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清領台灣的兩百多年期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就意味著彼時台灣社會是如何的紛擾。但別被反清復明的種姓革命所欺騙，民變、反亂多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三大民變就是實例。既無宏遠的革命規畫，一旦起事後又和分類械鬥牽扯不清，最後動亂在清廷派大軍渡海平亂前早已被控制。也就是說「民變其表，分類械鬥其實」的動亂，就決定了台灣民變的難以為繼。且這種「民變其表，分類械鬥其實」的內容，到了廿一世紀的今日依稀不滅，此為我撰文之用心。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94期（2013.11.21─11.27）。
絕大多數台灣人都聽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而依劉妮玲統計，在清領（一六八三─一八九五）的二百一十三年間，大小民變約莫七十三次（見氏著〈清代臺灣民變研究〉），所以這個社會確實非常不靖。可弔詭的是，儘管民變如此之多，其中還有三次蔓延全台（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終究沒能撼動愛新覺羅王朝一根寒毛，這又是怎回事？
除了針對統治集團的民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類械鬥也盛極於清領時期。雖說民變和械鬥本質有別，但兩者在台灣常互為表裡，且後者常牽制、定義了前者，所以，太平天國掀起的農民革命，幾乎斷了大清帝國命脈；反觀台灣的各式動亂，官方大致都能好整以暇的重整，且泰半借助民間力量。且這現象不僅限於有清年間，從日治到國民黨統治，基本形貌就是這般。為什麼？

如今的台灣談油色變，但這不是第一遭，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七九年就曾引爆過米糠油的多氯聯苯事件，那可真是駭人聽聞啊！但前事之師我們還未總清算，未曾總清算，弊端就永遠存在。本文同步發表於《新新聞》1393期（2013.11.14─11.20）。
油品問題愈滾愈大，無良商人矇騙賺黑心錢、主管單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行政院長說他家用的是進口油，於是無助的消費者全然不知如何是好。更可惡的是，最該出面安撫心人的最高權力者，心中想的卻是權力鬥爭，只想著「總統兼黨主席」的免死金牌必須緊握在手。如此昏君，自然讓人們對政府公部門的信任降到冰點，且還不知伊於胡底。
不知是巧合或必然，出了大紕漏的大統、富味鄉、頂新、福懋等大廠都和彰化、台中有地緣關係，這就讓人憶及三十年前米糠油引發多氯聯苯中毒事件的往事，當時的禍首就是彰化油脂公司。三年前，媒體工作者陳昭如在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執導的《油症─與毒共存》之後，採訪了多位受害人，最後匯整為《被遺忘的1979》一書（同喜文化，二○一○年），恰可讓我們溫故知新。
陳昭如以新聞紀實筆法娓娓道出惠明學校的師生集體皮膚病變，其後附近鄉鎮也陸續產生相同症狀，經送日本化驗證實檢體內含有多氯聯苯，接著查出禍源是彰化油脂。然後就是漫長的訴訟追究、官方卸責，而病痛不但沒消失，還延伸到下一代，讓人怵目驚心。由於當年多氯聯苯受害者遍及中部幾個縣市，整個台灣也跟著騷動不已，其後消基會、《國家賠償法》的誕生都與此息息相關。

當社會出現不少讓人憂心的倒退事例，當有識者深恐復辟思惟復活之際，直探曾有的抗爭往事，並全面整編為故事，就是最好的批判武器。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91期（2013.10.31─11.06）。
馬王熱鬥儘管暫告一段落，但台灣民眾一提起這事件，似乎總有種矛盾心情，一方面自傲於政黨政治、言論自由、定期選舉已如空氣、水那麼自然；另一方面，對於藍綠惡鬥、國會失衡、傳媒不時暴衝……又失望不已。於是，虛無、犬儒心態在這些年極速擴展，擴展的效應就是去政治、厭民主，幽黯力量遂有了見縫插針的可趁之機。
台灣當下的社會狀況頗似迷惘敗壞中的「圓桌武士」傳奇，也就是陷入離魂墮落的情境，需要重新再譜奮鬥詩歌與強權抗爭的故事，才能喚回先民披荊斬棘、打開生死路的精神。於是由陳翠蓮、吳乃德、胡慧玲三人合撰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衛城，二○一三年），恰如荒漠之甘泉，為我們細縷日治、戰後前段、七○年代黨外運動迄民進黨成立的艱辛過程，可以讓我們找回從前、提振現在、前進未來。
鑑於一八九五後的日本殖民者對台統治是徹底而絕對，帶來的又是全新的「現代化」挑戰，所以，歌頌武力反抗的姜紹祖、吳湯興、徐驤、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等固有必要；但在一九一五年噍吧年事件後，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新反抗運動（一般以「非武裝反抗運動」稱之）則應花更多時間與心思於其上。因為從那時開始，統治者不管是日本人或流亡來台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特質大致類同，遂致反抗的本質、意義、影響和侷限也庶幾近之。所以《百年追求》溫故知新的功能是絕對少不了。

