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太多人賭村上春樹，但瑞典學院就是不買帳，於是2016年他們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村上心儀的音樂傳奇人物巴布‧狄倫（Bob Dylan）。村上本人或祇能啞口無言，但還記得當日各界的反應，少有淡定自如者，驚訝不可置信、錯愕之後狂喜者均有之，更根本的質疑是：狄倫雖有詩人之名，但他就是個專業音樂工作者，瑞典學院是否又跨界？且想藉狄倫之名沾光呢？

先列舉一下早年瑞典學院選取的非純文學家名單：

1902年德國的蒙森（Christian M. T. Mommson），作為歷史學家的蒙森，一部《羅馬史》開啟了現代世界重啟羅馬研究的先河；1908年德國的俄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是唯心主義哲學家，著重精神價值的捕捉；1927年法國的柏格森（Hemri Bergson），其哲學觀強調人的生命係意識的「綿延」之流。由於1923年中國知識界爆發「科玄論戰」期間，張君勱極力引用俄鏗和柏格森學說用以自我奧援，因而此二君在中國聲名頗亮。

1950年英國羅素（Bertrand Russell），作為數理邏輯的專業者，他的聲名卻是建立在他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以及晚年投入的和平運動之上；1953年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作為英國的大政治家，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除了歷史見證作用，文字亦被視為瑰寶，因而頒文學桂冠給他；1964年法國沙特（Jean-Paul Sartre），作為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他亦是專業有成的劇作家、小說家，但他主動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致使瑞典學院顏面無光。

被沙特打臉以後，瑞典學院就乖乖畫界，在詩、小說、散文、戲劇的範疇內尋才封冠，儘管每年的名單多少都會引發爭議（適不適當、是否人選太冷僻…），總是文學圈內的風暴，直到今年選了狄倫！


且慢，去年的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是白俄羅斯的記者，不是已然跨界了嗎？但亞歷塞維奇也是散文作家，代表作《車諾比的悲鳴》則是精采的報導文學，而報導文學好壞仍取決文學性是否足夠，所以並未逾越文學標籤。可是狄倫作為一個音樂人，葛萊美獎、金球獎、奧斯卡金像獎、普利茲獎都有了，也進入搖滾名人堂和作曲家名人堂，他會在意諾貝爾文學獎的錦上添花嗎？儘管狄倫的歌詞有納入英詩教材者，但光以歌詞的詩意和社會意涵來說，加拿大的音樂創作者柯恩（Leonard Cohen，惜乎，在狄倫獲獎一個月後，柯恩已不幸溘逝）也不遑多讓，是否他也有資格得獎？那其他藝術相關領域人士可否軋一腳？

且不論狄倫音樂的迷魅、特殊之處何在，就算對西洋音樂淺薄如我者，早在年少輕狂年代就得知狄倫大名。作為60年代反叛文化的前鋒戰士，他的形像已然跨音樂、藝術，他儼然就是60年代「時代精神」（Zeitgeist）的表徵，影響了20世紀中後葉多少文青知青的覺醒。10月初美國總統大選搞的烏煙瘴氣一片，或許瑞典學院是想重新昂揚狄倫，試圖喚醒曾有的理想之夢，更可能就是為60年代奏鳴最後的哀樂吧！

狄倫音樂的文學性與社會意涵，無人能予以否認，文學範疇的擴充亦是好事一椿，何況自古以來詩與歌從來就是一體，但文學與文學獎是兩回事，前者是語言的無邊馳騁，實驗顛覆皆可行；後者則是物質性的存在，受到語言種類、時空分配的框限。更重要的是，百多來的瑞典學院始終不想扮演執全球文學牛耳的角色，但世人就是以文學聖殿的眼光期許它，於是諾貝爾文學獎就祇能在鋼索上戰兢慢行。

話說狄倫在獲獎之初完全神隱，對瑞典學院的諸多詢問有讀無回，直到兩個星期後才對外表示：「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讓我無言以對，我十分感激得到這份榮譽」，他也對英國《電訊報》表示，如果可以，絕對希望親身參與頒獎典禮。似乎瑞典學院不用再擔心被打臉了，但這就是跨域的風險，畢竟作為音樂人，狄倫身上披掛的樂符勳章足矣，文學獎反而是外掛程式了。

打從一開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標準就是信守古典美學的闡述，而非揭櫫孰最優、最有時代性，以致第一屆選出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魯東（René-François-Armand Prudhomme），而非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左拉（Émile Zola）等大家。且前三十年除了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之外全係歐洲文人，而即使是泰戈爾，也被認是廣義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到了30年代，諾貝爾文學獎既想跨洲，也試圖和大眾更親近些，於是劉易士（Sinclair Lewis）、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就獲得青睞，但賽珍珠的獲獎迄今仍爭議不止，到了二戰結束，艾略特（T.S.Eliot）的獲獎似乎標誌著守舊的瑞典學院已然開始接納現代主義的實驗開創，是彌補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始終遭忽略的憾事。

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卡繆（Albert Camus）、史坦貝克（John Ernst Steinbeck, Jr.），以及川端康成的出線，都標誌著諾貝爾文學獎在兼具大眾與藝術的衡平上已然成熟。當然，其間關於巴斯特納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遭蘇聯政府強迫拒領，以及蕭洛霍夫（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是用來安撫蘇聯政府的「補償」意念，在在顯示文學與政治的微妙轇轕。

1978年以後，跨洲分配的情況開始浮現，加上近來女性意識抬頭，所以挖掘出不少各洲各國的優秀作家，如奈及利亞的索因卡（Akinwande Oluwole Soyinka）、美國非裔女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但相對的，國際熟識度也會銳減。台灣的文學副刊版面最能反映箇中冷熱。猶記1980年到90年代的文學副刊，一到文學獎揭曉日，全員待命、確定人選、緊迫盯人、拼命催稿、稿來立打、通宵透夜、凌晨達陣，那是編輯、撰稿者（學者或作家）胃痛期，如是凡20多年，若非2000年是高行健獲獎，否則上述動員令應該已畫上句點。


不過，文壇的一頭熱似和民間的溫度有差距，1980年代初期，遠景和環華不約而同都投入《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出版，生意之爭導致環華指控遠景該書系的總策畫人陳映真是左仔，但遠景最後是佔了上風。然而由於投資金額過於龐鉅，且市場反應未如預期，遠景沈登恩從此揹負鉅債至死方休。

相較於諾貝爾文學獎，法國的龔古爾獎（Prix Goncourt）、英國的布克獎（Booker Prize）公信力就強了許多。但畢竟諾貝爾獎是全球尋珠，所以它的難度與公平性著實難以讓所有人滿意，而近來先得布克獎再獲諾貝爾獎是趨勢之一，南非（如今已歸化為澳洲公民）的柯慈（J. M. Coetzee）就是個顯例。但為了拒斥村上的大眾文學（所以村上春樹大概要掛一輩子候選人名號），瑞典學院率爾改立音樂人狄倫，這會蔚為常態，或者就祇是偶發？外人大概看不清，而顯然他們也難以決斷。

在台灣，掛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書腰，要想作為暢銷保證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其實台灣讀書也不是照單全收，太冷僻的作者，根本就乏人問津），今年狄倫引發爭議也祇能算茶壺裡的風暴。除非得獎者是台籍作家，否則淡定冷漠祇會一年更甚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