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還記得那是燥熱的周末，剛從小學畢業的我正忙著大清早背英文字母，以及演練國中數學題，可這時街頭巷議傳來「李小龍暴斃於女星丁珮床上」的驚人噩耗。怎可能？他可是偉大的武打英雄，最讓人目不轉睛的時代巨星，何況當時他才卅二歲精壯之年，怎會如流星般瞬眼成空呢？
當然，這不會只有我這準國中生會困惑、迷離、扼腕，當日所有人都圍著報紙爭相閱覽相關的報導，至於事件發生地的香港，彼時是如何的驚天動地、人心失所，光用想像就可連接那撕心裂肺的場景。港台之外，整個海外華人地乃至美國好萊塢都如受雷殛。因為消逝的不止一人，還是一整個文化意象的驟然停擺，那是英雄隻手打造的新世界，旁人是不可能瓜代替補。

去年春光媚影中，烏雲突罩頂，旺中惡靈逼退了我。從雲端劇降，恰巧落於一座蘋果園，於是，當起園丁努力澆灌，一整年時間也算植出不少的馨香美果，雖然其間驚雷不斷，旺中惡靈剎那間又逼近，總算在今春急急如律令，惡靈逼退、煦日再射，各方（包括我自己）終於鬆了一口氣。既安之，當可作更長程的藍圖規畫、作息調整，春耕、夏耘腳步自無停歇之理。
然而，打從壹傳媒交易案破局，或零碎或具體的上層關切之聲就如影隨形，其後更以「讀者意見」為名不時警醒我現行路徑已歧出，終致五月底，我遭宣告信賴關係破裂，爾後餘日就純屬和尚撞鐘的例行作業了。當眾同事忙於新任務：即時新聞上線、經營粉絲團和改版事宜，我卻斯人獨憔悴，恰似異時空來的外星人，直至七月四日終解甲歸蕪。
是上天的玩笑，或歷史的弔詭？是離開伊甸園？或再來一趟出埃及記？
再度面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起頭的命題，「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思前想後，兩年來我的遭遇，第一次倒像鬧劇，第二次才是悲劇。

總說「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今日的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但台灣真有媒體工作者敢夸言，過往工作的成績可匯為有用的歷史資材嗎？莫說媒體環境大不如前，年輕新聞工作者基本涵養太差──中天新聞誤將英國女王當成佘契爾夫人的糗態，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白色恐怖年代的思想洗刷，台灣的新聞界究留下多少「證言」，可供後世理解曾有的時代血印呢？答案恐是令人失望吧！

談新聞專業和寫作典範，還是外國的月亮較圓。其中有兩位女性殊值一談。一是前不久盛傳明年五月即將缷下新聞重擔的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台柱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投入新聞工作超過半世紀的華特斯，以其專業幹練形象於一九七二年隨尼克森訪中後，近四十年來採訪過數十名國家元首和名人，犖犖大者有：一九七七年大衛營期間，她安排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和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進行聯訪一炮而紅。其後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普丁（Vladimir Putin）、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古巴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uammar al-Gaddafi）、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布都拉（Abdullah）、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名人則有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等，都成為她訪談的座上賓。

因為電影《悲慘世界》叫好又叫座，致使十九世紀的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原作小說，以及雨果昂揚的人道主義精神，重新盤繞於我腦海；更因為《孤星淚》（亦即《悲慘世界》）是我的世界文學初體驗，所以重新探索雨果和《悲慘世界》，於我既是客觀理路的剖析，更是主觀情緒的溯源。所以在盈淚看完《悲慘世界》電影後，胸中有股非得一抒記憶與情緒之必要，故而書寫成文。本文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3年3 月3日），並作了一些擴充。人的文學因緣，無處不有、無所不在，然而，雖是偶然，驀然回首、遠眺他方，赫見那是一條早鋪好的必經路徑。就從我的世界文學初體驗談起吧！
猶記小學三年級，教音樂的林欽樂老師頗風趣，教課生動之外，還會挪出個講故事時間。一日他講述一個故事：有個人貧苦至極，家有姊姊和姊姊的子女多人，小孩飢餓難耐，所以他去偷麵包，被捕後因他不斷逃獄，最後竟坐了十九年苦牢。假釋後，他有次被一好心的教士收留，卻邪念驟起，偷走教士的銀製食器，被警察逮捕送到教士面前後，教士不但沒指控他，反向警察說是他餽贈的，讓這人從此良心大發…。
乍聽有人因不斷越獄，結果坐了十九年監牢，我初始以為這是爆笑故事，孰料愈聽下去，故事愈是慘兮，也不知老師究竟講了幾回，曲終是那個人的養女和摯愛的人結婚，他塵世責任已了，就孤身一人離開人世。這讓兒時的我淚流滿面、悵然許久。這時有同學表示，這個故事全名是《孤星淚》（Les Misérables），那個男主角叫尚萬強（Jean Valjean），當時的《王子》雜誌正在連載中。於是我只好向同學借閱《王子》並一口氣讀完，震撼度應強過九一一吧！這也是我首次聽聞法國文學家雨果（Victor Hugo）此人，但奇怪的很，並不感陌生，大概是電影《鐘樓怪人》（Notre-Dame de Paris，安東尼‧昆、珍娜‧露露布麗姬妲領銜主演）當時不知第幾度來台上映，而原作亦係雨果之故。那年是一九七○！

