性質其實更為棘手。關於性質的縷述歷來有族群（文化）衝突、追求自治、階級矛盾總爆發…等，早期有些獨派人是族群衝突論的力贊者，但事件初起雖有本省人（絕大多數為流氓）毆打、洗劫外省人事例，但很快遭制止，所以族群衝突祇是表象而非本質，其後不少獨派學者傾向文化衝突（現代ＶＳ.前現代）。經受日本殖民苦煉獲致某種現代性的台灣人，和停留於前現代模式的中國大異其趣，所以事件爆發確實帶有相當多的文化衝突色彩，但這論調有淪入扁平化的危險，因為二二八事件仍須納入二戰後所有殖民地脫殖獨立或返歸母國的衝擊來研究，這面向不僅於台灣／中國，光是文化衝突不足以涵蓋全部事項。
近來，將二二八定位於爭取自治似乎最為四平八穩。事件後延安中共的定調如此，前此國民黨的馬英九政權亦如是，不少穩健持平的台灣史學者也認肯。觀諸「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宗旨，但如此定調又無法反映國共內戰後，台灣物資短缺、物價高漲引爆的經濟鬥爭。
於是，中共方面除了界定事件屬於地方自治而非尋求台灣獨立外，更把焦點定著於階級矛盾。近日中國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就表示二二八事件係「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吃台灣人豆腐的言行，卻無視於中台當時明顯存在的文化衝突，這祇是中共意圖攘奪二二八話語權的政治伎倆，完全是對台灣人的無禮漠視。
總的說，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脫殖期間，各界都對未來有高度想望，卻又全體失落的集體行動，對象既是陳儀，也是對中央國民政府的不滿。於是不論左中右溫和或激進的人群全捲進這場歷史大風暴。一方面，溫和的仕紳派循著早年自治運動的軌跡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亟思在體制內與長官公署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日治時期的台共、新文協、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等左翼運動者，面對新局則喚起社會革命的美夢；最後，屬於戰中世代的少壯派（深受皇民運動洗禮，以及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則試圖以武裝暴力反抗長官公署的歧視統治與經濟剝削。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座新舞台，既有20年代左右鬥爭的痕跡，且有少壯勢力摒棄溫良恭儉讓的無畏行動，既聯合又鬥爭，且時時競爭領導、詮釋權。所以愈深入二二八內裡，就愈不能用單一、明確的指標來蓋括事件的本質。
二二八事件或太遠，看看近三年前的三一八運動就是鮮明的範例。三一八衝進立法院係歷史的偶然，但偶然有其必然性，斯時所有反國民黨、反建制運動團體、成員與青年學生，不分左中右溫和激越率皆投入這股洪流。雖然透過主流媒體的傳輸，反黑箱程序的服貿案成為運動主軸，更而聚焦在議場中央的幾個明星人物；但這場運動實則為多核心、多議題、多場景的公社實驗，它的性質必然會隨著台灣政經面貌的改組而有新詮，它不是寂然不動的標本。二二八亦然！所以想以單一口號定調二二八性質者，無異是刻舟求劍。
當然，不能忽略事件期間左翼共產黨人的積極能動。各種解碼文件顯示，當時王添灯旁側的蘇新、潘欽信、蕭友三等確實是舊台共，二七部隊的領導人謝雪紅係舊台共、活躍於雲嘉南的「台灣自治聯軍」頭目張志忠、李媽兜則是中共地下黨徒。準此，如今的北京政權自然會自吹自擂說二二八是中共領導的反專制解放運動，在台的紅統專員也忙更迭的塗脂抹粉、為虎作倀。
二二八事件是否由中共領導，祇要探照兩個面向即可勘查清楚。一是如上所述，1920年代左右鬥爭之後，台灣社會對左翼赤色分子其實已採諸多防火牆，況且經過30年日殖政權的強力搜捕，左翼在戰後尚處於韜光養晦階段且人數也不多，事件期間祇能以統一戰線來且戰且走，所以蘇新縱使成為王添灯的重要智囊，《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卻絕少社會主義密碼。謝雪紅雖是二七部隊領導人，但該部隊並無跡象顯示它是一支赤軍，更不用說共產勢力從未有一自上而下、明確有力、橫向聯繫的領導中心；更進一步說，雖然戰後延安中共立即派蔡孝乾潛返台灣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地下黨的擴展極有限，加上舊老共內部既有的罅隙（謝雪紅與蘇新、王萬得等人勢同水火），以及台共與中共係屬不同脈流等因素，所以橫向聯繫阻力甚大。凡此，都可印證中共所謂地下黨人領導二二八事件，是過於誇大了。
