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書香幽淡，曾為出版龍頭的台北重慶南路書店街，對比商旅店的一家家開張，剩餘十家左右的書店最能凸顯風光殘影的無奈。但風華從來不是天成，它的成形有其特殊成因，長存更依賴微妙的物質基礎建構，這又和黨國體制的顯威密切相連，於是發為此文。本文刊於《新新聞》1560-61期（2017.01.26-02.08）
入夜，台北市重慶南路漸次闃黑，商旅招牌召喚了疲累的旅人、茶飲咖啡店成為日忙者的最後駐點，而曾有的書香芳味則淡然許多，這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的紀實寫景。截至2016年底，重慶南路殘存的書店祇剩十家左右，對照全盛期曾有百餘家、櫛比鱗次的風光過往，欷歔的除了記憶，尚有歷史沿革與空間變化之研議，那才會更清楚文化／政治／權力的組合是怎回事。
重慶南路書店街，彷彿古已有之、不言可喻；但實際上，書店林立是戰後才有的現象。日治年間這條街被定名為本町，本町和衡陽路所在的榮町，號稱台北的銀座，此區多的是金融銀行和食堂，書店則以村崎長昶辦的新高堂最富盛名。戰後，新高堂產業由游彌堅、林呈祿、范壽康所創辦的東方出版社接收，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改組為台灣書局、文明堂改為香華書館；另外，延續日治時代經營者則有鴻儒堂、大陸書店。
最值注意者，中國大陸的老字號出版社也於戰後陸續進駐此一區塊：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中華書局、啟明書局，初期經銷總館出版物的分館角色，1949年之後，諸如世界、正中的總公司也一併遷台，至於總公司仍滯留「淪陷區的」的商務、中華，則依循新制訂的《淪陷區商業企業機構在臺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冠以「臺灣」之名開始獨立運作。除上述幾家大出版社，諸如友信、新陸、國華、第一、遠東圖書亦皆為中國流亡來台的文人、公務員所開設，且這些出版社彼此間都有密切的承接關係──如遠東圖書創辦人浦家麟曾任職正中、正光書局老闆蕭光邦亦出自正中。於是，外顯是書店街，內蘊則是黏合度高的出版社群。
何以重慶南路會在戰後演變為書店街？有說此地交通便利，同業匯集召喚的人潮便於有飯大家吃；有說附近南陽街補習班的摶成，莘莘學子到重慶南路採買參考書、工具書，這也是逛書店的主力人潮。再就運輸角度來看，從事教科書營運的出版社，需要將教科書透過火車運送至中南部，而中南部北上的學生、教育界人士，一出火車站就可抵達重慶南路，因而重慶南路在戰後十餘年間就蔚為書店街。
上述說法都言之成理，但何以是出版業而非其他？這一區塊原係日本人產業，戰後來自中國的出版大商究是如何購得該區產權／經營權？何以台灣本地知識菁英無法大量插足其中？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扮演何等角色？凡此，都是研究戰後日產轉移亟待開墾的議題。
迄1956年，重慶南路作為全台出版社的匯聚地，比例高達60％，若單純從事書籍販售則多維持20％比例。嚴格言之，早期重慶南路的文化出版業是出版、書店、經銷三合一，且出版社是主軸，所以與其稱重慶南路是書店街，應是出版街才是。那麼維持養護這麼一座出版叢林的物質基礎又是什麼呢？
早期重慶南路出版社印行的書籍有兩大宗：老字號既有的出版品以及大陸文史哲作品，這其中「陷匪」文人的出版品至為敏感，能不觸碰就不碰，非不得已就把作者名號腰斬、去尾或直接佚名化；文史哲之外、武術、武俠小說、中醫類叢書亦有相當大的客源。
另一大宗則是教科書的印行。原先，正中、商務、中華、開明、啟明、大中國、遠東、復興…各出版社都自編教科書提供學校教學之用；但國民黨政權在反共復國意識前導下，1952年起規定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國民學校國語、算術、社會、自然教科書，次年組「中學標準本教科書編輯委員會」，重編中學國文、公民與道德、歷史、地理四科，交由台灣書局印行。教科書市場由民營改國營，自然激起民營出版商的不滿。