東寧王國（明鄭）時期的台灣史，禁忌最多、詮釋最模糊，偏偏它對今日的啟發作用最強。所以，期今人能多多投入對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的全面剖析，以及賦予東寧王國更豐富的面貌。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90期（2013.10.24─10.30）。
說台灣人四百年史，恐會被批台獨史觀和大漢沙文主義；但現今的歷史詮釋仍以文字掛帥，所以前於荷蘭與漢人海盜縱橫島嶼的歲月，就暫且存入括弧。倒是四百年「信史」裡，有一時期迄今仍定義為過渡，導致時空錯落，人物刻畫極其模糊、闕漏、扭曲，這就是介於荷蘭時代與清領統治的東寧王國（1661─1683）。
何以東寧王國長久以來成為史學研究禁區？何以鄭氏家族的形象多變且失焦？先不談大清和日本如何理解東寧王國，可以確定的是，國民黨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敗退來台後，上述現象就更鮮明難翻轉，這一切緣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桎梏。
話說蔣家政權特別推崇鄭成功，視其為光復台灣的民族英雄、反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可，神話祇能就此打住，再下去可要大水沖倒龍王廟了。畢竟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未久就駕鶴西歸，而整個東寧王國存續時間祇有短短廿三年。國民黨蔣家政權既以鄭成功為範本，卻深恐短命的魔咒上身，所以「歌頌鄭成功，漠視鄭氏王朝」就成為此一政權的金科玉律，迄今依然。

馬王鬥已從熱戰轉為冷戰，但這段時間裡，公部門官僚顯露的顢頇、反動諸愚行，隱約讓人聯想到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概念；不過，想要引用這一概念可得小心周延些，否則祇會變成膚淺的呢喃私語。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389期（2013.10.17─10.23）。雜誌上題為〈平凡的邪惡不是缺乏責任與判斷的藉口〉。
兩個月前，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繁體中譯（玉山社，二○一三）已然出版問世，而近日《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也公開上映了。於是，黃世銘和特偵組讓眾人毛骨悚然的監聽行動，不論是法務部以「行政疏失」來結案，或是黃世銘和特偵組口口聲聲強調「依法行政」，背後的幢幢黑影，都不禁讓人聯想到「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所含攝的內容。
鄂蘭提出「平凡的邪惡」，係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於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她慨然提出的概念──邪惡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溼的表面擴張；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艾希曼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會引起的血腥殺戮比千萬頭惡獸更驚悚駭人。
鄂蘭的提法，在當時就引起舉世猶太團體強烈的反彈，時過四十多年，「平凡的邪惡」和「絕對之惡」如何連結？是否有集體集任的問題？凡此都成為政治哲學概念上非常棘手的課題。不少研究者指出，若不納入當時歐洲甚囂塵上的反猶意識，以及德國在一戰後的內外危機，光以衷心服從納粹來解讀大屠殺，是不夠嚴謹的。簡言之，「平凡的邪惡」必須配合更確切的歷史研究，再和「思維的匱乏」合起來談才有意義。所以鄂蘭只是起了個頭，至於進一步的論述還得參照《責任與判斷》才妥當。

一六六一年四月至六二年二月，東亞一個小島上爆發了亞歐兩大海上貿易強權的戰爭，這場日後被中國視為「光復台灣」，而荷蘭認為鄭方係背信忘義的戰爭，而這猶如大聯盟季後賽的精采戰役，還是得回歸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網絡來討論，才看得清其意義與影響。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88期（2013.10.10─10.16），不過編輯將其改題為〈鄭荷大戰就像一場大聯盟季後賽〉。

