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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稻埕》儘管熱賣,卻更引發是否忠於史實的課題。當然,何謂史實?電影如何刻畫歷史劇?這從來都沒有單一標準,且在台灣這還類討論的時間還短淺,所以看看洋人的例子殊為必要。還有我得說,《大稻埕》未必得列入歷史電影之疇,但它有踏階銜接這領域便是。此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06期(2014.02.13─02.19)。

歷史在台灣,猶如雪女的淒厲警告,若不小心加以揭穿,身家性命立遭威脅。近來高中歷史課綱引燃了統獨、憲政的引信,以及電影《大稻埕》遭人質疑史實有誤,都是明顯的實例。前者牽扯的面向太複雜,暫且不論,而後者可談的東西可真不少。

它山之石仍屬必要。年鑑學派大將、影視文化研究先驅的費侯(Marc Ferro),由於他是首位獲准參閱蘇聯檔案的西方史家,並以其研究成果一新俄國大革命的成見,所以他在《電影與歷史》(麥田,一九九八)一書中,具體從艾森斯坦的《罷工》、《波坦金戰艦》入手,談影像傳遞歷史虛實的政治效應,他也從《平民統帥嘉巴夫》裡頭汲取史達林意識的存在。對於受迫害的猶太人,他也不忘處理納粹拍攝《猶太人蘇斯》的邪惡,再由卓別林《大獨裁者》的現實意涵,對照納粹的殘暴。

另外,好萊塢電影最喜傳遞「美國夢」。在費侯筆下,好萊塢電影具有四種歷史意識:清教徒思想、內戰意識、大融爐,以及批判社會體制等,這有其延續性,卻也不致故步自封。當然,法國自身電影也躲不開影像與歷史的糾葛,費侯以自己的作品《貝當將軍》被改編成電影,他觀照導演不斷來回於小人物與國家統治者,致使上層與下層階級的觀點得以呈現出來,且重要的是歷史電影必須言之有物。

回頭審視台灣電影涉及歷史題材可能具有的質疑,解嚴前可談者不多,解嚴後最受議論的自是《悲情城市》,再來就是今年的賀歲大片《大稻埕》。兩者均有不夠忠於史實的缺失,但前者終究回復其電影本色,而後者的穿越時空過於戲謔,所以能否賦予它更多歷史電影的擔子呢?

《大稻埕》刻意讓蔣渭水這一一九二○年代的歷史人物現身,固然有教化觀眾的用心;但一般導演多用旁敲側擊方式呈現特殊時空的氛圍,極少讓歷史人物直接面向觀眾。且本片顯然有借古諷今的味道,所以太多不符史實的部分未必是硬傷,若是讓蔣渭水隱身卻又明顯可以感受其存在,這部電影遭受的批評或會少些;若然,這部片子本可說是商業電影中飽含歷史原味的好電影。當然,在衝高票房之餘,觀眾祇要本於好奇心探索蔣渭水、文化協會,那也可造就不少功德,並具體抗衡官方編寫教科書時的顢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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