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是舊俄三大文豪中年紀最長的屠格涅夫，歡度200歲冥誕的日子。畢竟屠格涅夫爾後的影響力是稍遜托爾斯泰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但任何人想理解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心緒、歷程 ，就不可能跳開屠格涅夫以及他筆下的小說，「虛無主義」、「多餘的人」這些概念都因屠格涅夫，有了明晰清楚的意象，且不僅於俄羅斯大地，舉世的父與子世代衝突，放在大環境下如何平心靜氣看待，屠格涅夫也提供了有力的手術斷層掃瞄，因而紀念屠格涅夫200歲之餘，關於文學／社會／政治的牽連總會再度掀起，於是我也試著草擬一番。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98期（2018年12月）
2018年適值兩大名人過兩百歲冥誕，一是馬克思。由於新自由主義海嘯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公、世代落差，馬克思高舉的階級正義大纛，重獲人們的青睞，這是大旱望雲霓的心理；另一則是11月9日誕生的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眾所周知，舊俄三大文豪分別是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後兩者迄今依舊是世界文學的重鎮，引發的討論、沈思猶如醇酒愈沈愈香，反倒是屠格涅夫已遭遺忘許久，讓人不知如何新議。可於我來說，不該如此！
猶記進入高中初嘗文青味的慒懂年代，志文的「新潮文庫」和遠景的「世界文學全集」都令我輩眼睛為之圓睜，似懂非懂仍拼命啃食，然後很快就面對巍峨的舊俄三座大山。其中，托爾斯泰大名於小學就聽聞，但也因仰之彌高，一直未敢叩門進入；而杜思妥也夫斯基，光是名號念起來都會咬舌，何況他的小說盡是磚頭書，儘管其後還是勉力讀下去，但不懂才是常態。
相形之下，屠格涅夫以一種親切身段邀人入室，於是《獵人日記》、《父與子》、《羅亭》…就一部部認真看下去。大概是心意相繫吧！《父與子》還先後看了至少兩遍，「虛無主義」（Nihilism）此一詞彙透過巴扎洛夫（Bazarov）這一主人翁的形象演繹從此深烙腦海。然後，《羅亭》（Rudin）那種但知言說卻怯於行動的「多餘之人」（superfluousmen）圖像，也是導引我認知舊俄知識分子的指南。
換句話說，我不但藉由屠格涅夫一腳跨入舊俄文學，也是透過他的小說認識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與俄國史。可，弔詭的是，雖然屠格涅夫為人謙沖和善、寬容大度，但相較於個性更為鮮明、不可妥協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不論在世期間，或是過世130多年來，爭議始終不斷，甚至根本就是拿他當箭靶，這是怎回事呢？
聚焦的談，屠格涅夫成功塑造了「多餘之人」的舊俄知識人物典型，無論羅亭或巴扎洛夫皆然，甚至屠格涅夫本人都跳不開這種無奈，以致巴扎洛夫之死讓他飽受批判。不管屠格涅夫是否遭誤解，當他置身一個專制政治、農奴經濟、封建社會、文盲多數的國度，批判溫和善變的屠格涅夫就祇能是苦悶知識分子宣洩痛苦的無奈作為罷了。
思想史巨擘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是一部兼具深邃哲思、縱深歷史與豐富情感的史詩之言，是意圖理解19世紀中後期俄國知識分子的扛鼎力作。他談到屠格涅夫的篇章，首先由1883年屠格涅夫的出殯葬禮談起，屠格涅夫予世人的形像是：美麗散文的作家、是鄉間生活懷舊牧歌的作者、是罕有倫比的小說家…和善的巨人──溫良、迷人、無限平易可親；但沙俄政權卻如臨大敵、警戒森嚴。
證之當時的氛圍，專制王權的擔憂是有道理。原因在於屠格涅夫不祇是個心理觀察家，也不僅是纖美的風格家，他同當時俄國任一重要作家一樣，極度關切自己國家的狀況與命運，但和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迥異者，他並非聲嘶力竭的傳道者，他不哭不笑但求理解。也由於他不偏於一端，善觀敏覺的結果，反較其他兩位文學巨人更成為俄羅斯的先知。