這個四月，撼動了我已然倦怠、蹣跚的前路，所幸柳暗花明又逢春，新開的枝芽讓我有個新譜曲。不過，2012大選後的台灣變局，尤其是知識菁英、媒體與政治的牽連，看似應接不暇，冥冥之中又似曾相識。而這樣似曾相識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廿多年來我已兩度預聞，它在哲學上、歷史意義、社會學上，以及政治實踐上，該賦予什麼面貌，此刻正尋思中。
回顧2012年初，美、中、跨國資本家、黨國體制四位一體的「不神聖聯盟」（Unholy Alliance），讓旌旗蔽天、戰鼓昂揚的民進黨大軍整個絆倒在凱達格蘭幾里外。就因為過於志得意滿，所以才有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Andrew Higgins訪問時，就六四、共產黨、統一，以及媒體內部言論自由等議項，有著和絕大多數台灣人迥異的看法見於報端。雖然迄今蔡衍明及旗下所有的官方說法，都指責《華郵》扭曲誤導了這位學識無多的生意人；但知悉蔡衍明平日言行者皆知，《華郵》所陳就是蔡衍明的真心話。
就因為「華郵風波」，讓民運人士王丹元月廿二日在臉書上鄭重言明「拒買《中國時報》」，為此蔡衍明於元月卅一日透過集團高幹羊曉東之手回應，並提出和王丹以及「澄社」一二成員（瞿海源、黃國昌等）敘聊的邀約；然而除了「澄社」有回應外，台權會、媒改社、記協等團體也想與這位總裁暢言聊天，這讓《中國時報》幾個高層警覺「此為公審蔡衍明」的羞辱行動，是以二月一日晚，包含蔡衍明在內的中時高幹雲集於編輯部某處，一場軍機處會議立予定調，不再理王丹和各人民團體的叫罵。苦候不到蔡衍明回應的團體，最後於二月六日遂聯合發表一聲明〈當中時不再忠實，我們選擇拒絕：拒絕中時運動〉，具體作為就是「拒絕在中時媒體發表文章」。

說是人間四月天，映照的卻是艾略特（T.S.Eliot）所陳「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從死去的土地裡，培育出丁香，把記憶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攪動遲鈍的根蒂」。兩個星期來的心緒，先是憤怒、茫然，宛如遭逢修羅場，其後失重下急覓新支點，待找著新支點，一切似又如常，心知肚明再也回不到從前。還是先從形勢瞬間分判的那一刻談起吧！
四月十一日，本是短暫年假小憩的首日，該晚九點零四分，乍然接獲總主筆倪炎元來電，他宣達了總管理處的指令，略謂報社基於業務重整，人力精簡之原則，將我列入裁員名單之一員，要我次日電詢人資室相關的後續作業。聞言，一股讓人欲嘔的濁血充塞胸懷，這個集團開始行動了。
次日上午十一時零九分，我電詢中時人資室黃崇明主任，想更進一步確認訊息之詳貌，孰料對方回以「所知與總主筆獲悉者同」，顯然他們不可能講真話。我再詢及資遣何時生效，對方答以「年資加一個月，即日起就可不必進辦公室了」。換句話說，這集團亟欲除我而後快，渾然不在乎資遣理由是否符《勞動基準法》。然而，祇因我已被釘上十字架，除掉我明顯可收殺雞儆猴之實效。但我究竟犯了何種滔天大罪，非得讓這集團核心成員全然容不下我，硬找些莫須有理由除之而後快呢？
先說資遣之不合理與有違《勞基法》之問題。當我於四月廿六日拿到離職證明書後，終於確認資方是以《勞基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終止勞動契約──不過，我也同時收到另張敘明離職理由為「辭職」的離職證明書，怪哉！凡此說辭都讓我有若遊太虛、探瑤池般。須知，中時高層方才召開過改版會議，據悉，無人提出「時論廣場」應縮減為一塊版面的提議，特別是，對形像頗有爭議的蔡衍明而言，兩大塊的「時論廣場」賦予他文化人、新聞人光照，是夠陶然自得且後續光環還會再發皇添益。既然，兩大塊的民意版面不可能縮減，那麼目前該單位三個人的編制，就絕無瘦身之可能，若硬砍實有殺雞取卵之嫌；再者，若真要裁員，目前中時主筆室成員中，總主筆倪炎元、副總主筆莊佩璋，以及時論的另兩位成員（張春華、林承謨），倪張林三人年資皆已屆廿五年，莊則年滿五十五歲，全然符合退休要件，所以要談裁員，再怎麼說都該向屆退者進行勸退，而非針對我這年資尚未滿廿年的「資淺者」。