雖說十七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但意氣風發的荷蘭東印度公司（ＶＯＣ）在一六六一年春到六二年冬卻踢到了鐵板。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鄭成功海商集團突然轉向覬覦福爾摩沙，以致和荷蘭在台窩灣（大員）厮殺了九個月，荷蘭終因彈盡援絕退出這塊經營了卅八年的殖民地。這種猶如公司破產或公司遭人併吞的大事，在彼時當然得大大檢討敗因並嚴厲咎責，自也導致彼此推諉的情事發生，然而經過三百多年後，當荷蘭榮光早已不存，當東印度公司已然灰飛煙滅之際，有關痛失福爾摩沙的愷切憤語，就祇留存於海牙的國家檔案館了。
比較麻煩和錯亂的是，其後統治台灣的幾個政權裡，執持大中國一統意識的大清和國民黨政權，都把該次戰役定位成「光復台灣」。前者是為合理化、合法化接收台灣的手續，後者則因為自身遭共產黨趕離中國本土，遂把鄭成功視為化身，極力謳歌他是「民族英雄」；不過，這一切都偏離航道了。
簡言之，鄭荷大戰和民族大義無啥大關連。那是大航海時代歐亞海權的首次交鋒，結果亞洲的海商集團擊敗了聲勢如日中天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其意義和廿世紀初的日俄戰爭有點類似，那就是都在別人的土地上進行資源掠奪。不過，鄭荷大戰的成因和影響衍生了不少問題，歷來卻少見全面性的檢討。

馬王鬥背後牽扯了太多憲政漏失與危機，若直指憲政問題，那麼1920年代的威瑪憲政足可提供豐富的借鏡。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87期（2013.10.03─10.09）。
馬王鬥猶如歹戲拖棚，但衍生的卻是憲政的全面破敗。外行看熱鬧，內行可得一一將憲政危機點出來才行，而看門道就得借鏡它山之石，那就是回溯德國實施威瑪憲法的本質、過程以及最終遭希特勒踐踏毀棄的點點滴滴。
有人會質疑，本國在九○年代多次的憲法增修條款後，不是和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較趨近嗎？幹嘛要回溯威瑪憲法呢？讓我們看看青壯輩政治學者沈有忠所著的《威瑪憲政變奏曲》（五南，2009），或有撥雲見日效果。
基本上，本國憲法的起草者張君勱先生，就是以威瑪憲法為藍本做一些改良而鑄成這部憲法。它原是以內閣制為礎石，孰料經過九○年代的增修後，卻更接近威瑪憲法的半總統制架構。關於半總統／雙首長制的爭議，論者通常集中於行政與立法分屬不同黨派衝突如何衍生，但沈有忠則另闢蹊徑，提出一種「平時ＶＳ.緊急」的切入角度，他稱威瑪憲法為「垂直分時」式的制度設計。所謂「垂直分時」指的是：直選出來的總統在平日是作為內閣制裡的虛位元首，國會由多數黨當家；然而到了危急時刻，憲法就給予總統極大的緊急權力，而緊急命令權可用來支配一切。所以這種憲政設計分為平時和緊急兩種狀態（分時），而一到緊急時刻，總統就凌駕總理之上（垂直），遂有了「憲政獨裁」的危險。