作為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屠格涅夫於1852年創作《獵人日記》，滿是俄羅斯大自然詩韻的背後，承載著一種痛斥農奴制度的自由主義人道關懷，對於深陷困境的農民給予無限的同情。性格溫和的屠格涅夫以這等姿態出場，其實是出於對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這位偉大文評家的致敬。屠格涅夫一生謹慎、不走極端，關鍵時刻易於遁走，但終究會回到堅持正義之路，即受別林斯基的感召所致。
岀身大地主貴族家庭的屠格涅夫，雖被形容為「和氣而柔軟如蠟」，但他一生始終對革命行動者欽服有加，他和無政府主義宗師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的情誼就是如此。1855年創作的《羅亭》，溢滿「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鮮明的色調，據云羅亭的原形就是巴枯寧，書中的羅亭戰歿於1848年的革命。切莫以為屠格涅夫是反革命，羅亭為信仰而戰死，儘管於世間看來是「多餘之人」，卻深具唐吉訶德精神了。
然而，本性較接近哈姆雷特懷疑精神的屠格涅夫，在1860年創作另一長篇小說《前夜》（On the Eve）之後，《當代》雜誌編輯杜勃羅留波夫（Nikolay Dobrolyubov）將此部小說詮解為革命前夕的宣告，這讓屠格涅夫大為不滿，要求撤文未果，其後終與激進左翼的杜勃羅留波夫徹底決裂，這預示了40年代老自由派仕紳與60年代激進青年世代衝突之始。
1862年屠格涅夫完成了《父與子》（Fathers and Children）這部曠世巨著。它深刻描繪了俄國的思潮流變已到一個新階段，「虛無主義」興起！其代表人物巴扎洛夫呈現的特質是：排斥一切不能用自然科學理性方法所建立的物事，凡是不能以觀察和實驗確立之事，就是「浪漫的垃圾」，他相信強硬、意志力、精力、功用、工作，以及對一切存在事物的無情批判，必要時可採暴力手段。最終，巴扎洛夫因愛上一個聰明、冷酷的交際花，卻未獲伊人青睞，結局是他在一次解剖驗屍中因感染致病而死。
巴洛扎夫是誰？他的死意味著什麼？前者，巴枯寧、別林斯基，甚至杜勃羅留波夫的身影都投射到巴扎洛夫身上，至於屠格涅夫對待他的態度，從來都解釋不清，以致小說出版後迅即遭受左右翼的齊攻。他一生期許自己與進步人士同步，但他又難以容忍他們對文明、藝術採蔑視立場，於是他祇能遠走海外，寄寓德法等地，終致客死巴黎。他冷靜客觀卻意志不堅，一如他筆下刻畫的「多餘之人」一樣，這讓以撒．柏林慨歎不止。
屠格涅夫向被視為俄國西化派代表，這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斯拉夫主義大相逕庭，也和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實踐力道差異甚遠，同時這三大文豪又彼此不睦。倒是屠格涅夫臨終前曾致書托爾斯泰，希望他重返文學陣營，畢竟托爾斯泰早年的文學路，屠格涅夫為其鋪陳甚多，其後他對左翼激進青年始終有提攜之心，祇是《父與子》與其後《煙》的遭遇，證明他溫吞良善卻欠缺勇氣的個性，在俄羅斯大地祇能留下「多餘之人」的無奈。
「多餘之人」的矛盾在於，他是以哈姆雷特心性嚮往唐吉訶德的作為，結果不是佇足不前，就是暴衝過度。淺白的說，這就是父輩自由派的侷限。同時，「多餘之人」也不限於俄羅斯大地，1935年遭南京政府槍決的前中共領導人、詩人、翻譯家瞿秋白，臨死前寫下的〈多餘的話〉，就是中國版「多餘之人」的辛酸告白。
今夏在南太平洋庫克群島為救女兒溺斃的楊偉中，年輕時熱切投入社會主義思想的研讀與工運行動的肇建，新世紀以來在藍綠政黨間游移，儘管惹議不斷，但識者認為他「軟弱而善良」，這又是另個「多餘之人」的寫照。「多餘」並非廢物，從屠格涅夫以降都證明他們的純粹，挫敗之餘的延展性更是驚人無比。這就是屠格涅夫兩百歲生日能給予世人的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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