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因為一顆乍亮的文壇之星瞬間殞落，更由於死因可能係誘姦所引發，於是整個島嶼熱議喧騰不止；但撇開補教名師、性侵、精神疾病這些爭議話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確實有劃時代的刻痕，實不宜被上述爭議所掩蓋。湊巧的是，戰後台灣文壇也有王尚義、邱妙津和林奕含同是天才橫溢但也早夭（三人都是二十六歲就羽化）的憾事，王尚義捲動的存在主義台灣，邱妙津早發的同志書寫，以及林奕含帶出的「思無邪」文學新解，都有其待掘探勘的用心，因而寫就此文作為初探。本文同時刊登於《文訊》380期（2017年6月）。
林奕含，一個早逝的青春，卻註定會在台灣文學史上留名。祇因她的身殉，激起社會萬丈波瀾，法律、社會、心理、傳媒，以及文學諸層面都深踏觸及，可惜的是，在新聞風潮中，最被忽略以及扁平化的就是林奕含念茲在茲的文學，它太複雜、危險且可能失焦；但浪頭過後終會見及它的巍峨參天與多變視域，屆時留在下來的必是她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及最後的文學獨白。
一個作家之死竟可以讓整個島嶼沸騰，年輕貌美、氣質出眾、文字懾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她就是這時代的文學幽靈，天使性格與魔鬼召喚的屬性兼具，祇是絕多數人都不敢逼視這有著兩副面孔的傑努斯（Janus）容顏。說是追求唯美，內蘊卻有魔鬼形影，這樣的文學之路還真是既美形、異境，卻又危疑萬狀，稍一不慎即會墮入地獄深淵。
林奕含現象很獨特，但放眼戰後的台灣文學界，彷彿有兩個身影可以遙相呼應。一是六○年代的早逝王尚義，一是九○年代文風初露即殞逝的邱妙津。巧合的是，王尚義、邱妙津和林奕含都在26歲韶華之年告別人間。這是否為天才文學使徒的門檻？庸俗庶民如你我者大概是難有機會體認。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由黑暗迎朝陽，乍然遭烈日灼身，眼不能見、嘴不能言的身心劇創。即使可以公開喊痛、泣淚，終有太多迷霧未釐清。關於真相，亟待更多檔案、文物與人員的新證；但事件的焦點、瓶頸，則更須辨識清楚，否則就是鬼打牆。於是忒就死亡人數、真凶問題，以及事件性質的界定作一番詮解，並期各方不要作繭自縛。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6.3.5、3.7。
歷史是段無垠的鐵道之旅，但每逢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的Ｎ十年乃至百年紀念，就是停歇暫憩的大站月台，爾後再思考何去何從的大哉問。於是屆滿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除了追思會、音樂會、史蹟巡禮、研討會、書籍出版、藝文展示……等例行活動，是否還有新義初創，眾人都引頸企盼或狐疑之中。
話說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人於1987年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透過演講、遊行打破島嶼長期的緘默；但二二八可以公開暢談並全面研究，已是1990年代之事。暢談意味著既有的二二八出版物全面解禁，也代表學術研究逐漸取代意識形態的吶喊。二十多年來，潛心其中的學者專家藉由檔案解讀、口述積累，以及外國檔案、文書、報章的出土，凡此已闢出多重路徑，然而放眼今日，籠罩於島嶼上空的二二八陰霾似未清除，顯見學術新徑和政治舊道仍少溝渠相連。
近年來二二八論述遇到最大的瓶頸在於：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元凶是誰？

七十年，說是人生古來稀；但二二八由潛流浮於地面，其實時間非常短暫，所以又可謂「人生七十才開始」。除了檔案卷宗的繼續出土，論述與口述、傳記之類的文書也從未斷水；但對一般庶民而言，透過文學、影視的途徑，可能是了解二二八的重要途徑。雖然二二八文學與影視的呈現仍顯不足，但數十年來還是累積了一些成績，特為文誌記這些成果，並期盼有為者不該捨資源 而不用。本文刊登於《文訊》377期（2017年3月）。