荷蘭曾在十七世紀前半段，因緣際會進駐台窩灣（大員），成為福爾摩沙的新主人，卻因商貿需要引入大量漢人來移墾、商作。當時的荷蘭是個怎樣的國家？它治理福爾摩沙的策略又是如何？我輩必須揚棄中國漢人向來執持的「光復台灣」謬論，從解殖角度看待一個商貿新興國家的殖民事業，在福爾摩沙作了何種調整。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386期（2013.09.26~10.02）。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
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
出版：遠流，2007
解嚴以來，台灣史研究終能由隱而顯、由片面而系統，所以就算是遺跡最少、史料解讀有高門檻的荷蘭時代（1624─1662），研究成果也讓人刮目相看。回顧前此關於荷蘭時代的踏查之所以備其孤寂，原因在於，成就少受眾人青睞，潛心古荷蘭文如伴青燈古佛，所以祇有曹永和等少數有志之士孜矻其中，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或述或譯的研究成果，就像暗夜明燈照亮後人。
不過，眾人得先理解：十七世紀的荷蘭是個什麼樣的國度？荷屬東印度公司扮演何種角色？
簡言之，為了反抗西班牙以及站在新教立場，荷蘭北方諸省在一五七九年初成立「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兩年後正式以「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之名宣告獨立，雖然一六○九年共和國與西班牙帝國簽定十二年的停戰協定，但直到一六四八年，也就是三十年戰爭結束，《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簽定後，荷蘭共和國的主權方獲得承認。換句話說，荷蘭攻下台窩灣（Taijouan，大員）的一六二四年，它還祇是個「新而獨立國家」。
更妙的是，這個新共和國在十七世紀充當現代資本主義行銷／掠奪全球的旗手，倚賴的是一六○二年和一六二一年成立的荷蘭東、西印度公司，前者更是箇中翹楚，一六一九年攻下巴達維亞作為東印度公司總部後，一六二四年入駐台窩灣（大員），一六三八年打開長崎的通商特權，一六四一年在麻六甲建立據點，一六五二年取得好望角，其後也在亞丁、馬斯喀特、科欽、新加坡和塔斯馬尼亞建立據點，總之，荷蘭共和國以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打開殖民統治之路，這是公司統治的首例。所以一個「新而獨立國家」採行公司統治的形態，這都走在時代前鋒，因而十七世紀也被讚礜為荷蘭黃金時代。
不過，這個讓人稱羡的黃金時代卻有個弱點，那就是它的政治結構極落後、鬆散，全然沒有「近代」國家該有的中央集權、官僚效率，一切導因於一五七九年的《烏特勒支盟約》精神就在於「不該以損害地方和地區的特權、習俗為代價來實現政府的聯合」。也就是說，荷蘭共和時代的政體是以防弊、防獨裁為要，以致影響到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因為荷蘭人愛雄辯滔滔，且任何會議的決策理由都翔實而連續，悠悠數百年之後就成為人類文化重要的資產。
如今藏諸荷蘭國家檔案館卷帙浩繁的史料之中，涉及福爾摩沙的檔案就包括《巴達維亞日記》、《東印度事務報告》、《荷東印度告令集》、《熱蘭遮城日誌》等。就中《東印度事務報告》有關福爾摩莎的史料，業已經程紹剛譯為中文，以《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為名出版（聯經）；《荷東印度告令集》有關台灣的史料，也收錄於《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一書（韓家寶、鄭維中著譯，南天）；至於《巴達維亞日記》（三冊，臺灣省文獻會）和《熱蘭遮城日誌》（四冊，台南市政府）的中譯也在半世紀內全部譯竣，凡此都像打通本地研究荷蘭時代的任督二脈。
史料之外更需要調整史觀。早期國民黨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的扈從，為了支援鄭成功光復台灣的神話，自然將荷蘭時代描寫為經濟掠奪、政治專制的黑暗騎士，而中國方面迄今既擺脫不了這種意識形態桎梏，又增添統戰上的需要，楊彥杰的《荷據時代台灣史》（聯經）就是這類典型。至於和反殖反帝相對應的殖民史觀，可以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英譯的《荷據下的福爾摩莎》（李雄揮揮漢譯，前衛）為代表。
當然研究荷蘭時代，莫忘曹永和院士、宗師級的中村孝志，以及中生代治荷史能人翁佳音，彼等於史料、史觀、史識都作了深刻鉤沉。到了新世紀伊始，赫見不少青壯輩的學者有了一新耳目的解殖觀點，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即何變成臺灣府？》（遠流）、韓家寶（Pol Heyns）的《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播種者），以及鄭維中的《荷蘭時代的台灣社會》（前衛）俱是。
傳統觀點認為十七世紀的歐洲強權已略勝亞洲一籌，歐陽泰則把西方崛起視為歐亞發展之一環，亞洲為歐洲提供資本主義萌芽的新動力。由於斯時日本成為中國白銀主要供應地，台灣恰巧位於這一貿易通道的要衝，歐洲列強因而虎視眈眈，又因中日紛從海貿路線退卻，終於讓荷蘭捷足先登取得台窩灣。
歐陽泰對荷蘭時代的詮解，最具創意的是提出「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的新理念。所謂「共構殖民」指的是「荷蘭人統治下的中國人殖民地」，也就是荷蘭人提供軍事和行政架構，造就荷蘭和平的局勢，而中國殖民者則在荷蘭保護傘下狩獵、撈捕與耕種。這種「共構殖民」卻讓原先作為外勞外商的大明漢人反客為主，爾後成為福爾摩沙的權力主體。
其實依我之見，「共構殖民」也非荷蘭時代獨有，清領期間盛行「一田二主」因而衍生的大租、小租，既是殖民統治的表現，也和移民先來後到的墾殖有關。大租戶至清領後期已名存實亡，直至日治年間終被消亡，小租戶成為實質地主，這無疑就是「共構殖民」的易地翻新。
韓家寶的著作則改寫自他的碩論，他大量運用荷蘭的檔案進行經濟模式研究，他基本上承襲「共構殖民」的觀點來補充或修正。最精采見解即以頒授土地所有權或締結協約之異同，形成封建形式（荷漢原三方）ＶＳ市場機制（荷漢）的雙重經濟架構。韓家寶對「共構殖民」更精細的觀察是，此乃「殖民行政當局和企業（無論荷、漢企業家）的相互依賴」。更進一步的延伸見解是，「中國企業家和荷蘭企業家，還在殖民當局和中國移民間擔任中介者的角色。於是，殖民當局、企業家和中國移民營造出一種「共處模式」（modus vivendi），促使荷蘭在治台後期大為繁盛。
歐陽泰和韓家寶都是秀異的外籍學者，但本國少壯輩投入荷蘭時代研究者，以鄭維中最是奇葩特出。社會學界出身的鄭維中，轉而注意法政面向，挑戰與質疑荷蘭人所代表的基督教自然法文明。荷蘭人的殖民擴張，「如何正當的將非歐洲世界各種人群團體納入歐洲世界因歷史偶然所設定的普遍的交往規範當中？」，因而荷蘭殖民者與台灣原住民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比巨大！再而，漢人或會基於工具理性接受自然法為交往架構的模式，卻無法接受以基督教義為前提，這不僅存在於荷蘭統治的卅八年間，迄今依舊如故。
總之，史料不但豐富且陸續轉譯、加上數十年來台荷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在都使荷蘭時代的研究，早早脫離國族主義的陷阱；而進一步由台灣內部作精細剖析，終使解殖觀點更踏實，嶄新的時代之眼就更炫目奪人了。