黑格爾曾指出，歷史的目的就在於「理性暨精神的實現其自身」，特定的人與「英雄」都祇是「理性」與「精神」的工具。他們為了自我的利益而與人衝突、爭戰，因而受到報應、招致損失，在此同時，「理性」卻得以展現在歷史之中，且毫髮未傷，也就是說「必須透過特定物及對該特定物的否定，普遍性才得以實現」。這就是黑格爾有關「理性的狡猾」（Cunning of Reason）的基本見解。
之所以會想到黑格爾和「理性的狡猾」，係因近日胡溫體制和薄熙來的詭奇對決，「一個幽靈，文革復辟的幽靈，在中國徘徊」不斷反覆地被強調，於是改革開放ＶＳ文革復辟就成為胡溫黨中央祭出的檄文，更有人具體以「重慶模式」ＶＳ「廣州模式」來解說；然而，如斯說詞都太簡化、太偏於一方，以致不知不覺又掉入「理性的狡猾」陷阱裡了。
薄熙來由於行事高調，本與講究一致性的中南海高層枘鑿不合，又因「唱紅打黑」讓人聯想到文革遺風，溫家寶在任期將屆的壓力下出手打薄，一切看似合理，但拉抬到左右路線之爭，卻也凸顯中南海權力集團對於現行政經社諸難題難以排解的煩躁緊張，快刀斬薄熙來，根本就祇是鋸箭法而已。簡言之，文革看似偶然，但依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見解，它源於中國數千年來追求平等的浪漫思惟，並非祇是橫向承繼馬克思主義而已。文革既有源頭，自不會憑空消失於無形。
自從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者躍身主政後，藉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欽定，既全盤否定了文革的正當性，自也對群眾運動產生戒心，八九民運的爆發，更讓這群元老堅持政經分離路線，亦即經濟疾走改革開放之路，但政治社會層面則嚴防由下而上、自地方而中央的語聲，言論結社自也高度管控。於是，如今的中國政府就成了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與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的合體，那就是「政治嚴防，經濟開放」。但「理性的狡猾」顯示了，梅特涅和路易腓力都抵擋不住自由人權的拓展。

因為一則中華電信的廣告，讓我的記憶又重回兒時，尚屬農業社會形態的攤販叫賣聲。自然界從不是寂然無聲，城市的聲響更是正常不過，它和庶民脈動、商業生機息息相關。因此，我借用《倫敦的叫賣聲》，回顧那已逝的城鎮年代（八○年代以前），也期新時代的聲響依舊有味。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17期（2012年3 月） 前些時日，有則中華電信的廣告是這樣的：一位顯然是中產以上的母親，拿起長途電話和遠方（應該是身處異國）的女兒敘舊，講著講著屋外突然傳來「芋粿，紅豆粿～～」的叫賣聲，遠方的女兒興奮異常，於是母親將耳機貼近窗口，讓女兒重溫她最喜的記憶之聲，以及由聲音串起的懷舊滋味。
科技傳輸與懷舊滋味的巧妙貼合，本是該擊掌叫好的點子，卻讓我有些愕然。祇因「芋粿，紅豆粿～～」的叫賣聲是錄製好的、齊一化的機械聲調，這種複製再造的聲調若可以讓中產遊子驚豔不已，那懷舊所淬取的重振元素也未免太廉價了！不過，也因為這則廣告，讓我思緒跳躍個九重天，回到約莫四十年前城鎮年代的叫賣聲了！
之所以稱為城鎮年代，係因我的家鄉就位於嘉南平原，城市的外貌下仍不掩它的草地風貌；更且，四十多年前的台灣，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還是主軸，不但農村生活的作息有其規律，城鎮運行也和市民的脈動相依，特別是城鎮裡頭從早到晚的各式叫賣聲，也反映了獨特的城鎮風格。彼時聞叫賣聲，牽動的只是形而下的口腹食欲、日常需求；而今回溯那些形形色色的叫賣聲，反倒可以構思一種形而上的城鎮記憶。於是，英國十八世紀初的散文家阿迪生（Joseph Addison），他有一篇趣味十足的散文小品〈倫敦的叫賣聲〉（On the Cries of London），就在我腦海盤旋不去了。

