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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說是人生古來稀；但二二八由潛流浮於地面，其實時間非常短暫，所以又可謂「人生七十才開始」。除了檔案卷宗的繼續出土，論述與口述、傳記之類的文書也從未斷水；但對一般庶民而言，透過文學、影視的途徑，可能是了解二二八的重要途徑。雖然二二八文學與影視的呈現仍顯不足，但數十年來還是累積了一些成績，特為文誌記這些成果，並期盼有為者不該捨資源 而不用。本文刊登於《文訊》377期（2017年3月）。
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可想而知，從中央到地方，各式祭儀、研討會、文獻展出、音樂會、出版品……不僅於這個春之祭，一整年都會峰峰相連到天邊；然而，二二八論述、議題似走到某種盲點：執泥於死亡人數有多少？元凶是誰？除了陷入無止盡的黨派、意識形態拉扯，就算公允、專業的研究，恐怕也難以得出明確的解答。但太多人擠入這死胡同，能不窒息腦脹嗎？
或有人狐疑，中國歷史上的主政者、入侵者大肆屠戮人民根本是常態，「邊地」的鎮壓有何大驚小怪？且日本人殖民台灣初期的軍事鎮壓（包括對原住民），死傷人數遠逾於二二八，何以不追究日帝之過？……抱歉的很，懷抱這種態度的人士仍耽溺於成王敗寇的叢林思維，正義、公理全然不存於心。
他們完全不解台灣透過痛苦的殖民現代化，對秩序、公理的想像已和封建中國截然不同，於是想像遭斵喪、菁英遭鏟除、人民變緘默，直到解嚴後，二二八才逐次分層公開談論。日殖現代性與國民黨的再占，這是二二八的雙重傷痕，而在白色恐怖長期禁錮後，如今儘管痛苦可以發抒，卻因時間太久、夢魘難驅除，所以真相不但難梳理，還走入上述的死胡同，這不能不說是二二八探究之憾！
爬梳檔案文件、留意田野調查與名人日記留存，當然是必要工程；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讓心靈淨化，唯此才可能穿透時空求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諒解，這就得端賴文學、藝術之功。解嚴之前，關於二二八的討論祇能在海外，島內是一片的肅殺、靜默，所有議論二二八的出版物全屬禁書，而在解嚴之後，我首先留意到依舊被列為禁書的《無花果》、《台灣連翹》，那是吳濁流悉心留下的文學家半自傳紀實。
其實，《無花果》、《台灣連翹》必須和《亞細亞的孤兒》合讀，匯為孤孑知識分子的良心證言。《亞細亞的孤兒》寫的是日治台灣人認同無所歸的悲運，書稿悉心珍藏，戰後方能出版，且中譯又晚了許久；《無花果》既是吳濁流的前半生自傳，更可視為二二八事件的序言導讀，祇因涉及二二八，旋遭國民黨政府查禁，1988年之後方獲光明；《台灣連翹》命運更是乖舛，中譯是鍾肇政在吳濁流逝世十餘年後方始譯出，但於《台灣新文化》雜誌連載期間，期期遭警總查禁。該書犀利地批判「半山」（連震東、黃朝琴等人）在事件過程中的負面角色，這也是迄今未曾釐清的問題。
吳濁流作為一個秉筆直書的台灣知識分子，這三部長篇小說都是以當事者角度批判無論是日帝或是國民黨的當權者，是最鮮明的第一手史料，無怪乎當權者都不樂見其作品問世，但作品中透顯的人性幽微、身分認同與權力批判仍歷歷在目，完全沒有過期問題。
到了80年代末，陳燁出版《泥河》（自立晚報，1989，2002年改寫重定名為《烈愛真華》，由聯經出版）長篇小說，敘述台南府城林姓世家三代的衰落史，時間由日治跨越到戰後，二二八是為重要分水嶺。該小說不但對男性角色的轉易有深度刻畫，更將女主角城真華置於不可或缺的位階，情欲與歷史故事並陳，是第一部以女性思維探討二二八的作品，它適足於和日後沈秀華的《查某人的二二八》（玉山社，1997）相呼應。可惜陳燁的這部作品未受到各方相應的重視，時值女性主義大興的今日，或有烈焰再升的機會。
90年代初，林燿德出版《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聯合文學，1990），這是一部以新歷史主義書寫台灣四百年史的實驗力作，它描寫泰雅青年洛羅根、西班牙神父安德勒、日本中野大尉、中醫廖清水和漢詩名人吳有諸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大自然的互動，它的背景時是1947年2月27日，也就是傍晚發生緝煙事件的那個日子，它沒有跨日書寫，為的是顛覆獨派的二二八直面書寫。林燿德時而倒敘、時而來個蒙太奇，在攪動外在的漢人、西方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之餘，意欲成就某種原民主體性。當然，因為企圖心太大，不可能朝夕成形，更有違當下的政治正確，因而林燿德該書似乎像含毒的河豚，讓二二八研究者不知如何烹煮下肚。但此書的視域、另類，卻是多數二二八研究者未及者。