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可想而知，從中央到地方，各式祭儀、研討會、文獻展出、音樂會、出版品……不僅於這個春之祭，一整年都會峰峰相連到天邊；然而，二二八論述、議題似走到某種盲點：執泥於死亡人數有多少？元凶是誰？除了陷入無止盡的黨派、意識形態拉扯，就算公允、專業的研究，恐怕也難以得出明確的解答。但太多人擠入這死胡同，能不窒息腦脹嗎？
或有人狐疑，中國歷史上的主政者、入侵者大肆屠戮人民根本是常態，「邊地」的鎮壓有何大驚小怪？且日本人殖民台灣初期的軍事鎮壓（包括對原住民），死傷人數遠逾於二二八，何以不追究日帝之過？……抱歉的很，懷抱這種態度的人士仍耽溺於成王敗寇的叢林思維，正義、公理全然不存於心。
他們完全不解台灣透過痛苦的殖民現代化，對秩序、公理的想像已和封建中國截然不同，於是想像遭斵喪、菁英遭鏟除、人民變緘默，直到解嚴後，二二八才逐次分層公開談論。日殖現代性與國民黨的再占，這是二二八的雙重傷痕，而在白色恐怖長期禁錮後，如今儘管痛苦可以發抒，卻因時間太久、夢魘難驅除，所以真相不但難梳理，還走入上述的死胡同，這不能不說是二二八探究之憾！

好萊塢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新作《沈默》即將在台上映，由於該劇幾乎全部在台取景拍攝，所以本地片商就大力炒作「讓世界看見台灣」，這和遠藤周作的小說原作、電影形成一種微妙的對映關係。小說是沈重的，電影要呈現沈默的多面向，本地人的心緒也是沈默的語絮，為梳理三者，所以特寫下此文。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7.2.14。

好萊塢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懸於心中近30年，改編自日本小說家遠藤周作代表作《沈默》的同名電影，本周即將於台灣上映。由於該片全係在台灣取景拍攝，所以台灣代理商就以「讓世界看見台灣」，作為吸引本地民眾前進戲院的亮點。
這就形成多重的平行時空：遠藤周作身為日本的天主教徒，他亟思透過歷史檢索，一方面考察德川幕府迫害天主教徒的史實，另一方面，他更在意如何為日本人量身定造出救贖新衣，這就是《沈默》的要義；而作為紐約義大利後裔的史柯西斯，他似乎想透過電影捕捉普世、超時空的救贖，表象看這是美國人俯看世界的企圖，內裡卻有著異於新教的執念，史柯西斯的內心衝擊又是一道課題；至於台灣人藉由好萊塢導演之眼，演繹一齣17世紀日本天主教徒受迫害悲劇史，場景卻是那麼熟悉，是否也經由「讓世界看見台灣」致使國際孤兒的台灣也能獲致救贖呢？
作為源頭的小說，關於「沈默」的主題：反抗歷史的沈默、探索神的沈默，其實並未囿限於天主教；再者，小說、電影和台灣觀眾各自展延了救贖的意念，這意念或是宗教，或是族群認同，或是國際地位的歸依，更可能在觀賞電影之後產生截然不同的化學變化，我們不必、不該先驗地設定什麼結論。

台灣社會書香幽淡，曾為出版龍頭的台北重慶南路書店街，對比商旅店的一家家開張，剩餘十家左右的書店最能凸顯風光殘影的無奈。但風華從來不是天成，它的成形有其特殊成因，長存更依賴微妙的物質基礎建構，這又和黨國體制的顯威密切相連，於是發為此文。本文刊於《新新聞》1560-61期（2017.01.26-02.08）
入夜，台北市重慶南路漸次闃黑，商旅招牌召喚了疲累的旅人、茶飲咖啡店成為日忙者的最後駐點，而曾有的書香芳味則淡然許多，這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的紀實寫景。截至2016年底，重慶南路殘存的書店祇剩十家左右，對照全盛期曾有百餘家、櫛比鱗次的風光過往，欷歔的除了記憶，尚有歷史沿革與空間變化之研議，那才會更清楚文化／政治／權力的組合是怎回事。
重慶南路書店街，彷彿古已有之、不言可喻；但實際上，書店林立是戰後才有的現象。日治年間這條街被定名為本町，本町和衡陽路所在的榮町，號稱台北的銀座，此區多的是金融銀行和食堂，書店則以村崎長昶辦的新高堂最富盛名。戰後，新高堂產業由游彌堅、林呈祿、范壽康所創辦的東方出版社接收，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改組為台灣書局、文明堂改為香華書館；另外，延續日治時代經營者則有鴻儒堂、大陸書店。