不少人以為今年北京政權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係兵強馬足之後準備搶歷史話語權。其實這是大驚小怪，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已關注二二八事件，祇是2005年國共三度合作之後，有一段時間北京政權淡化處理二二八，直到今年為了制遏台獨聲勢，這才又大張旗鼓搞二二八統戰。1991年2月陳芳明於《中國論壇》寫了篇〈中共對二二八事件史觀的政策性轉變〉，就詳析中共的二二八史觀歷經五個階段：革命史觀期（1947─1949）、反美史觀期（1950─1957）、新民主主義史觀期（1958─1966）、文革史觀期（1966─1979）、和平共存史觀期（1980─1991）。由於陳文寫就迄今又已26年，加上國共再度攜手，所以中共在這二十餘年是否史觀又已改易，猶待進一步研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史觀改變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或立於國共內鬥，或中美對峙的態勢上，但從未照顧到台灣人的立場與渴望。就因為陳儀係想投誠中共失敗，因而遭蔣介石槍決身亡，所以像《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這類的書籍就大肆歌詠陳儀係清廉有為的能臣，更盛讚他投共的動機，這一切都有向現今國民黨要員招手的用意。而今國共合作之後，也不能再繼續罵蔣幫惡政，所以當北京政權掛出「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的漂亮布簾，祇要試問他們如何處理陳儀、蔣介石功過，就知一切就祇是統戰。
有些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者如戴國煇等人，對於國民黨與中國式權鬥的精微處知之甚詳，進而補足向來二二八研究的弱點，確實功不唐捐；然而在反台獨的意識形態趨使下，他卻隱含指責台灣人太天真，對於國家暴力卻輕輕帶過。這是站在強權角度輕蔑台灣人的可悲立場！台灣人何以天真，係因凶惡的日本人儘管不平等對待台灣人，但統治50年也確立起一套統治者／被統治者的遊戲規則（如1935年舉行首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同時逮人亦有一定的法制基礎，雖不盡然同於西方國家的殖民政策，卻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種。戰後台灣人誤以為「祖國」也遵循這套規則，結果不論是原自治論運動者或左翼人士全數遭殃，這是台灣近代史的重挫。所以我們絕不能以單純的「官逼民反」來詮釋二二八事件，因為「官逼民反」祇會被納入中國傳統來理解，它必然稀釋掉現代性轉型失敗之痛！
不能祇以「官逼民反」作解釋的另個原因在於，二二八事件必須納入中美（日）台的國際架構來剖析，陳翠蓮的新作《重構二二八》就勾勒出跳脫中國內在脈絡的新觀點。唯有拓展二二八的國際關係，才知馬英九在2013年出席二二八事件66週年追悼記者所說「為了讓二二八類似事件永不再發生，唯一辦法就是鞏固民、人權和自由」，這是經不起檢證的。因為二二八的暴力源頭就是外來勢力，所以僅執泥於島內政治，卻不斷向強權獻媚，根本遏止不了二二八禍源。須知，台灣人從二二八悲劇得到的教訓就是，要絕對慎防外來強權的介入，不論這強權來自中國或美日皆然。
值得提醒各方的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與討論必須相互提攜、自我省思。但如今藍綠統獨糾結在各自的蛹繭裡，各演其演、數十年不變，頗讓人有憾！
就藍統陣營來說，他們之中不少是外省人，似對二二八賦予的「原罪」頗不耐與不甘。擺脫莫名的「原罪」是對的，但他們衍生出祇聞二二八即心生抗拒的逃避態勢，下意識回以「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二二八功過未定」、「一切都是民進黨在操弄」、「是本省人先毆辱外省人」…，觀諸網路上深藍仇台分子所引用的二二八資料，全係1947當年軍政當局的宣傳物，試問這如何對話、溝通？至若像朱浤源、武之璋、戚嘉林之流矯飾出「民逼官反」，一切都是美日之錯的荒謬說詞，不談也罷！
