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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台灣原住民族在台時間不少逾千年,可惜由於欠缺文字的佐證,難以堅實的為他們作定位,祇能藉由西方和華文世界的文字,來初窺他們「被發現」時的形貌。於今觀之,那樣的記述未必偏頗,且保留的古風韻味於今日原住民亦有利;但那畢竟都是以帝國之眼窺視「它者」,所以,一方面欣喜於那樣文字的呈現,另一方面又得時時警惕其中的蔽障。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400期(2014.01.02─01.08)。

談台灣四百年史,這是漢人的視野;再說到台灣早期開發種種,漢人之外還得加上荷、西等歐洲殖民帝國的心思。於是,長久以來居住於福爾摩沙這塊島嶼上的部落民族,不但被排除在外,還被認為是該教育、點化、馴服的落後民族,這些部落民族就如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所言是「沒有歷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


當然,原始的島國部落民族都有其豐富的口述、詩歌傳承、圖騰崇拜,循此大約可略窺該部落的祖先傳說和生命傳承;但畢竟少了文字作印證,關於他們所從何來?來台先後?各部族間的關係又如何?迄今還停留在人言言殊地步。至於近十餘年來有說,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地,這固然有正面提攜的能量,但也祇能作為參照而不能視為定論。

不過,就算三、四百年前的東、西帝國初窺福爾摩沙,是以征服者、啟蒙先鋒的角度出發,在和原住民族接觸互動後,其視野和想法絕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透過這種奧祕探奇文章,原住民族予人的第一眼反而最真確、生動。於茲,《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一、二冊,林偉盛譯,包樂史‧N. Everts‧E. Frech編,行政院原委會)和清初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就是以帝國之眼窺探台灣原住民族的最初指南了。


首先,Adam Verhult一六二三年的航海日誌以及《雷理生決議錄》回答了一項不少人的疑惑:為何台灣開發是由南而北?「我向Constant建議不要前往雞籠與淡水,因為那裡沒有適合讓船隻停靠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暗礁,會造成船隻損失危險。那邊的人非常兇惡,幾乎無法與他們溝通。」「(兩位荷蘭人與)中國領航員乘戎克船到福爾摩沙島做偵察旅行,到達此地。(……)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比大員更適合的地方。他們曾經訪查過位於福爾摩沙北端的雞籠灣,但是沒有很好的避北季節風的地方,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另外,當地的居民相當野蠻」。

再就記述小琉球島(Liqueo Pequeno,即福爾摩沙島)蕭壠城的形勢、居民習俗、戰爭等的描繪:「那種黏土塗抹地相當精巧平滑,不像是野人所做的,倒像是歐洲師傅所做的。……婦女清掃房屋,她們相當精於家務,且至勤至摯,甚至一日百遍。……男人對妻子似乎不很猜忌,也不以通姦為恥,……雖然他們男女都裸體走動,相對無愧,我仍然以為他們是我迄今所看過所有民族當中,最貞潔與不淫蕩的民族。……他們是相當高大、魁武的民族,奔跑神速,我相信其速必逾奔馬。……他們談吐幽雅,謙遜緩慢,至感悅耳,若從他們的談吐來認定,則他們絕非野蠻人,而是秉性善良,一身謙遜,具智慧的人。……他們不認識錢、銀或黃金,不知道衣料的差別,……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自由人和不自由人的差別,沒有一個人是別人的主人……因為光是在我們從大員海邊上岸,在路上行走時,就有很多鹿從我們面對跳躍而過,還有野豬,其數目之多,我們認為鮮有國家可與比擬。」


如此刻畫蕭壠社住民的形貌特質,何其生動精采!這和古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筆下的古日耳曼人何其雷同,同屬「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之列。當然,荷蘭人不是善男信女,其後他們取得大員為殖民地,穩定拓展與中國沿海地區的商務關係後,棍子與胡蘿蔔就齊出,一方面對轄下原住民族宣教,所以有「新港文書」的產生;另一方面征服麻豆社、嚴懲Lamey(今小琉球)住民,讓人見識到殖民者鐵血的一面。

