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曾經，飄蕩於島嶼上空的語言霸權雲捲數百年，受宰制者的形魂召喚都得賴權力者的「恩賜」；不過，瘖啞沈默的深處總傳唱著生生不息之歌。直到「後」字掛帥的今日，赫見此刻的台灣人置身巴別塔崩塌後的蠻荒境地。因為「一語多述」的喧囂雜遝，不但造成溝通窒礙難行，且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怪象橫行，這其中最讓人困惑痛心者就屬「白色恐怖」之名了。

「白色恐怖」附體太多，所以想正本清源、反思再三，實非易事。

首先，昔日的權勢者，不論是貴冑富豪或是鷹犬走卒之流，新亭對泣之餘也不時指控新權貴對其伸「白色恐怖」魔手。新權貴是否因襲陳腐暫且不論，但觀看這群失落既得利益者的狂嘶猛叫，真不知昔日受難的死靈及創痕至深的倖存者如何安心，此其一。

再者，隨著二二八禁忌的全面解咒，識者自然想順勢推動時間更綿長、國家機器佈陣更駭人、恩怨轇轕更牽扯不清的「白色恐怖」解禁工程，問題在於，政體或已更迭，血液卻如一：反共至上的白血球祇有更多而不會更少！當彼岸的紅色幽靈不斷繁衍增長，飄洋過海籠罩全島之際，有人甚且憂心「白色恐怖」會借屍還魂，全面的安靈儀式更難施為，此其二。

最後，就是「白色恐怖」的整體意象從未於島嶼著根深入。固然，國民黨的獨裁反動自始迄終少有變形，然而異議者直到八○年代風火雷電起，才能趁機倡談「白色恐怖」之種種；而在民間，人們習於將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視為二二八的無限延伸，也就是說，在民眾的認知裡，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是連體嬰，且二二八的具象囊括了所有國民黨的劣行暴政，「白色恐怖」的特異反倒不彰，這是絕大多數知識菁英未曾察覺的社會心理現象，此其三。

前路儘管多阻，十餘年來經由藍博洲、陳映真等人的「民眾史」報導文學探勘工程，以及諸多人權團體暨個人的口述文字、回憶錄相繼刊布，我們總算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一方面回顧驚心動魄的如煙史事，另一方面得以思索權力與人民的互動。近日由年輕文化工作者葉怡君所寫的《島嶼軌跡》，逸出了左統意識形態的窠臼而幽微發光，值得一談。

《島嶼軌跡》可分為三個區塊，「白堊紀」乃是作者改寫其碩士論文《白堊記憶：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集體記憶的保存、復甦與重建》（政大新聞研究所，二○○○年七月）而來，是為全書的主軸；「驚蟄紀」則以影像和文字重繪刑法一百條的抗爭、廢除過程，並紀念李鎮源院士暨那一輩的「白色恐怖」見證者；「洪荒紀」則收錄四篇或參賽或有感而發的紀實文字，一幕幕悽絕哀感的人間造景，配上生動有韻的文字，穿透出人性的召喚。整體而言，全書是用素樸的人道主義一以貫之。

作者以「五○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的成員為演員，並由林至潔（台大受難者醫師郭琇琮之妻，前環保署長林俊義之姊）擔綱主角。縷述一群天真、有正義感的時代青年如何受到國民黨蔣家政權的荼毒搆陷，遭受凌虐之餘，如何經由左翼思想來凝聚生命意志和革命情感。有形的牢獄之災固然不堪回道，真正的苦難反而在重回社會之後。烙在他／她們身上的紅色印記，致使他／她們徹底被污名化、被逼到社會角落，承受屈辱還不得吐怨氣，祇能透過迂迴路徑尋繹「老同學」，彼此相濡以沫；更由於統獨意識也在政治犯間發酵，所以彼此的牢獄生活是井水不犯河水，到了八○年代後期，獨派的「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和統派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又各自敵對成立，猶似星辰與日光互不交叉的運行般。

雖然〈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已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卻因為「白色恐怖」是「政治問題，司法解決」，導致法令限制過嚴、政治助力太少、政治犯內部齟齬時起，再加上民眾對「白色恐怖」戕害整體社會心靈的體悟不夠，所以要談平反，還有漫漫長路得走。

當然，由於作者對辯證唯物史觀和台灣左翼史事的認識尚有不足──例如，作者劃分太平洋戰爭後的左右統獨座標，將謝雪紅、楊克煌標列於「左獨」之列，恐有疑義。其實，鮮明的「左獨」是史明、張金策、洪哲勝、楊碧川等獨行俠，謝雪紅與王萬得、蘇新等老台共的爭議，涉及運動路線與個人宿怨，不能純化為統獨之爭；另外，作者似乎急於將「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定位由統派拉回到反暴政的最大公約數面向，所以字裡行間急煞車的痕跡斑斑可見。急煞車讓左翼藉由緊張矛盾來凸顯辯證思維的精采力道受到囿限，殊為可惜。其實，戰後有為的青年拿紅色中國作為血緣、精神的祖國乃勢所必然，但紅太陽並不會永遠日照不移，尋找光源而非固著於某定點才真符合辯證。

無人能否認，十餘年來孤孑困行於左翼崎嶇路的藍博洲，在搜尋整理、探微五○年代左翼之光的成就居功厥偉。所以《島嶼軌跡》出鞘，並不會掠奪藍博洲的丰采。祇不過，作為先行者理應拓荒路開視野，讓更多可能容於其中；然而，藍博洲就像陳映真一樣，愈來愈專注於塑造形像齊一、意志不移、立場堅定的左統樣板人物，而且，這樣的人物愈來愈按客家人的形像畫地自限；或可說他是由猶太人在左翼革命史上的角色扮演拈出如斯的靈光，可這種模塑其實是矮化「白色恐怖」的面貌，惜乎深陷左統泥淖的藍博洲大概不會也不能衝決網羅了。

其實，我們可以拿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馬爾侯（André Malraux）作範例。他的成名力作《人的情狀》（La Condition humaine），和前一部作品《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固然都以二○年代中期國共鬥爭為背景，以同情左派的立場痛擊蔣介石反動集團；然而《征服者》像樣板戲，欠缺人性的矛盾刻畫，而《人的情狀》則將猶豫、虛榮、自私、怯懦諸多人性弱點加在革命人物身上，然後藉由實踐逐步淨化人性，這才造就出這部廿世紀登峰造極的革命小說！

什麼是「人的情狀」呢？它出自巴斯卡的《沈思錄》：「讓我們想像有一大群人披枷帶鎖，都被判了死刑，他們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那些活下去的人就從他們同伴的境況裡看到了自身的情狀，他們充滿悲痛而又毫無希望地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著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情狀的縮影。」

「白色恐怖」問題不在紅白大對決，那是勝王敗寇的律則，反倒含冤受辱才是關鍵；「白色恐怖」形塑出怯弱／昂揚的人性辯證，我們也尚未深刻體認；至於，今日瀰漫於島嶼的猜疑、怨懟、敵我區分，也都得從「白色恐怖」的墓園中去掘棺驗屍，這都是你我還不敢面對的人性情狀。

曾經有過的《幌馬車之歌》已然遠颺，而《島嶼軌跡》又因煞車太猛，距觀景點仍遠。那麼祇能寄語識者掙脫統獨、藍綠圍城，深思人的情狀之後同「白色恐怖」幽光進行第三類接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