藍統該想想戰後猶太人透過文書影像不斷傳輸納粹大屠殺之過，他們塑造的「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是何等強力浩大，反觀台灣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時間才二十餘年，無論質與量都差之猶太人遠甚。而要深化二二八，得再增添加害者與揹負莫名原罪的外省族群，論述才能更豐沛多元。
至於紅統著力於左翼和地下黨人在二二八乃至其後白色恐怖的戰鬥，如侯孝賢在電影《悲情城市》勾勒的那樣，這確實是台灣歷史難以抹滅的一段；但處理這些人物必須從在地戰鬥角度出發，多賦予他們血肉而非造樣板，否則紅色神話祇會讓更多人避而遠之，徒然成為北京傀儡罷了！
再就綠營與獨派來說，多數綠營政治人物把二二八視為提款機，每年一度的行禮如儀既少虔誠，更乏新意。而糾結於死亡人數和元凶追究的背後，獨派似不願正視紅色人物的歷史地位，以及台灣史學界不少人故步自封，視所擁檔案資料為禁臠，但一遇林邑軒、吳駿盛以人口學所揭示的死亡人數，就祇能以偽權威斥之，悲夫！台史界、綠營與獨派要有新的體認，二二八不該是史學界專利，它必須廣納政治、經濟、法律、統計、心理、社會、傳播、宗教、藝文…諸學科或範疇，才不致陷於悲情自憐，才不會夜郎自大。但盼十年後的八十周年，二二八早已越脫族群樊籬與統獨糾葛，可以正視諸如原民、新移民、性別、階級之類的議題，如此轉型正義才不致空轉。
歷史是段無垠的鐵道之旅，但每逢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的Ｎ十年乃至百年紀念，就是停歇暫憩的大站月台，爾後再思考何去何從的大哉問。於是屆滿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除了追思會、音樂會、史蹟巡禮、研討會、書籍出版、藝文展示……等例行活動，是否還有新義初創，眾人都引頸企盼或狐疑之中。
話說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人於1987年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透過演講、遊行打破島嶼長期的緘默；但二二八可以公開暢談並全面研究，已是1990年代之事。暢談意味著既有的二二八出版物全面解禁，也代表學術研究逐漸取代意識形態的吶喊。二十多年來，潛心其中的學者專家藉由檔案解讀、口述積累，以及外國檔案、文書、報章的出土，凡此已闢出多重路徑，然而放眼今日，籠罩於島嶼上空的二二八陰霾似未清除，顯見學術新徑和政治舊道仍少溝渠相連。
近年來二二八論述遇到最大的瓶頸在於：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元凶是誰？
前者從早期官方側重外省人死傷嚴重的一兩千人，到民間動輒以萬起跳的傷亡人數（史明聲稱有100000萬人，蘇新、林木順說是10000上下，楊肇嘉則指稱17500人），而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則引陳寬政教授說法，估計是18000到28000之間，凡此差距都不可以道里計。
去年吳乃德在一場以〈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為名的演講，拿林獻堂日記為本，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000上下，這可捅到蜂窩，瞬間批判聲不絕於耳，事件在吳撤文後暫歇。今年二二八前夕，林邑軒、吳駿盛兩個年輕人聯合發表〈重探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性別 死亡比例的推估〉乙文，以人口學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304到1512之間。這引發受難者家屬非議以及一些歷史研究者的責難，是可以想見；但讓人遺憾的是，批判責難通常不是基於方法論辨析，而係它挑戰到既有的聖壇，於是情緒、權威取代實事求是的討論。
其實早年各方的報導都有誇大之嫌，而在事件可以公開討論的20多年後，逐漸擺脫悲情與既有的歷史研究，多方酌取各種社會科學為工具，全學科而非被台史學界壟斷的二二八研究才不致如博物館標本被釘死。或許林、吳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反思集體記憶從何而來？血流成河的印記是否集中於基隆、台北、嘉義、高雄，以致我們擴散為各地皆然？因為長期的禁忌，反讓惡靈不斷滋長？…當然也可以質問林、吳二人這樣抽離具體時空的科學研究，是否遺漏了什麼環節？但這是求全而非以擬神學教義的手法否定他們的用心。