其後在蔣介石指示下，1959年起開放民間業者參與，但實際上得以參與的係少數出版社，1968年九年國教實施後，國中小教科書全歸國立編譯館編輯，臺灣書店印製國小國語、數學、自然科學、健康教育四科，其餘各科由書局組成「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等四科印行處」承印；國中各科交由正中等九十三家書局印行，高中除了國公史地統編外，三民主義由正中、幼獅印行，其餘由民間出版社自編教科書經審定後發行。所有書局承印的教科書概由臺灣書店委託配發。
至此，高中以下教科書遂由少數出版社壟斷，而重慶南路出版社參與其中的佔了29％，老字號書局全雨露均霑，在此情況下，重慶南路遂成為台灣教科書供應中心，龐大的經濟利得就是維繫此一區塊長存的主因。即使是大專院校教科書，三民亦扮演舉足輕重角。而教科書編印與傳授是國民黨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重要手段，於是重慶南路書店街就是博愛特區的延伸。祇是黨政軍特是暴力國家機器象徵，而重慶南路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代表。
19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起飛、台北政經中心東移，台師大公館書店圈以及連鎖書店金石堂、誠品、新學友的到處駐點，不但瓜分了重慶南路書店街的讀者群，金石堂以寬敞、專業以及動態藝文姿態進駐重慶南路後，立即衝擊到書店街狹窄、分類不清的門市陳列，雖然刺激／反應也讓三民、正中、幼獅、光復等書店的門市大為改觀──光復書店於1985年二月開設一家樓高七層的光統圖書百貨公司，轟動一時，但多數書店礙於空間因素逐漸走入歷史。更大的變革在於，部編教科書在民主化風潮下解體，於是臺灣書店不得不熄燈散夥，正中、中華、遠東、文化、大中國等幾乎都結束書店門市，金融、餐飲業逐漸蠶食了書店。到了今日，店租暴漲、網路書店崛起、經濟不景氣諸因素，都讓重慶南路再也扛不起書店街美名，於是商旅店取代了書店，成為此區的街景。
當然，黨國體制延伸的表層底下，重慶南路的書報攤曾是禁書、黨外雜誌的重要經銷地；而諸如西風（其後轉為桂林書局）所販售的西書，也是80年代思想飢渴的知識菁英汲取西方重要思潮的綠洲寶地，這完全符應了「凡有壓迫，必生反抗」的律則。
回顧重慶南路書店街七十年興衰史，文風散逸固然讓人長智識、心怡然，但它濃郁的大中國兼黨國色彩，都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一旦民主化、本土化全面深根，它的樣貌必然轉易。引發鄉愁免不了，但一切都回不去才是真實的認知。
【附錄】
一，林呈祿與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於1945年10月由台北市長游彌堅廣邀范壽康等集資在原新高堂原址（重慶南路和衡陽路交叉口）創辦東方出版社，並延聘日治年間著名的報人林呈祿擔任社長。
林呈祿桃園大園人，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通過文官考試轉入台北地院工作，其後留學日本日治大學就讀法科，1918年後積極投入台灣自治運動，與旅日仕紳、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擔任機關報《台灣青年》總編工作，亦是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主力，「治警事件」他因而被判三個月徒刑。
19826年返台後他任職《台灣新民報》（1940年改名為《興南新聞》），並於皇民化運動期間，出任總督府評議會、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之職。戰後全面退出政界與報界，專務東方出版社所欲推行的國語教育工作，以致如今談到東方出版社，人們會立即聯想到林呈祿，而林呈祿一生事蹟之中，東方出版社絕對是一大功德。
東方出版社既是戰後第一家本土出版社，更可以和中國大陸來台的老字號出版社分庭抗禮。東方出版社陸續推出的《東方少年文庫》、《世界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國少年通俗小說》都深受小學生喜愛，尤其《亞森羅蘋全集》推理小說，更蔚為戰後數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可惜，東方出版社所在的仿巴洛克華麗建築，早在80年代初就因改建失了原貌，門市也在新世紀之初就收攤。
