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台灣原以對岸唐山為主要貿易對象，米、糖是出口大宗，而米、糖生產、集散又以南台灣為中心，這和漢人、歐洲強權的開台軌跡若符合節；然而，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定，台灣先後開放滬尾（淡水）、基隆、安平、打狗為通商口岸，茶、糖、樟腦成為出口大宗，經貿政治中心因此逐漸北移，這就是林滿紅成名作《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的主旨所在。
不過在進入主題之前，有三項觀念必須先予釐清，如此才得以理解重心北移所牽動的所有連結。首先，台灣歷史由南而北的「開發」歷程究竟是偶然或必然？北部的淡水、雞籠以及住居其中的原住民族是否被忽略？其次，茶葉作為十八、十九世紀的貿易黑珍珠，可讓人重新審視「鴉片戰爭」的實質是以茶葉為主的貿易戰爭，鴉片輸入與禁絕與否是附帶問題。由於台灣擁有優良茶種，以及多元的經貿管道，大稻埕的榮盛即由此而來；最後，向來論者總由被動、消極的國族主義角度觸談通商貿易，而過往的歐美學界也是由「挑戰／回應」的框架思考這類議題，繼而臧否帝國主義種種。實際上，若將茶葉、白銀置於世界貿易體系來討論，那麼國族主義掛帥和西方啟蒙說就得通通退一邊了。
先前的篇章已言及，一六二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派員考查福爾摩沙風土地理，收錄於《雷理生司令日誌》和《雷理生決議錄》的紀錄都提到大員灣是極適合停泊船隻、築城闢地的好所在，反之，北端的淡水、雞籠負評甚多。「……不要前往雞籠與淡水，因為那裡沒有適合讓船隻停靠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暗礁，會造成船隻損失危險。那邊的人非常兇惡，幾乎無法與他們溝通。」、「他們曾經訪查過位於福爾摩沙北端的雞籠灣，但是沒有很好的避北季節風的地方，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另外當地的居民相當野蠻」。
然而，翁佳音由清代方志入手，認為淡水、雞籠兩港的條件，不見得輸給台南的安平港。甚至他還主張，荷蘭人之所以擇定台南作為殖民統治的序幕，係因某個中、日商業勢力作梗。原因在於北台有可獲暴利的硫磺等走私貿易，中國方面的官商勢力不願荷蘭人染指，因而杏花村就遙指大員了。另外，他也直指日本人、歐洲白人和呂宋土人、漢人都在北台留下諸多雪泥鴻爪，並明示北台原住民族具有航海通商潛能。
踵繼翁佳音步伐，陳宗仁更深入雞籠、淡水的早期史，擘畫為《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一書（由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他將北台發展區分為航行指標（一四○○至一五七○）、轉運貿易（一五七○至一六二五）和主權轉換（一六二六至一七○○）三個階段變化，強調德川幕府的鎖國、西荷鬥爭導致前者退出台灣，凡此外來政經勢力的消長都決定了北台歷史。
翁佳音和陳宗仁所述確實可以扭轉向來的由南往北軌跡，更著重在地思惟與行動的挖掘；可他們呈現的歷史藍圖祇能印證淡水、基隆曾有過風華千姿，彷如漠地綠洲，要栽植奇花異果已屬難能，若因權力遞嬗而廢耕荒疏，退化為無人之境並不意外。也就是說，翁、陳二人費心補綴北台發展史，警醒史家莫獨走一元路線的作用固極強大，卻撼動不了由南往北的主客合融事實。
茶、糖、樟腦促成台灣政治和經貿重心北移，茶業更是最大關鍵。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藉由掌握絲、瓷、茶的壟斷或優勢，長期高居世界第一的經濟體寶座。為了打入中國市場、扭轉貿易逆差，大英帝國才轉以輸入鴉片減少白銀的流失，所以嚴格言之，鴉片戰爭的本質是茶葉戰爭，鴉片與由之形成的禁煙問題都是附帶現象。
再者，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建構者，總會告訴我們：由於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歐美列強入侵，中國陷入國貧民窮的悲慘世界。但這是國族神話，而非史實陳述。因為鴉片固然讓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且損及國民健康；但因為對外貿易的全面打通，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行為並未改觀，而歐美對中國絲、瓷、茶葉的需求更殷切，所以擁有茶葉壟斷權的中國依舊是入超遠大於出超。
換句話說，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茶葉，在一八六○年代到八○年代後期，始終居世界領導地位，直到一八八九年印度茶在英國取得優勢，成為英國消費總量的最主要來源，中國茶才因之沒落，彼時的仕紳菁英集團無不針對茶葉貿易的衰落大談「商戰」之必要，而茶葉貿易的失敗遂導致大清帝國開始走入末世。
還必須一提的是，中國茶出口優勢不再，是同台灣、日本和印度錫蘭茶競爭的結果。台茶對中國大陸茶品的競爭，以其取代福州、廈門茶最是明顯。初期台茶打的是廉價路線，後來因為品質改善，加上美國市場的偏好（主要是烏龍茶），所以台茶出口地位日趨重要。更由於台茶主要產於北部，這才造就出大稻埕洋行林立，而本地茶商亦蓬勃發展的盛世景觀。
因此，若將鴉片、白銀、茶置於世界貿易體系內來看，鴉片戰爭固然讓大英帝國有些不名譽，但它開啟了世界體系大門，是中國未能察覺世界趨勢，加上茶葉的生產、採集、製造、行銷被有心人盜取至印度大吉嶺，終致讓大英帝國的茶葉貿易凌駕大清帝國之上。所以並非鴉片戰爭直接擊垮了天朝體制，而是再經半個世紀的競爭，中英勢力才全面消長。
和中國大陸成對比的還有台灣茶。話說台灣茶的引進，係「嘉慶時，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彝之茶，植於魚桀魚坑，發育甚佳……蓋以台北多雨，一年可收四季，春夏為盛」；然而真正讓台灣茶成為重要產業的，應是一位英國商人杜德（John Dodd），「迨同治元年，滬尾開港，外商漸至。時英人德克來設德克洋行，……四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售海外」，杜德創設的「寶順洋行」（Dodd & Co.）還庇蔭了洋行裡一位來自廈門的買辦李春生。
這說明了向以經貿起家的台灣社會，對於西方以船堅炮利開啟東方市場的作為，態度是從容接納，並不斷吸收新知技術改良，所以台灣茶的歷久不衰、日新又新，恰巧反駁了門戶大開後，從此走入被剝削宰制的單面向說法。再就力持「挑戰／回應」的西方中心主義來說，由於中國─台灣掌握茶葉貿易的優勢，進而讓白銀源源流入，真正受挑戰的反而是西方帝國。因為台灣郊商應變世局能力極強，所以不但創新連連，舊有傳產結構也沒多大改變。而在這過程中，台灣的政經重心在一八六○以後就悄然北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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