中國教育部教育二司近日確認，已將「十四年抗戰」列入中小學課程。此舉一方面是要爭文化詮釋權，一方面磨刀霍霍對準日本。對此，台灣可不能袖手旁觀，必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舉的用心，並而再確立台灣在二戰的角色地位，這才是反省之道。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7.1.17
據悉，中國媒體《新京報》證實，中國教育部教育二司確認了近日網上流傳的《關於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該文件的確由該司所發，目前2017年春季教材已全面落實。中國教育部人員表示，「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是貫徹中央相關精神，2016年10月，國務院相關領導就曾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將習稱的「八年抗戰」延長為「十四年抗戰」，按中國學者看法，係因前六年是局限於東北和華北部分地區的戰鬥，而後八年則是全中國烽火處處的全面抗戰。全面抗戰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是說是國民黨連結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結盟行動；反之，前六年則係共產黨獨立領導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總之，共產黨好領導、毛澤東好棒棒！
這也是習核心繼「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的談話後，另一次磨刀霍霍的文化霸權爭奪戰。針對北京政權的說法，老軍頭郝柏村回應說，「抗日活動」與「抗戰」是兩回事，不是有抗日活動就可納入抗戰範圍；且即使把時間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抗戰也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如此的反駁論調還算公允有力。相形之下，陸委會關於「中國大陸方面應客觀看待、正確面對抗戰的完整史實，不要刻意扭曲或抹煞，強調還原戰爭真相的本意在於凸顯和平的可貴。」的宣示，就不免讓人打嗑睡了。

近來，新竹光復中學的納粹扮裝、陳宣儒假扮灣生之後，在在都掀起新聞風暴。多數人都把癥結放到強化歷史教育之上，但歷史教育能單獨承責嗎？台灣長期在黨國體制下的心靈陰影、法西斯美學的懾人特質，以及台灣史的晚開發，都是亟待檢討的課題，不能過度簡化。本文刊於「想想論壇」 2017.1.5
從2016歲末跨入2017之初，台灣社會因為新竹光復中學的扮裝納粹事件，以及田中實加（陳宣儒）盜畫、偽飾灣生後代的鬧劇，猶如接續的強震，讓這社會再形裂解，空洞、淺碟、內耗…無所遁形。
兩件事分開談，都可侃侃而論且直探核心；但雙箭齊發，輿論也好、鄉民也罷很快就形塑出某種共識──本國歷史教育失職、失敗！但問題真的祇是歷史教育的問題嗎？沒有責任與解放胸襟的公民意識，是撐不起堅實的歷史教育；少了家戶長制的親族羈絆，才可能培養有思想、敢患難的子女；沒有苟且嗜血的傳媒，才可能就事論事談問題。所以一逕把焦點鎖定在歷史教育，祇是單純的卸責。
何況就算聚焦於歷史教育，光是統獨分歧就折騰了所有的人心靈魂，哪可能正視議題、汲取教訓。更進一步說，無論黑格爾或尼采，他們對歷史的見解頗悲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黑格爾如是言。其實他的本意是，「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或是依據從中推論而得的原則來行動過。每一個時期所牽涉到的都是專有的情境、處在全然獨特的條件之下，它的規則只能夠以與自身相關、並且僅僅與自身相關的思慮來釐清。在重大事件的進逼之下，一般性的原則幫不上忙。想回返到過去相似的處境只是徒勞。」