何況不論死亡人數是以萬起跳，或者吳乃德和林吳二人的千人說，都掩蓋不了21師來台後於各地有系統獵殺菁英頭人和青年學子的惡毒用心，它的殺雞儆猴效用迄今仍在。可以說若無二二八的軍事鎮壓，台灣菁英頭人大量被殺被關或流亡在外，倖存者多半緘默一生，或有如蔡培火那樣卑躬屈膝，以及多數台灣人從此視政治參與如畏途，全體心靈重創，否則1949年敗逃至台灣的蔣氏國民黨政權也不可能在政經文化全面踩在台灣人腳上喝香吃辣一甲子以上。泛藍與犬儒者一意拿成王敗寇的中國歷史觀意圖稀釋二二八，全然是醬缸心理發酵。二二八死亡人數的深究就在破除醬缸文化，祇是它不該囿於既有架構分毫不可質疑。
再就真凶元惡問題。前些時日國史館出版新掘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六冊，陳儀於1947年3月2日尋求南京出兵的電文終於出土，足證陳儀對事變參與者虛與委蛇，背後猛力插刀的陰狠事實，不止陳儀，當時軍方頭頭柯遠芬、彭孟緝、史宏熹、張慕陶以及率21師來台的劉雨卿也都逃不掉責任。問題在於現有檔案資料還找不到蔣介石手書「格殺勿論」之類的明證。真要追究蔣介石責任，得進一步釐清他允許派兵的目的，以及其後軍方掃蕩、清鄉所為的殘虐惡行，到底知情多少？是否惡意縱容？2006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提供了一些方向，但這都得進一步詳查相關的檔案文件，所以此際所談祇能是政治責任，至於民刑事責任以及戰爭責任，都還太早。
更糾結的是，1949年國民黨敗逃至台灣後，昔日中央鎮壓地方的問題若不解決，蔣家王朝勢難安穩南面而王。於是，一方面有妥協，1950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既有安撫溫和仕紳派的用心，也有繼續監控的意圖；另一方面，傾左的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則逐一在白色恐怖期間清理掉。所以儘管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在時間與內容上有別，但置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時空，兩者卻必須匯整梳理，畢竟白色恐怖中還是有不少二二八因素，如此蔣介石與其鷹犬（特別是彭孟緝）的罪愆才得以全面鋪展，這是台灣轉型正義的辛苦路。
死亡人數和元凶追查之外，如何釐清二二八的性質其實更為棘手。關於性質的縷述歷來有族群（文化）衝突、追求自治、階級矛盾總爆發…等，早期有些獨派人是族群衝突論的力贊者，但事件初起雖有本省人（絕大多數為流氓）毆打、洗劫外省人事例，但很快遭制止，所以族群衝突祇是表象而非本質，其後不少獨派學者傾向文化衝突（現代ＶＳ.前現代）。經受日本殖民苦煉獲致某種現代性的台灣人，和停留於前現代模式的中國大異其趣，所以事件爆發確實帶有相當多的文化衝突色彩，但這論調有淪入扁平化的危險，因為二二八事件仍須納入二戰後所有殖民地脫殖獨立或返歸母國的衝擊來研究，這面向不僅於台灣／中國，光是文化衝突不足以涵蓋全部事項。
近來，將二二八定位於爭取自治似乎最為四平八穩。事件後延安中共的定調如此，前此國民黨的馬英九政權亦如是，不少穩健持平的台灣史學者也認肯。觀諸「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宗旨，但如此定調又無法反映國共內戰後，台灣物資短缺、物價高漲引爆的經濟鬥爭。
於是，中共方面除了界定事件屬於地方自治而非尋求台灣獨立外，更把焦點定著於階級矛盾。近日中國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就表示二二八事件係「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吃台灣人豆腐的言行，卻無視於中台當時明顯存在的文化衝突，這祇是中共意圖攘奪二二八話語權的政治伎倆，完全是對台灣人的無禮漠視。
