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社會有個特色:各處地名的稱呼、改易,總會留下統治者心態、原住者意向、開墾者角度與自然生態的對應關係,台灣更因歷經荷蘭、愛新覺羅王朝、日本、國民黨的權力更迭,所以地名的起源和變化,頗能由小而大涵攝整個台灣史;惜乎戰後一甲子以來,由於統治者以緬懷舊中國、黨國意識形態、封建倫理強加於斯土斯民,反倒讓地名本有的延展力消失,導致不少人對於地名的理解,是既單薄且瘖啞不能語。近日關於高捷巨蛋站的台語發音,無知者衍生的荒謬曲解,就是最好的顯例。
不少台北市民(尤其是非艋舺、大稻埕的市民)對於住家三條街以外的世界是一問三不知,箇中原因就是少了文化傳承和社區連結之故;然而,若問老一輩的台北人,或者側身舊社區聆聽耆老間的言談,他們對於地名的想像則迥異於官方語言。換句話說,他們在論及及住居地時,絕不會說是中山北路X段,而是道以X條通;他們不會說大同區、中山區,而是具體而微的雙連、中崙等舊稱謂。另,全台各地皆有中山路、中正路,然而嘉義市民則以大通、二通稱之,相信多數城鎮也會巧玅地「一中各表」。而舊稱謂的延續正是庶民文化「想像共同體」的表徵。
對台灣史稍有概念者,皆知日人安倍明義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台灣地名研究》一書,從自然生態、建物、地景、歷史、轉訛、殖民者(歐洲人、日本人)的遺緒……,對台灣鄉土風俗、地名典故作了詳盡的解說,儘管安倍之書並非無誤,留待補闕者也不少,但其用心與架構迄今無人出其右。祇要認真研讀,就知漢文地名背後可能有漢人原鄉風味、可能是平埔族音轉、或為政治表彰之義(如嘉義、彰化),最後是日人地名的移植(岡山、美濃、田中、竹田、松山、田尾、橫山、吉野、鶴岡等)、漢字日語發音者(高雄、民雄、玉井、關西、花壇等),絕大多數地名都有跡可考,隨便不得。
但戰後的統治者,卻全然漠視島嶼的自然、人文、歷史關聯,加以對本土文化、語言的惡意打壓,致使一甲子之後的多數人,不但對斯土的理解陌生,還因言語說不出,導致思惟僵化、態度傲慢。猶記得十七、八年前,某一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在一場座談會上,談到城中區何以改為中正區的強辯情狀,讓人慨歎由於對本土歷史、風土的無知竟致讓人「強以無知為傲」!無知之狀也導致將華山藝文特區比擬為金庸武俠小說中的「華山論劍」,殊不知此華山是由日治時代樺山町改易而來,樺山町是為紀念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與西嶽華山何涉!至於全台各地盡是信義、和平、復興為名的原住民住居地,暗喻以漢人的道德訓示強加於原住民身上,讓人立即聯想到監牢之名,所以正名運動豈能休止。
破除關於地名的無知之境,是親炙台灣的首步曲。必得認真探索地名之源,尊重並學習其語音之後,認同的知覺才會肇生,也才可能進行批判繼承。譬如,日本地名的移植或漢字日音的抉取,多數承繼了本地的既有語音,所以不必硬要「回溯既往」;但台南玉井(係噍吧哖的日語近音)改易雖美,卻也掩飾了一九一五年噍吧哖武裝反日行動(亦稱「西來庵事件」)的本質,理應改回原有的噍吧哖之名。總之,深探地名、自信發聲,有志者盍興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