初夏，我去了趟伊斯坦堡。那並非深思熟慮、精心規畫的一趟旅程，祇因有種召喚，催促我儘早完成是項旅程不可。所見所思著實不少，然，半年下來始終沒提筆書寫分毫伊斯坦堡的任一面貌，終屬有愧。於是，以《歷史學家》這一小說為起點，再凝視帕慕克的《伊斯坦堡》，先行勾勒這座曾是風華帝都，而今略顯蒼茫的一絲變化，以及它在東／西、伊斯蘭／基督教、傳統／現代的夾縫中，如何自處的模式。本文發表於《文訊》314期（2011年12月號）。
初夏時節，經多次的轉機、待機，終抵達土耳其的舊都伊斯坦堡。彼時從台北前往伊斯坦堡歷廿多個小時；不久之後，搭船由歐洲前往亞洲，費時卻不過廿多分鐘。祇因隔著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堡的轄地就分屬歐亞，於是由卡巴塔斯（Kabataç）前往于斯屈達爾（Üsküdar），這等跨洲移位早被嵌入日常生活中，土國人士習以為常，對我等卻是終生難得的體驗。
須知，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崩解，初興的共和國旋即將國都遷往內陸的安卡拉，褪去萬丈風華的伊斯坦堡，創時尚、保活力的能耐距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這些國際大都會日遠，即使同屬千年古都、一度失卻著力點的京都，也很快另闢蹊徑、日新又新，頗讓伊斯坦堡有些吃味；然而，伊斯坦堡之特奇，又豈僅歐亞交際的迷離恍惚，尚且包括東／西文化的交融互通、伊斯蘭／基督教的堆疊並存、傳統／現代的衝擊調適……凡此都讓這座滿載故事傳奇的千年之都散發迷人幽香，尋蹤釋義而不悔。
必須一提的是，導覽我心思浸淫於伊斯坦堡，繼而毅然揹起行囊踏查於斯，並非國人孰知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他的自傳體著述《伊斯坦堡》在我行前未曾精讀過；反倒是伊麗莎白‧柯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滿是吸血鬼行跡、文學與歷史穿插互用的詭譎小說《歷史學家》，才是指引我前往伊斯坦堡探勘的「入門書」。

記不得年月，祇知在八○年代初凡黨外民主活動的場域，必會見及田朝明醫師、田孟淑女士這對台灣歐吉桑、歐巴桑熱情洋溢、奮不顧身的勇者身影。但若深究，時間的疑問其實是多餘。祇因當你／妳開始思考台灣現境的荒謬、白色恐怖年代的統治神話是如何腥臭、惡質，而思摒棄之際，田爸爸、田媽媽就會以最質樸的行動、最無私的精神呈現於你我眼前，他們猶似陽光、空氣、水於人的關係；但這不是說，田爸爸、田媽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造物者或高高在上的使徒，而是他們以極自然、無畏的姿態告訴所有台灣人，反抗是天職，一如我們探燦爛陽光、呼吸新鮮空氣、飲用潔淨水，質樸和即知即行，就會捎來無上勇氣。

而今，導演顏蘭權、莊益增繼《無米樂》之後，再耗五年拍攝、一年時間奔波，描寫田氏夫妻小我與大我合體的紀錄片《牽阮的手》，終於在一般院線放映了；但因選材「敏感」，所以極難像《無米樂》那般可以「全民開講」，這對夫妻祇能孜矻不倦讓有志者薦之推之，摩頂放踵的苦行僧精神，竟與傳主田氏夫妻遙相呼應，委實不能不說是奇蹟。
《牽阮的手》一如《無米樂》，依循的是一種簡樸剪裁風，讓傳主（無論是崑濱伯，還是田媽媽）以源自土壤、紮根密實的生動言辭、行動演繹精采人生，雖然前景看似難辛（台灣農村逐日消失、台獨美夢裂痕處處），傳主卻以熱情、無私的姿態告訴我們，簡樸、直接的訴求定然可以掀起沛然莫之能禦的樂觀海潮，這是台灣本土力量可以「花謝入土又再回」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