還有就是，林呈祿由早年的溫和抗日到成為皇民化樣板，再到戰後的出版功績，這樣的台籍知識菁英，究竟凸顯出怎樣的精神史內涵，恐又是史家忒感興趣，卻又得小心翼翼的待拓領域。
二，王雲五與台灣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係中國現代出版業中最老牌者，二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來台籌設分支部門，1948年在原太陽堂旅店成立台灣分館，初期係代理上海總館出版物的經銷事宜，待1949年國府全面遷台後，由於商務印書館總館並未及時撤出，依新制定的《淪陷區商業企業機構在臺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台灣分館遂冠上臺灣之名，從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商務印書館分隔。
台灣商務的奠基與拓務者是王雲五。王雲五早歲失學，但憑藉著聰穎與勤奮，學得百科全書般的知識，並因精通英語而在上海各校教學，胡適即其早期學生。1921年胡適投桃報李，推薦王雲五進入商務印館任編譯所長，未幾升任總經理，王雲五任內出版多種詞典、百科全書及叢書，而參照「岩波文庫」發行的「萬有文庫」對於思想啟蒙、知識普及更是功績卓著。即使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上海總館和東方圖書館遭焚毀，損失至鉅，但王雲五憑其毅力與智慧，終讓商務印書館回復常軌。
國共戰爭期間，王雲五屢任要職，即使國府敗亡至台灣，王雲五始終在政府部門扮演要角；但他畢竟是商務印書館的精神領袖，1964年他被推舉為台灣商務董事長，位於重慶南路與漢口街交界的三層樓經增修擴建後成為四樓層的「雲五大樓」。諸如袖珍本「萬有文庫」、「人人文庫」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等的出版，都是戰後台灣出版界的大事。
1979年王雲五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後繼者秉持王雲五精神繼續動出版業務，而現任董事長王春申即其孫，但隨著書店街沒落，重慶南路原址也走入了歷史。
入夜，台北市重慶南路漸次闃黑，商旅招牌召喚了疲累的旅人、茶飲咖啡店成為日忙者的最後駐點，而曾有的書香芳味則淡然許多，這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的紀實寫景。截至2016年底，重慶南路殘存的書店祇剩十家左右，對照全盛期曾有百餘家、櫛比鱗次的風光過往，欷歔的除了記憶，尚有歷史沿革與空間變化之研議，那才會更清楚文化／政治／權力的組合是怎回事。
重慶南路書店街，彷彿古已有之、不言可喻；但實際上，書店林立是戰後才有的現象。日治年間這條街被定名為本町，本町和衡陽路所在的榮町，號稱台北的銀座，此區多的是金融銀行和食堂，書店則以村崎長昶辦的新高堂最富盛名。戰後，新高堂產業由游彌堅、林呈祿、范壽康所創辦的東方出版社接收，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改組為台灣書局、文明堂改為香華書館；另外，延續日治時代經營者則有鴻儒堂、大陸書店。
最值注意者，中國大陸的老字號出版社也於戰後陸續進駐此一區塊：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中華書局、啟明書局，初期經銷總館出版物的分館角色，1949年之後，諸如世界、正中的總公司也一併遷台，至於總公司仍滯留「淪陷區的」的商務、中華，則依循新制訂的《淪陷區商業企業機構在臺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冠以「臺灣」之名開始獨立運作。除上述幾家大出版社，諸如友信、新陸、國華、第一、遠東圖書亦皆為中國流亡來台的文人、公務員所開設，且這些出版社彼此間都有密切的承接關係──如遠東圖書創辦人浦家麟曾任職正中、正光書局老闆蕭光邦亦出自正中。於是，外顯是書店街，內蘊則是黏合度高的出版社群。
何以重慶南路會在戰後演變為書店街？有說此地交通便利，同業匯集召喚的人潮便於有飯大家吃；有說附近南陽街補習班的摶成，莘莘學子到重慶南路採買參考書、工具書，這也是逛書店的主力人潮。再就運輸角度來看，從事教科書營運的出版社，需要將教科書透過火車運送至中南部，而中南部北上的學生、教育界人士，一出火車站就可抵達重慶南路，因而重慶南路在戰後十餘年間就蔚為書店街。
