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悄悄然、小心翼翼地，因為惟恐中時罷工案因五票之差而流產的噩夢再度發生，所以參加工會最後一次臨時大會的所有成員，不敢貿然將本次大會的唯一主軸──年底前解散中時工會──定調為「重大議案」（解散，當然是「重大議案」，可表決方式的底定是相當無奈的），而是以過半數即可通過的形式為之。最後與會成員一百二十多人，一一九票贊成。換言之，絕大多數的中時工會成員贊成讓這成立迄今剛滿二十年的工會安樂死！這一天是二○○八年八月廿七日。

這個歷史最久、最具抗爭傳統的媒體工會，解散消息自然不會見諸任何傳媒。結束時靜悄無聲，但，爐灶剛起的一九八八年，儘管掀起濤天巨浪，卻在資方與黨政機器的聯手封鎖下，外界從未了解事情的本末真偽，況且時過廿年，還有多少人記得中時工會創始時究是發生何事呢？趁著此一生命體已然拔管，陷於彌留之際時，有必要訴說重頭。

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一日，《中國時報》罕見地以頭版底下的半版篇幅刊登〈本報啟事〉針對開除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三名記者，提出五點說明，指此「皆為報社行政管理上正常必要的措置」，「爰將事實真相公諸社會，以正視聽」。在報禁解除第一年，一個大報將三名員工推出午門斬首，並以昭告天下的方式為之，內情自是不單純。追根究柢，三名記者之所以被開革，是因參與自主工會的創設，以致和資方形成緊張對立關係，資方的開革動作當然有殺雞儆猴的意味。中時老闆余紀忠的心態很簡單，對於憲政、政黨、人權諸政治問題，中時可以開明、理性的主張提出針砭；但時報內部只能由他一人控管，成立自主工會必然危及他全面、絕對的統治權威，孰可忍孰不可忍，立即開革三名記者就是余紀忠維持威權／開明統治的必然手段。中時自主工會就是在此腥風血雨中誕生，資方／勞方的緊張對峙自此延續迄今。

《當代》雜誌第三十一期（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刊載了一場名為〈以自主的新聞工會提振新聞自由〉座談會，正是以《中國時報》自主工會事件為主軸廣邀學者、新聞工作者進行討論；不過，學者們討論的焦點是形而上的新聞自由，這和蒞會的鄭村棋具體指出，中時工會是以基層勞工為主，所以不可能拉抬到新聞自由的層次來從事抗爭，他並暗諷記者群的怯懦、自私。由此，在廣義的勞資對立中，勞心／勞力新聞工作者的差異存在，就為中時工會的特質定了調：它相當程度上團結了報社裡的基層勞工，卻也因為記者編輯群參與者少，而始終難以壯大。

以致中時工會不像聯合報工會全然是資方的傀儡工具，卻也沒法像自立報系員工在工會的帶領下，於一九九四年對介入經營權的陳政忠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爭行動──雖然自立員工所提《編輯室公約》未被接納，但那已是台灣傳媒抗爭史的最極致！因為只有向來相對獨立自主的自立報系，才可能匯聚眾力作此一搏。進入廿一世紀之後，傳媒工作者所爭只能是卑微的工作權，再也無力提啥記者自主權了。

對我來說，成為媒體工作者的一員之後，加入工會本是天經地義；況且我原先所待的工作單位，對工會的認同也較積極。我不知的是，久居塞外邊疆，固然對勞動權保障會心生認同，可中原朝廷對工會的戒心提防，我是一無所知。直到歷經二○○一、○二年的優離優退政策實施、中南編裁撤、中時晚報停刊的衝擊，再到此回無預警的裁半風暴（雖然並未真正減半，但裁撤四三○人也足以讓整個報社的元氣大傷了），我才知所剩無幾的工會成員裡頭，屬於編輯部的竟然不到三十人。

「在外一條龍，回到報社一條蟲」向來是中時報系的管理哲學，於是異化了的白領記者編輯群只想浮游、不想群聚生力。如今隨著中時工會吹起熄燈號，白領成員明知「明天過後」會是寒雪冰降，也只能各自禱告「下一個凍死的不要是我」。偏偏寒冬不會僅限於中時，整個台灣的報業都進入冰河期，至於何時解凍，大概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