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眾，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並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
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為佽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
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
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憤。此非臺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其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依；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五月二十五日，台灣民主國正式成立；次日，新共和國的國旗──藍地黃虎旗亦隨風飄揚。但日軍於澳底登陸後，唐景崧於六月四日就遁逃回唐山，所以有人認為，台灣民主國只有十一天的壽命，而黃昭堂則認為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是直到日軍攻陷台南的十月二十一日才終結，共一百四十八天。不論十一天也好，或是一百四十八天也罷，都是夭折的政體。
迄今，不論中外統獨，對於台灣民主國的評價都不高，台灣民主國創建不久，時在台北的新聞通訊員James W. Davidson──著有《台灣之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 Present），蔡啟恆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就認為這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愚弄眾人的畸形兒；一九一一年訪台的梁啟超也認為民主國「直如一笑譚」；台獨運動先驅王育德也認為台灣民主國格調不高；而鑽研台灣民主國經緯，並而作出博士論文的黃昭堂，在該力作《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廖為智譯，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三年），就提示六大缺失：民眾基礎的脆弱、指導者的功利主義傾向、依靠外力甚於自力、非民主的共和制、獨立目的的流動性、統制力薄弱，用以界定其本質。
台灣民主國的短暫、虛幻都是事實，但同樣地，「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及兵荒馬亂之中作出「自立」（或獨立）的抉擇，也都是事實。儘管這涉及中國主戰派的張之洞與主和派李鴻章的政治鬥爭，涉及唐景崧為自保官位、權勢的權宜之計； 也有邱逢甲等台灣士紳為己身階級的考量。但綜合史家之言，「自立」雖來自張之洞、陳季同（張之幕臣）甚多，邱逢甲的主動與推動是最大關鍵；唐景崧則是藉由同意此等主張迅速掌握主導權；但也因而與台灣士紳階級有了嫌隙，一開始就變成唐景崧唱獨角戲，邱逢甲另於中部組義軍，而劉永福在南台灣有點自立鬥戶，三雄鼎立，再加上期待的外援不來，終被日軍一一攻破，民主國覆亡。
美國學者藍厚理（Harry J. Lamley）則在〈一八九五年之台灣民主國──近代中國史上一段意味深遠的插曲》一文，吳密察、蔡志祥譯，見《台灣史論叢──第一輯》，黃富三、曹永和主編，眾文圖書，一九八○年），提出：它透露一個晚清的官吏，企圖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外衣下，如何繼續保有自己的權力。……台灣民主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當中國受到外面攻擊逼迫下的危篤關頭，提早現身。民主國的創建者不僅運用當時「變法」論者所發展出來的思想；並且，接納與當時尚在中國流行的自強概念等類似的改革觀點。……這個夭折的民主國，反映出當新中國的黎明來臨之時，迷惘的中國人的激情和變遷的狀態。
所以，儘管藍厚理也認為「它實在是一項徒具『民主』稱號的欺詐事件」；但放到晚清更廣袤的知識菁英史來看，它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先聲。
個人更認為，除了孫文等革命行動受啟發外，庚子匪亂（就是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各省，包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山東巡撫袁世凱，竟搞起形同獨立的「東南自保運動」，這其中，張之洞先前既已鼓吹唐景崧自立，這時又搞自保，關於他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且太被忽略了！
也誠如黃昭堂所論，台灣民主國的創建對台灣人意識的萌芽也有一定的助益（雖然離台灣獨立非常非常遙遠）。
太史公曰：在一個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形式、內容一知半解的年代，隨意摭拾西方政治制度及稱號的皮毛應用，容或錯誤百出，但其對存在處境的倉卒應對，必須予以理解。同樣地，在中國肆意打壓台灣，裂解內部團結的此刻，我們對國際局勢、台海實質是否較百年前進步呢？該如何面對自我良心的鞭策、慎思荒謬存在處境的突圍，一一○年前的經驗，不容我們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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