總的說，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脫殖期間，各界都對未來有高度想望，卻又全體失落的集體行動，對象既是陳儀，也是對中央國民政府的不滿。於是不論左中右溫和或激進的人群全捲進這場歷史大風暴。一方面，溫和的仕紳派循著早年自治運動的軌跡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亟思在體制內與長官公署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日治時期的台共、新文協、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等左翼運動者，面對新局則喚起社會革命的美夢；最後，屬於戰中世代的少壯派（深受皇民運動洗禮，以及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則試圖以武裝暴力反抗長官公署的歧視統治與經濟剝削。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座新舞台，既有20年代左右鬥爭的痕跡，且有少壯勢力摒棄溫良恭儉讓的無畏行動，既聯合又鬥爭，且時時競爭領導、詮釋權。所以愈深入二二八內裡，就愈不能用單一、明確的指標來蓋括事件的本質。
二二八事件或太遠，看看近三年前的三一八運動就是鮮明的範例。三一八衝進立法院係歷史的偶然，但偶然有其必然性，斯時所有反國民黨、反建制運動團體、成員與青年學生，不分左中右溫和激越率皆投入這股洪流。雖然透過主流媒體的傳輸，反黑箱程序的服貿案成為運動主軸，更而聚焦在議場中央的幾個明星人物；但這場運動實則為多核心、多議題、多場景的公社實驗，它的性質必然會隨著台灣政經面貌的改組而有新詮，它不是寂然不動的標本。二二八亦然！所以想以單一口號定調二二八性質者，無異是刻舟求劍。
當然，不能忽略事件期間左翼共產黨人的積極能動。各種解碼文件顯示，當時王添灯旁側的蘇新、潘欽信、蕭友三等確實是舊台共，二七部隊的領導人謝雪紅係舊台共、活躍於雲嘉南的「台灣自治聯軍」頭目張志忠、李媽兜則是中共地下黨徒。準此，如今的北京政權自然會自吹自擂說二二八是中共領導的反專制解放運動，在台的紅統專員也忙更迭的塗脂抹粉、為虎作倀。
二二八事件是否由中共領導，祇要探照兩個面向即可勘查清楚。一是如上所述，1920年代左右鬥爭之後，台灣社會對左翼赤色分子其實已採諸多防火牆，況且經過30年日殖政權的強力搜捕，左翼在戰後尚處於韜光養晦階段且人數也不多，事件期間祇能以統一戰線來且戰且走，所以蘇新縱使成為王添灯的重要智囊，《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卻絕少社會主義密碼。謝雪紅雖是二七部隊領導人，但該部隊並無跡象顯示它是一支赤軍，更不用說共產勢力從未有一自上而下、明確有力、橫向聯繫的領導中心；更進一步說，雖然戰後延安中共立即派蔡孝乾潛返台灣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地下黨的擴展極有限，加上舊老共內部既有的罅隙（謝雪紅與蘇新、王萬得等人勢同水火），以及台共與中共係屬不同脈流等因素，所以橫向聯繫阻力甚大。凡此，都可印證中共所謂地下黨人領導二二八事件，是過於誇大了。
不少人以為今年北京政權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係兵強馬足之後準備搶歷史話語權。其實這是大驚小怪，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已關注二二八事件，祇是2005年國共三度合作之後，有一段時間北京政權淡化處理二二八，直到今年為了制遏台獨聲勢，這才又大張旗鼓搞二二八統戰。1991年2月陳芳明於《中國論壇》寫了篇〈中共對二二八事件史觀的政策性轉變〉，就詳析中共的二二八史觀歷經五個階段：革命史觀期（1947─1949）、反美史觀期（1950─1957）、新民主主義史觀期（1958─1966）、文革史觀期（1966─1979）、和平共存史觀期（1980─1991）。由於陳文寫就迄今又已26年，加上國共再度攜手，所以中共在這二十餘年是否史觀又已改易，猶待進一步研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史觀改變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或立於國共內鬥，或中美對峙的態勢上，但從未照顧到台灣人的立場與渴望。就因為陳儀係想投誠中共失敗，因而遭蔣介石槍決身亡，所以像《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這類的書籍就大肆歌詠陳儀係清廉有為的能臣，更盛讚他投共的動機，這一切都有向現今國民黨要員招手的用意。而今國共合作之後，也不能再繼續罵蔣幫惡政，所以當北京政權掛出「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的漂亮布簾，祇要試問他們如何處理陳儀、蔣介石功過，就知一切就祇是統戰。