陳映真的故去，在台灣確實引發文藝界的一陣陣漣漪，他的文學路與極統派立場，不同立場者的解讀大相逕庭，於是瞎子摸象現象於焉產生。幾個月前王拓往生，他出獄後的政治動向，亦曾有部分人質疑。於是，試著回到七○的大環境，或許才能理解陳映真、王拓等人何以如是作為，並試著反思當下台灣。本文刊於「想想論壇」2016.12.6
2016已然走到尾聲，太多的板塊位移，太多的名人故去，總覺世界瞬間多了數不清的斷層帶，有些影像就此戛然而止，有些才剛展開扉頁，這其中王拓的猝逝以及陳映真的訃聞傳出，最是讓我傷逝，因為兩人我都識得，更因自己的慘綠少年布幕逐漸落下而暗自歎氣。得尋蹤七○年代──台灣再尋根與不斷提問的開始，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諸多轇轕都溯源於此。
由於白色恐怖，更因為如今統左人物最愛囁嚅絮語的所謂「分斷體制」，50和60年代的台灣知青影像是如何呢？陳映真在1975年以許南村筆名寫就〈試論陳映真〉提到「在這個時期裡頭，他顯得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
這是怎樣的人種？「基本上，陳映真是市鎮小知識份子的作家。在現代社會的層級結構中，一個市鎮小知識份子是處於一種中間的地位。當景象良好，岀路很多的時候，這些小知識份子很容易向上爬昇，從社會的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當社會的景氣阻滯，出路很少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向著社會的下層淪落。於是當其昇進之路通暢，則意氣昂揚，神彩飛舞；而當其向下淪落，則又往往顯得沮喪、悲憤和徬徨。」、「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著名的音樂人、60年代狂暴的代表人物巴布‧狄倫（Bob Dylan），引發一陣驚訝與討論。狄倫的音樂與詩相連，這已是常識，更無人能否定狄倫的重要性，但要將狄倫與諾貝爾文學獎相連，這似乎就考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定位；但證之它一路的脈流，確實有太多爭議點，於是書此文略記一番。本文同時刊登於《文訊》374期（2016年 12月）。

太多人賭村上春樹，但瑞典學院就是不買帳，於是2016年他們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村上心儀的音樂傳奇人物巴布‧狄倫（Bob Dylan）。村上本人或祇能啞口無言，但還記得當日各界的反應，少有淡定自如者，驚訝不可置信、錯愕之後狂喜者均有之，更根本的質疑是：狄倫雖有詩人之名，但他就是個專業音樂工作者，瑞典學院是否又跨界？且想藉狄倫之名沾光呢？
先列舉一下早年瑞典學院選取的非純文學家名單：
1902年德國的蒙森（Christian M. T. Mommson），作為歷史學家的蒙森，一部《羅馬史》開啟了現代世界重啟羅馬研究的先河；1908年德國的俄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是唯心主義哲學家，著重精神價值的捕捉；1927年法國的柏格森（Hemri Bergson），其哲學觀強調人的生命係意識的「綿延」之流。由於1923年中國知識界爆發「科玄論戰」期間，張君勱極力引用俄鏗和柏格森學說用以自我奧援，因而此二君在中國聲名頗亮。

陳映真走了！他留下太多知性、感性遺產，卻因他的極統派色彩，致使各界很難公允看待他。非統派者或祇談文學與雜誌，極統的追隨者則一意忽視他對中共政權的親善逢迎，於是扭曲有之，刻意造神亦有之，所以蓋棺後亦難論定。我當然也沒能力全面刻畫此一人物，但從現代主義的脈流、他和保守主義傳承、莫祇把他連結到魯迅，三條理路或可開啟不一樣的視野思惟，本文刊登於《鏡傳媒》2016.11.28

記憶是種凝視，凝視的是對記憶客體最清晰、最難抹滅的烙印。那麼以此審視近日在北京溘逝的作家陳映真，他留存於我腦海的影像又是什麼呢？
1994年1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在誠品書店舉辦了一場「從四○年代到九○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第一天午後議程主要討論西西、陳映真和施叔青三人的作品與意識，但所有人皆知當天的焦點／箭靶絕對是陳映真。祇見眾人不約而同先肯定陳大頭（識者對他的暱稱）的文學成就，繼而大肆批判他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批評者採取的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的二分法，陳大頭是讓人敬而遠之的瘟神，供上神殿祭拜即可。但陳大頭怎可能任人擺布，他以一敵百的聲勢力主他的文學思想與政治行動合一，不可遽然切割，否則就不是陳映真！場面既挑釁又悲壯，這唯有陳映真可以如此。
陳大頭身形碩大英俊，頂著一頭濃亂密髮，擁有一副嘹亮、低沈的嗓音，言談不逸軌輕佻，總循序牽引出家國民隱的無限承載，這是渾然天成的巨匠明星，他的圖影像極了法國解構主義巨擘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但與其接觸又不覺他是巍峨參天的遠方神祇，而像心質璞、性天真的大哥哥，即之也溫。當他言談時，你／妳會悉心聆聽；他的思辨結論常讓人難以接受，卻又激盪人不得不認真回應。這是天生的克里斯瑪（chris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