當然,荷蘭站在掠奪資本主義角度,引進福建農、商到福爾摩沙墾殖,以致荷、漢、原之間的關係極其微妙,並而塑造出「共構殖民」的特殊結構,先前已言及,茲不贅述。

若說起以帝國之眼察照這塊化外之地的「它者」,華文世界還是領先荷、西等歐洲霸權。不談《三國志‧吳志》、《隋書‧流求傳》那種「XXX到此一遊」的孫猴子潑皮行徑(何況,所到處是否今之台灣還難說的很),真正跨過門檻見堂奧的是陳第。一六○三年允文允武的陳第隨浯嶼把總沈有容追剿倭寇來到東番之地,逗留廿一天後返福建後撰〈東番記〉一文,雖然史學家方豪讚譽其為「最古的台灣實地考察報告」,但想從地點侷限於台南、高雄沿海,文字僅一千四百卅八字的行文裡找出晶鑽,未免有些不實際。


真正足堪後世表彰且有實質地理、民俗代表性,當屬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事情緣於福州府的火藥庫被燒個精光,必須急速補足火藥損失,而硫磺是製造火藥不可或缺的成分,既需採辦,福州對岸的雞籠、淡水是絕佳處所。由於台灣初入大清版圖未久,民心頗為動盪,多數官兵視赴任為畏途,此時官場失意但熱愛旅遊的郁永河卻欣然應允來台採辦。

西元一六九七年農曆正月,郁永河由福州出發,經泉州、廈門啟航渡黑水溝抵澎湖,兩天後再度揚帆前進鹿耳門,到安平城再橫渡台江抵達赤崁城。在府城待了兩個月,郁永河原想搭船沿西海岸北上,卻遭在台同鄉顧敷公勸阻改行陸路,這不但避開了海難,還因而見聞了台灣早期西岸由南至北的風貌。

總計郁永河這段旅程,一路經過二十七個原住民部落(分屬西拉雅、洪雅、巴布薩、帕瀑拉、道卡斯、凱達格蘭),越過九十六條大小溪流,扣除因大甲溪暴漲滯留在牛罵社十天,從府城出發到達淡水僅僅耗費十天時間,速度與毅力不可謂不驚人。旅程固是長途跋涉,真正的苦難還在北投的採硫工作。瘴癘一一襲擊工人,夏日的一場颱風還將郁永河等人的工寮吹垮;但郁永河總算在十月初完成使命,旋由淡水返福州覆命,並根據所見所聞寫下《裨海紀遊》一書。


《裨海紀遊》對於橫渡黑水溝的險阻、鄭氏治台的評價都有生動和公允的看法,對於台江內海、濁水溪流域、桃園台地都有翔實的描繪,特別是對康熙台北湖有第一手的見證。當然,該書最受人矚目者是對西岸平埔各族形貌、風俗和所在地理的刻畫最夠勁。他描寫西拉雅四社──新港、嘉溜灣、毆王(或稱蕭壠)、麻豆「嘉木陰森,屋宇完潔」;行至洪雅「自腕至肘,纍鐵鐲數十道,又有為大耳者」;及至巴布薩族「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自諸羅至半線「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然至大肚社後,「番人狀貌轉陋」(屬帕瀑拉族);道卡斯族「無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

首先將原住民予以區分者,應該就是郁永河。「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峰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籐蘿,舉足觸礙,…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亦恆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


再就平埔部落的穿著、婚姻、飲食、建築、社會組織的描寫看來,和上述荷蘭人的敘述大體雷同。儘管郁永河仍不脫漢人沙文主義;但他敘原住民事常帶悲憫之心,且不時痛斥「社棍」的不是。至於教化原住民,「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及世襲采地,子孫世守;或有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祇可惜有清一代,平埔族或遭征伐或因漢化,以致郁永河所述景象成了絕響。

綜觀荷、漢以帝國之眼看待台灣平埔族,荷蘭觀點如紀錄片,而郁永河行雲流水如動漫片,兩者對照有驚人的雷同處;然而帝國所帶來的黎明,對原住民族或是烈日當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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