有些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者如戴國煇等人，對於國民黨與中國式權鬥的精微處知之甚詳，進而補足向來二二八研究的弱點，確實功不唐捐；然而在反台獨的意識形態趨使下，他卻隱含指責台灣人太天真，對於國家暴力卻輕輕帶過。這是站在強權角度輕蔑台灣人的可悲立場！台灣人何以天真，係因凶惡的日本人儘管不平等對待台灣人，但統治50年也確立起一套統治者／被統治者的遊戲規則（如1935年舉行首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同時逮人亦有一定的法制基礎，雖不盡然同於西方國家的殖民政策，卻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種。戰後台灣人誤以為「祖國」也遵循這套規則，結果不論是原自治論運動者或左翼人士全數遭殃，這是台灣近代史的重挫。所以我們絕不能以單純的「官逼民反」來詮釋二二八事件，因為「官逼民反」祇會被納入中國傳統來理解，它必然稀釋掉現代性轉型失敗之痛！
不能祇以「官逼民反」作解釋的另個原因在於，二二八事件必須納入中美（日）台的國際架構來剖析，陳翠蓮的新作《重構二二八》就勾勒出跳脫中國內在脈絡的新觀點。唯有拓展二二八的國際關係，才知馬英九在2013年出席二二八事件66週年追悼記者所說「為了讓二二八類似事件永不再發生，唯一辦法就是鞏固民、人權和自由」，這是經不起檢證的。因為二二八的暴力源頭就是外來勢力，所以僅執泥於島內政治，卻不斷向強權獻媚，根本遏止不了二二八禍源。須知，台灣人從二二八悲劇得到的教訓就是，要絕對慎防外來強權的介入，不論這強權來自中國或美日皆然。
值得提醒各方的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與討論必須相互提攜、自我省思。但如今藍綠統獨糾結在各自的蛹繭裡，各演其演、數十年不變，頗讓人有憾！
就藍統陣營來說，他們之中不少是外省人，似對二二八賦予的「原罪」頗不耐與不甘。擺脫莫名的「原罪」是對的，但他們衍生出祇聞二二八即心生抗拒的逃避態勢，下意識回以「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二二八功過未定」、「一切都是民進黨在操弄」、「是本省人先毆辱外省人」…，觀諸網路上深藍仇台分子所引用的二二八資料，全係1947當年軍政當局的宣傳物，試問這如何對話、溝通？至若像朱浤源、武之璋、戚嘉林之流矯飾出「民逼官反」，一切都是美日之錯的荒謬說詞，不談也罷！
藍統該想想戰後猶太人透過文書影像不斷傳輸納粹大屠殺之過，他們塑造的「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是何等強力浩大，反觀台灣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時間才二十餘年，無論質與量都差之猶太人遠甚。而要深化二二八，得再增添加害者與揹負莫名原罪的外省族群，論述才能更豐沛多元。
至於紅統著力於左翼和地下黨人在二二八乃至其後白色恐怖的戰鬥，如侯孝賢在電影《悲情城市》勾勒的那樣，這確實是台灣歷史難以抹滅的一段；但處理這些人物必須從在地戰鬥角度出發，多賦予他們血肉而非造樣板，否則紅色神話祇會讓更多人避而遠之，徒然成為北京傀儡罷了！
再就綠營與獨派來說，多數綠營政治人物把二二八視為提款機，每年一度的行禮如儀既少虔誠，更乏新意。而糾結於死亡人數和元凶追究的背後，獨派似不願正視紅色人物的歷史地位，以及台灣史學界不少人故步自封，視所擁檔案資料為禁臠，但一遇林邑軒、吳駿盛以人口學所揭示的死亡人數，就祇能以偽權威斥之，悲夫！台史界、綠營與獨派要有新的體認，二二八不該是史學界專利，它必須廣納政治、經濟、法律、統計、心理、社會、傳播、宗教、藝文…諸學科或範疇，才不致陷於悲情自憐，才不會夜郎自大。但盼十年後的八十周年，二二八早已越脫族群樊籬與統獨糾葛，可以正視諸如原民、新移民、性別、階級之類的議題，如此轉型正義才不致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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