《總舖師》票房持續火熱，從電影本身、從台菜部分切入的觀點已然不少；但我嘗試先由老台菜達人棒喝，再深夜踏查拍攝場景的方式切入，提領到歷史文化面縱深電影與老台菜。祇因，老台菜呈現的正是台灣四百多年漢人文化的精髓，在電影笑料背後必須被深掘。此文同步刊登於《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3‧9‧11），因報刊篇幅有一些刪節之處，此處則為完整版。

熬過豪雨肆虐、秋色篡位，《總舖師》不減火紅；然我的記憶卻迅即回到兒時聽聞，一個似叫「刀舌師」語詞。我自以為可立判「總舖師」是北部用法、「刀舌師」是下港庶民小語，我可藉此駕筋斗雲翻騰個十萬八千里。結果，一到府城見著老台菜達人黃婉玲女史，立遭棒喝！
原來，「刀舌師」祇是我自作聰明的「文創」，真正的語詞是「屠解」。「屠解」意指可以靈活肢解豬隻，讓任一部位都可食用的屠夫而言。這既是暱稱，也是蔑語，如同今日稱呼東南亞移工為「外勞仔」 般。所以，用「總舖師」一語來含蓋外燴師父和餐廳大廚，才是正道。於是，休說駕雲起霧，頭上被套上緊箍後，如同夕陽即將收線，半明半暗、人鬼邂逅之際，本以為腦中靈光一閃，走對了路徑，孰料卻是死胡同。
當然，山不動、路不轉，我心不能釘死。這就聽從達人建議在深夜悄臨《總舖師》拍攝的主要場景──媽祖樓天后宮。

一個溽暑的周末，意傳驚雷動九天。一個動見觀瞻、爭議不休的棒壇名人，因心肌梗塞、送醫不治，死時方值盛年的五十五歲。

徐生明，一個自一九七一年出現在台南巨人隊名單，此後始終在台灣棒壇駕雲起霧的前鋒人物，就這麼辭世！這損失的不僅於台灣棒壇，更因為他是三級棒球熱潮裡的代表人物，一路伴隨著我輩成長，所以他的猝逝是硬生生將我輩的靈魂由深處撕裂掉，那種痛暨其後的離魂失重，外人實難體會。
平心而論，六、七○年代崛起的這批三級棒運涉身者，儘管有不少人被視為時代風雲兒，但從高官巨賈到庶民布衣，大家根本都沒準備好。準備什麼？認真培育體育運動明星為另種英雄，逐步邁向「有閒階級」。沒，莫說想像，即時偶而夢及，也會斥之為無稽之談。
好長時日裡，三級棒球的球員始終是國族主義的樣板；不過，上位者祇想收割，壓根兒沒動念要插秧、播種。同樣地，在那樣的年代裡，投入棒球狂潮的球員，絕大多數是家境清貧的中南部子弟或東部原住民，他們多少有著「為錢賭生命」的脫貧意念。於是，從少棒、青少棒、青棒到成棒，全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驗。少數迷惘於昔日光環而腳步錯失者，固屬遺憾；過關者也未必知前景何在，好不容易職棒成立，不少人早已過了身手矯健、生龍活虎的年歲，於是曾經擁有「永遠中堅手」盛名的李居明，到職棒三年以後祇能退守左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