90年代二二八逐步和解的環境，終產出東方白的《浪淘沙》（前衛，1990）、鍾肇政的《怒濤》（前衛，1993）和李喬的《埋冤1947埋冤》（海洋台灣，1995）。這三部作品可標記為二二八的三大前哨，祇因氣魄、高度都是後繼者難以望其項背，但也因跡近某種文藝革命，所以細膩或有不足、意識先行的毛病也不時可見，卻都無礙其作為前鋒戰士的榮光與結晶。
《浪淘沙》談的不僅於二二八，它透過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三個家族，時間縱軸穿越日治、國民黨統治，地理橫軸包括台灣、日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美國、加拿大，政權的更迭、戰爭的肆虐、人物的流離，不變的是人性的堅韌與光輝，這部作品可稱之台版的《飄》（Gone with the Wind）；《怒濤》則描寫出身東京帝大的陸志麟於戰後結識北京姑娘韓萍並與之結婚，但婚後方覺雙方理念衝突極嚴重，待二二八事件爆發，雙方立場更是天差地別，於是韓萍執意返北京，連肚中胎兒都不保，鍾肇政顯然以小說來隱喻中台關係，且其態度是悲觀的；至於《埋冤1947埋冤》，初始即以二二八暴力帶出受軍憲性侵的葉貞子，懷著「孽種」的她不得不改易認同求生存，但母子關係始終緊張矛盾，她想試行新感情卻擺脫不了暴力陰影，最後是其子點醒她，才對人生有了豁達理解。
較讓人困惑的是，新世紀以來關於二二八的文學創作少了，更少深拓事件背後的人性與權力影響。最近較值一談的是《三郎》（大塊，2015）這部譯作，它是一部橫跨日治末期、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政治小說，作者吳茗秀係台裔美國人，她以新世代眼光重審舊創痕，這可以和老一輩的李喬作對比。
小說之外，影視的開拓更為眾人所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林正盛執導的《天馬茶房》（1999）是為代表。雖然《悲情城市》易讓外人有純屬械鬥之嫌，以及二二八與紅色運動的連結，也遭部分人士物議，但該片對時代背景的刻畫夠勁、忒磅礡；而《天馬茶房》將真實人物置入虛構情節，既有愛情又有時代的暴風雨，林強的《幸福進行曲》更清楚揭櫫二二八的超越之道。相形之下，電視劇《燦爛時光》和《紫色大稻埕》的二二八呈現仍有待努力。而曾經，舞台劇的二二八讓人不能眨眼，尤其1994年臨界點田啟元執導的《謝雪紅：一個隱藏於歷史背後的女人》，二二八／革命女性的形像讓歷史生動起來，田啟元的生命亦為之不死。
總的來說，二二八的文學、藝術未開拓地仍多，今之文青／知青／憤青還踟躕什麼呢？
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可想而知，從中央到地方，各式祭儀、研討會、文獻展出、音樂會、出版品……不僅於這個春之祭，一整年都會峰峰相連到天邊；然而，二二八論述、議題似走到某種盲點：執泥於死亡人數有多少？元凶是誰？除了陷入無止盡的黨派、意識形態拉扯，就算公允、專業的研究，恐怕也難以得出明確的解答。但太多人擠入這死胡同，能不窒息腦脹嗎？
或有人狐疑，中國歷史上的主政者、入侵者大肆屠戮人民根本是常態，「邊地」的鎮壓有何大驚小怪？且日本人殖民台灣初期的軍事鎮壓（包括對原住民），死傷人數遠逾於二二八，何以不追究日帝之過？……抱歉的很，懷抱這種態度的人士仍耽溺於成王敗寇的叢林思維，正義、公理全然不存於心。
他們完全不解台灣透過痛苦的殖民現代化，對秩序、公理的想像已和封建中國截然不同，於是想像遭斵喪、菁英遭鏟除、人民變緘默，直到解嚴後，二二八才逐次分層公開談論。日殖現代性與國民黨的再占，這是二二八的雙重傷痕，而在白色恐怖長期禁錮後，如今儘管痛苦可以發抒，卻因時間太久、夢魘難驅除，所以真相不但難梳理，還走入上述的死胡同，這不能不說是二二八探究之憾！
爬梳檔案文件、留意田野調查與名人日記留存，當然是必要工程；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讓心靈淨化，唯此才可能穿透時空求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諒解，這就得端賴文學、藝術之功。解嚴之前，關於二二八的討論祇能在海外，島內是一片的肅殺、靜默，所有議論二二八的出版物全屬禁書，而在解嚴之後，我首先留意到依舊被列為禁書的《無花果》、《台灣連翹》，那是吳濁流悉心留下的文學家半自傳紀實。
其實，《無花果》、《台灣連翹》必須和《亞細亞的孤兒》合讀，匯為孤孑知識分子的良心證言。《亞細亞的孤兒》寫的是日治台灣人認同無所歸的悲運，書稿悉心珍藏，戰後方能出版，且中譯又晚了許久；《無花果》既是吳濁流的前半生自傳，更可視為二二八事件的序言導讀，祇因涉及二二八，旋遭國民黨政府查禁，1988年之後方獲光明；《台灣連翹》命運更是乖舛，中譯是鍾肇政在吳濁流逝世十餘年後方始譯出，但於《台灣新文化》雜誌連載期間，期期遭警總查禁。該書犀利地批判「半山」（連震東、黃朝琴等人）在事件過程中的負面角色，這也是迄今未曾釐清的問題。