上述說法都言之成理，但何以是出版業而非其他？這一區塊原係日本人產業，戰後來自中國的出版大商究是如何購得該區產權／經營權？何以台灣本地知識菁英無法大量插足其中？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扮演何等角色？凡此，都是研究戰後日產轉移亟待開墾的議題。
迄1956年，重慶南路作為全台出版社的匯聚地，比例高達60％，若單純從事書籍販售則多維持20％比例。嚴格言之，早期重慶南路的文化出版業是出版、書店、經銷三合一，且出版社是主軸，所以與其稱重慶南路是書店街，應是出版街才是。那麼維持養護這麼一座出版叢林的物質基礎又是什麼呢？
早期重慶南路出版社印行的書籍有兩大宗：老字號既有的出版品以及大陸文史哲作品，這其中「陷匪」文人的出版品至為敏感，能不觸碰就不碰，非不得已就把作者名號腰斬、去尾或直接佚名化；文史哲之外、武術、武俠小說、中醫類叢書亦有相當大的客源。
另一大宗則是教科書的印行。原先，正中、商務、中華、開明、啟明、大中國、遠東、復興…各出版社都自編教科書提供學校教學之用；但國民黨政權在反共復國意識前導下，1952年起規定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國民學校國語、算術、社會、自然教科書，次年組「中學標準本教科書編輯委員會」，重編中學國文、公民與道德、歷史、地理四科，交由台灣書局印行。教科書市場由民營改國營，自然激起民營出版商的不滿。
其後在蔣介石指示下，1959年起開放民間業者參與，但實際上得以參與的係少數出版社，1968年九年國教實施後，國中小教科書全歸國立編譯館編輯，臺灣書店印製國小國語、數學、自然科學、健康教育四科，其餘各科由書局組成「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等四科印行處」承印；國中各科交由正中等九十三家書局印行，高中除了國公史地統編外，三民主義由正中、幼獅印行，其餘由民間出版社自編教科書經審定後發行。所有書局承印的教科書概由臺灣書店委託配發。
至此，高中以下教科書遂由少數出版社壟斷，而重慶南路出版社參與其中的佔了29％，老字號書局全雨露均霑，在此情況下，重慶南路遂成為台灣教科書供應中心，龐大的經濟利得就是維繫此一區塊長存的主因。即使是大專院校教科書，三民亦扮演舉足輕重角。而教科書編印與傳授是國民黨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重要手段，於是重慶南路書店街就是博愛特區的延伸。祇是黨政軍特是暴力國家機器象徵，而重慶南路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代表。
19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起飛、台北政經中心東移，台師大公館書店圈以及連鎖書店金石堂、誠品、新學友的到處駐點，不但瓜分了重慶南路書店街的讀者群，金石堂以寬敞、專業以及動態藝文姿態進駐重慶南路後，立即衝擊到書店街狹窄、分類不清的門市陳列，雖然刺激／反應也讓三民、正中、幼獅、光復等書店的門市大為改觀──光復書店於1985年二月開設一家樓高七層的光統圖書百貨公司，轟動一時，但多數書店礙於空間因素逐漸走入歷史。更大的變革在於，部編教科書在民主化風潮下解體，於是臺灣書店不得不熄燈散夥，正中、中華、遠東、文化、大中國等幾乎都結束書店門市，金融、餐飲業逐漸蠶食了書店。到了今日，店租暴漲、網路書店崛起、經濟不景氣諸因素，都讓重慶南路再也扛不起書店街美名，於是商旅店取代了書店，成為此區的街景。
當然，黨國體制延伸的表層底下，重慶南路的書報攤曾是禁書、黨外雜誌的重要經銷地；而諸如西風（其後轉為桂林書局）所販售的西書，也是80年代思想飢渴的知識菁英汲取西方重要思潮的綠洲寶地，這完全符應了「凡有壓迫，必生反抗」的律則。
回顧重慶南路書店街七十年興衰史，文風散逸固然讓人長智識、心怡然，但它濃郁的大中國兼黨國色彩，都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一旦民主化、本土化全面深根，它的樣貌必然轉易。引發鄉愁免不了，但一切都回不去才是真實的認知。
【附錄】
