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有太多人一逕地把歷史問題往後延伸，把東亞關係的緊張、惡化直接和日本的處置方式連在一塊談。日本在歷史上犯錯確實該檢討，且不該祇侷限於文字的斟酌推敲；但每當有首相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或有閣員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之類的二戰污漬發表淨白言論後，旋即就會引來周邊國家一陣辱罵，且罵街最凶的永遠是中、韓兩國（當然，朝鮮的反應也不可或忘），反倒是東南亞國家和日本儘管也有二戰侵略的不快回憶，但較之中、韓是全然不能等量齊觀。是因為中、韓受害較烈，以致時間已過70年，仍覺瘡疤未癒，舊傷讓人痛楚嗎？就實質面而言，這非事實；但就心理層次作討論，那問題就複雜許多。

這些年常搭高鐵南下高雄，然後轉紅線和橘線捷運到處閒晃；不過多數活動範圍集中於苓雅、前金、鹽埕、鼓山、三民、左營，也就是舊高雄市北區，至於前鎮、小港這些臨近工業區的傳統聚落就少光臨。某種情況這和一般觀光客來到天龍台北國，巡迴路線總以101、中正廟、東區精品店和永康商圈為主，西區的大稻埕、艋舺並非首選一般。
須知，戰後高雄市的發展是由南而北，所以看看如今巨蛋附近的漢神百貨、高鐵左營站旁的新光三越，散發出的是新綠幼苗，美術館附近更是新而怡人的住宅新聖地。當然，再怎麼拓北總有其邊界，一過世運場址（或說過了半屏山），進入楠梓（楠仔坑）就是另個世界，尤其聞名遐邇的後勁五輕，豪貴人家是絕不會至。古時的打狗地區，前鎮、後勁、右昌、左營是護城四大營區，結果如今獨剩左營尚有青塚向黃昏的餘韻，而前鎮和後勁兩大護法則淪為「生雞蛋沒，放雞屎一堆」的生人不宜地。

老歌總耐人尋味，特別是歷時多年，衍生豐富想像力的淒美歌謠，藉著一代代的傳唱，生命力反而更暢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傳唱滿一甲子的台語老歌《安平追想曲》，它優美的旋律、迷離的異國情戀，導致安平人迄今仍深信「安平金小姐」的存在，前不久，台南市政府還在安平東興洋行前揭示「安平金小姐」的銅雕；不過，有愈來愈多人經考掘發現，《安平追想曲》和一九三九年的日本演歌《長崎物語》關係密切。我則認為，兩首歌的敘事確實雷同者不少；祇是這不等於「安平金小姐」並無其人，安平人的痴信依舊有其意涵。本文同時刊登於《文訊》311期（2011年9月號）
如何記憶一座城市或地域？山川自然之景、宏偉瑰麗的建物、英雄事績刻畫和男女情愛的優遊揮舞，都各擅其場。其中尤以大眾流行歌謠對庶民更具穿透力，形塑的想像空間更豐富夠勁。流行歌謠讓這個島國滿布港口／別離的濃稠牽繫，若由此再勾勒出一副異國風的淒迷故事，那麼所銜接的城市記憶就絕不會剝離脆裂。毫無疑問地，《安平追想曲》不但全然符合這些要素，且更出類拔萃，它傳唱迄今恰滿一甲子了！

所謂三十而立，實際上還是第Ｎ期的「試刊號」。而三十一也者，才是「創刊號」！

移民社會有個特色：各處地名的稱呼、改易，總會留下統治者心態、原住者意向、開墾者角度與自然生態的對應關係，台灣更因歷經荷蘭、愛新覺羅王朝、日本、國民黨的權力更迭，所以地名的起源和變化，頗能由小而大涵攝整個台灣史；惜乎戰後一甲子以來，由於統治者以緬懷舊中國、黨國意識形態、封建倫理強加於斯土斯民，反倒讓地名本有的延展力消失，導致不少人對於地名的理解，是既單薄且瘖啞不能語。近日關於高捷巨蛋站的台語發音，無知者衍生的荒謬曲解，就是最好的顯例。

去歲創下高收視率的ＮＨＫ大河劇《篤姬》，刻在緯來日本台上演。此劇不但讓劇中女主角宮崎葵成為最年輕的大河劇主角，爆紅的她立即成為新一代的國民藝人。《篤姬》描寫的是出身薩摩藩武士家庭，而後成為德川第十三代將軍家定的正室（即日後的天璋院），在兵荒馬亂的幕末調和鼎鼐，讓德川一族在王政復古後可以全身而退。該劇刻畫的是大時代中女性的關鍵角色。

陽春三月，梢來和煦微風，風來自記憶之旅。當一九七○年三月二日，《雲州大儒俠》布袋戲在台視開演後，即使還是黑白電視的年代，全台彷如置身斑斕五彩的大觀園，空前絕後的九七％收視率，導致「工人不上工、農人不下田、學生不上學」的「違常」現象，最後就是遭到新聞局的強行停播。然而，史艷文、藏鏡人之名從彼時延續到今日的「霹靂系列」，已卅九個年頭矣！

台南市議員王定宇率眾抗議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致其在推擠中跌倒一事之後，傳出兩岸黑道連手準備伺機修理王定宇的訊息。終於，在江湖人物黃如意穿針引線下，王定宇「受邀」至黃如意的台北辦公室，再透過中天電視的獨家攝錄，黃如意以大哥訓斥小弟的姿態捶了王定宇兩拳，黃還透過鏡頭代王向張銘清道歉。

蕭瑟秋風起，多數人卻可能忘了（或者根本不知）十一月十九日這一天適值「中壢事件」三十周年。若用動機論來解讀，祇因事件當事人許信良如今不但反出本土泛綠陣營，還重返老Ｋ故土；而林正杰、張富忠等許系大將如今也全然站到民進黨的對立面，民進黨和獨派人士可不想藉著紀念這一事件重新揄揚許信良的當年勇。這樣的詮解或許未必無據，卻絕對不是主因。因為不止於政客，大多數人大概都不知「中壢事件」三十周年的回顧有啥意義？祇因滄海桑田、人事全非，回顧祇讓人歎老；再者，置身滿目瘡痍的福爾摩沙，虛無、挫敗的心緒早讓人望不見雲霧遮蔽的天涯路，來時路又遭風雨、土石流沖毀，困頓之中的沒有目標的回顧豈不祇是「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確實，若欠缺歷史意識的澆灌，少了實踐制高點的追求，「純粹」的史事遙想不是多數人渴求的。然而，一九七七年確如陳明通、高隸民（Thomas Gold）等眾多學者所言是台灣戰後政治發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嶺。「這不單是因為選舉及其結果清楚標示了黨外作為準反對黨的資格，並促成（前述）國民黨、地方派系與黨外三方賽局結構的改變，選舉時在中壢引發的群眾暴動事件同樣有不可忽視的指標性意義。它彰顯民眾已走出戒嚴統治下自我設限的心態，走出恐懼與互不信任的陰影，成為日後群眾運動的先聲。……若非有此期望結構上的突破與改變，也不會有後來的美麗島事件。」（湯志傑，〈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第十三期，頁九十六）簡言之，這是個結構與意志丕變的年代，從鄉土的召喚到政治的覺醒，七○年代可謂台灣的青春期，那麼斯時剛進入高中的我又何嘗沒受雨露均霑哩！更貼近地講，「中壢事件」於我是場震撼教育，是生命中政治啟蒙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