吳濁流作為一個秉筆直書的台灣知識分子，這三部長篇小說都是以當事者角度批判無論是日帝或是國民黨的當權者，是最鮮明的第一手史料，無怪乎當權者都不樂見其作品問世，但作品中透顯的人性幽微、身分認同與權力批判仍歷歷在目，完全沒有過期問題。
到了80年代末，陳燁出版《泥河》（自立晚報，1989，2002年改寫重定名為《烈愛真華》，由聯經出版）長篇小說，敘述台南府城林姓世家三代的衰落史，時間由日治跨越到戰後，二二八是為重要分水嶺。該小說不但對男性角色的轉易有深度刻畫，更將女主角城真華置於不可或缺的位階，情欲與歷史故事並陳，是第一部以女性思維探討二二八的作品，它適足於和日後沈秀華的《查某人的二二八》（玉山社，1997）相呼應。可惜陳燁的這部作品未受到各方相應的重視，時值女性主義大興的今日，或有烈焰再升的機會。
90年代初，林燿德出版《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聯合文學，1990），這是一部以新歷史主義書寫台灣四百年史的實驗力作，它描寫泰雅青年洛羅根、西班牙神父安德勒、日本中野大尉、中醫廖清水和漢詩名人吳有諸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大自然的互動，它的背景時是1947年2月27日，也就是傍晚發生緝煙事件的那個日子，它沒有跨日書寫，為的是顛覆獨派的二二八直面書寫。林燿德時而倒敘、時而來個蒙太奇，在攪動外在的漢人、西方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之餘，意欲成就某種原民主體性。當然，因為企圖心太大，不可能朝夕成形，更有違當下的政治正確，因而林燿德該書似乎像含毒的河豚，讓二二八研究者不知如何烹煮下肚。但此書的視域、另類，卻是多數二二八研究者未及者。
90年代二二八逐步和解的環境，終產出東方白的《浪淘沙》（前衛，1990）、鍾肇政的《怒濤》（前衛，1993）和李喬的《埋冤1947埋冤》（海洋台灣，1995）。這三部作品可標記為二二八的三大前哨，祇因氣魄、高度都是後繼者難以望其項背，但也因跡近某種文藝革命，所以細膩或有不足、意識先行的毛病也不時可見，卻都無礙其作為前鋒戰士的榮光與結晶。
《浪淘沙》談的不僅於二二八，它透過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三個家族，時間縱軸穿越日治、國民黨統治，地理橫軸包括台灣、日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美國、加拿大，政權的更迭、戰爭的肆虐、人物的流離，不變的是人性的堅韌與光輝，這部作品可稱之台版的《飄》（Gone with the Wind）；《怒濤》則描寫出身東京帝大的陸志麟於戰後結識北京姑娘韓萍並與之結婚，但婚後方覺雙方理念衝突極嚴重，待二二八事件爆發，雙方立場更是天差地別，於是韓萍執意返北京，連肚中胎兒都不保，鍾肇政顯然以小說來隱喻中台關係，且其態度是悲觀的；至於《埋冤1947埋冤》，初始即以二二八暴力帶出受軍憲性侵的葉貞子，懷著「孽種」的她不得不改易認同求生存，但母子關係始終緊張矛盾，她想試行新感情卻擺脫不了暴力陰影，最後是其子點醒她，才對人生有了豁達理解。
較讓人困惑的是，新世紀以來關於二二八的文學創作少了，更少深拓事件背後的人性與權力影響。最近較值一談的是《三郎》（大塊，2015）這部譯作，它是一部橫跨日治末期、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政治小說，作者吳茗秀係台裔美國人，她以新世代眼光重審舊創痕，這可以和老一輩的李喬作對比。
小說之外，影視的開拓更為眾人所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林正盛執導的《天馬茶房》（1999）是為代表。雖然《悲情城市》易讓外人有純屬械鬥之嫌，以及二二八與紅色運動的連結，也遭部分人士物議，但該片對時代背景的刻畫夠勁、忒磅礡；而《天馬茶房》將真實人物置入虛構情節，既有愛情又有時代的暴風雨，林強的《幸福進行曲》更清楚揭櫫二二八的超越之道。相形之下，電視劇《燦爛時光》和《紫色大稻埕》的二二八呈現仍有待努力。而曾經，舞台劇的二二八讓人不能眨眼，尤其1994年臨界點田啟元執導的《謝雪紅：一個隱藏於歷史背後的女人》，二二八／革命女性的形像讓歷史生動起來，田啟元的生命亦為之不死。
總的來說，二二八的文學、藝術未開拓地仍多，今之文青／知青／憤青還踟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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