一，林呈祿與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於1945年10月由台北市長游彌堅廣邀范壽康等集資在原新高堂原址（重慶南路和衡陽路交叉口）創辦東方出版社，並延聘日治年間著名的報人林呈祿擔任社長。
林呈祿桃園大園人，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通過文官考試轉入台北地院工作，其後留學日本日治大學就讀法科，1918年後積極投入台灣自治運動，與旅日仕紳、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擔任機關報《台灣青年》總編工作，亦是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主力，「治警事件」他因而被判三個月徒刑。
19826年返台後他任職《台灣新民報》（1940年改名為《興南新聞》），並於皇民化運動期間，出任總督府評議會、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之職。戰後全面退出政界與報界，專務東方出版社所欲推行的國語教育工作，以致如今談到東方出版社，人們會立即聯想到林呈祿，而林呈祿一生事蹟之中，東方出版社絕對是一大功德。
東方出版社既是戰後第一家本土出版社，更可以和中國大陸來台的老字號出版社分庭抗禮。東方出版社陸續推出的《東方少年文庫》、《世界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國少年通俗小說》都深受小學生喜愛，尤其《亞森羅蘋全集》推理小說，更蔚為戰後數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可惜，東方出版社所在的仿巴洛克華麗建築，早在80年代初就因改建失了原貌，門市也在新世紀之初就收攤。
還有就是，林呈祿由早年的溫和抗日到成為皇民化樣板，再到戰後的出版功績，這樣的台籍知識菁英，究竟凸顯出怎樣的精神史內涵，恐又是史家忒感興趣，卻又得小心翼翼的待拓領域。
二，王雲五與台灣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係中國現代出版業中最老牌者，二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來台籌設分支部門，1948年在原太陽堂旅店成立台灣分館，初期係代理上海總館出版物的經銷事宜，待1949年國府全面遷台後，由於商務印書館總館並未及時撤出，依新制定的《淪陷區商業企業機構在臺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台灣分館遂冠上臺灣之名，從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商務印書館分隔。
台灣商務的奠基與拓務者是王雲五。王雲五早歲失學，但憑藉著聰穎與勤奮，學得百科全書般的知識，並因精通英語而在上海各校教學，胡適即其早期學生。1921年胡適投桃報李，推薦王雲五進入商務印館任編譯所長，未幾升任總經理，王雲五任內出版多種詞典、百科全書及叢書，而參照「岩波文庫」發行的「萬有文庫」對於思想啟蒙、知識普及更是功績卓著。即使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上海總館和東方圖書館遭焚毀，損失至鉅，但王雲五憑其毅力與智慧，終讓商務印書館回復常軌。
國共戰爭期間，王雲五屢任要職，即使國府敗亡至台灣，王雲五始終在政府部門扮演要角；但他畢竟是商務印書館的精神領袖，1964年他被推舉為台灣商務董事長，位於重慶南路與漢口街交界的三層樓經增修擴建後成為四樓層的「雲五大樓」。諸如袖珍本「萬有文庫」、「人人文庫」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等的出版，都是戰後台灣出版界的大事。
1979年王雲五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後繼者秉持王雲五精神繼續動出版業務，而現任董事長王春申即其孫，但隨著書店街沒落，重慶南路原址也走入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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