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台灣人四百年史，恐會被批台獨史觀和大漢沙文主義；但現今的歷史詮釋仍以文字掛帥，所以前於荷蘭與漢人海盜縱橫島嶼的歲月，就暫且存入括弧。倒是四百年「信史」裡，有一時期迄今仍定義為過渡，導致時空錯落，人物刻畫極其模糊、闕漏、扭曲，這就是介於荷蘭時代與清領統治的東寧王國（1661─1683）。
何以東寧王國長久以來成為史學研究禁區？何以鄭氏家族的形象多變且失焦？先不談大清和日本如何理解東寧王國，可以確定的是，國民黨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敗退來台後，上述現象就更鮮明難翻轉，這一切緣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桎梏。
話說蔣家政權特別推崇鄭成功，視其為光復台灣的民族英雄、反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可，神話祇能就此打住，再下去可要大水沖倒龍王廟了。畢竟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未久就駕鶴西歸，而整個東寧王國存續時間祇有短短廿三年。國民黨蔣家政權既以鄭成功為範本，卻深恐短命的魔咒上身，所以「歌頌鄭成功，漠視鄭氏王朝」就成為此一政權的金科玉律，迄今依然。
既然要歌頌鄭成功，那麼其父鄭芝龍當然就得扮演海賊王、投降大清的貳臣角色，否則如何凸顯鄭成功大義滅親的義行！既然要漠視鄭氏王朝，那麼祇好讓鄭經戴上無臉男面具，而廿三年的東寧王國就以「奠定漢人社會、厚植儒家思想」輕輕帶過。如此自欺，為的是強制欺人，所以各級學校教科書都祇能等因奉此，再透過無所不再的標語、傳媒放送讓全民共知。
這既是統治神話的一環，所以在戒嚴年代裡，就發生了可笑的實例。一九八四年中視改編金庸的《鹿鼎記》（李小飛飾韋小寶），由於事涉台灣鄭氏王朝，所以裡頭的鄭克塽、馮錫範角色全遭塗篡，當然，也絕口不提台灣。在如斯氛圍下，誰敢研究東寧王國？誰敢對鄭氏家族作全面、客觀的剖解？
新世紀伊始，湯錦台接連書寫了《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貓頭鷹，二○○一年）和《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貓頭鷹，二○○二年），其後戲劇學者邱坤良也跟著推出《一官風波》舞台劇，凡此，都是從千年的閩南航海傳統脈絡，來塑造一個開創東亞航運霸權、確立台灣為漢人為主體社會的鄭芝龍形象，一掃向來的大陸史觀，讓海洋文明有昂揚生機。
不過，湯錦台以及後繼的闡釋者，在肯定閩海商人務實、靈巧、視野廣袤的工具理性特質時，似乎忽略了他們「重經濟、輕政治」所帶來的困境和災難。於此，閱讀者必須不斷詰問這種工具理性的天真與險峻，否則鄭芝龍誤判形勢，降清後全盤落空的悲劇，還會發生於今日。
鄭芝龍不再蒙塵，而鄭成功卻依舊予人「遠看成嶺側成峰」的矇矓感。因為此間不管是學術著述、民間出版物，關於鄭成功的刻畫都太單一乏趣，所以江仁傑的《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三民，二○○六年），清楚羅列了三百多年來各方塗鴉鄭成功的心理與過程，反而最有去污效果。另外，撇開敵我好惡立場，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的《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依舊是最翔實生動的第一手觀察史料。還有，旅日小說家陳舜臣在《旋風兒：小說鄭成功》跳脫國族框架，試圖由中國、日本亂世年代的經驗，解讀鄭芝龍、鄭成功分屬兩陣營的心理，頗符合商人精算的本質，或許鄭芝龍真有那種風險分散的計畫。
最讓人困擾的還是鄭經，因為迄今還沒有任何關於鄭經和東寧王國的專書。今人祇能藉由《臺灣外記》、《靖海志》、《海上聞見錄》、《閩海紀要》來捕捉鄭經的身影，且都偏向軍事爭戰，至於鄭氏集團的貿易本業，則祇能仰仗日、英方面的史料。這部分不設法煉石補天，不僅東寧王國永遠置身雲霧，今日台灣的困局亦難解。
當然，史書並沒有關於東寧王國的任何記載。鄭成功進駐台灣後，固然改台灣為安平鎮、赤崁為承天府，總名東都（以廈門為主軸，台灣在其東）；但鄭氏父子都遙奉南明正朔，史書是以明鄭來概括這一統治年代。不過，若祇把明鄭視為南明餘祚，顯然就忽視鄭氏海上貿易集團的本質，以及台灣首度成立一個漢人政權的意義。
儘管鄭成功在攻克台灣未久就殂逝，但從鄭芝龍、鄭成功到鄭經一脈相承，他們對大陸政權容或有不同的想像，但維持暢通的國際貿易，用以餵養整個鄭氏龐大的海商集團，永遠是其首要考慮課題。另一方面，鄭經始終揮之不去反攻大陸的意志，所以治台策略絕大多數是荷規鄭隨，土地政策是以屯田為要，所謂「軍屯為本，佃屯為輔，寓兵於農」，也就是鄭氏王朝的軍事統治色彩濃厚，祇把東都視為軍事反攻的跳板而已。
如此看來，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和鄭氏統治下的台灣豈不雷同，台灣在先後統治者眼中就祇具邊緣角色嗎？從海商貿易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須知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初生之犢，勇猛精進是事實；但他們據有福爾摩沙後，想和中國貿易往來都得透過鄭氏海商集團，最後反而被鄭成功扼制咽喉，禁運使他們元氣大傷，最終被迫退出福爾摩沙。相反的，鄭氏海商集團得到台灣後，其縱橫日本、呂宋、暹羅、蘇祿（Sooloo）、文萊（Blunei）、美主居（Molucca）、琉球、交阯、廣南、柬埔寨、大泥（Patani）、柔佛（DJohor）、滿刺加（Malacca）及歐洲的海商實力更加鞏固。
就東洋方面來說，自德川幕府行鎖國政策後，祇有唐船和荷船可以至長崎進行通商貿易，而唐船主力就是鄭氏海商集團。鄭經將糖與鹿皮輸往日本，再由日本轉運海產、銅、毯子至東南亞，再將東南亞的香料、胡椒售至日本，當時東亞世界唯有鄭氏海商集團具備這種霸權。
而面對西洋海商競爭者，自從鄭荷交惡後，荷蘭轉與大清合作力抗鄭經，英國見有機可趁，就派英人克利斯布（Ellis Crisp）向鄭經遞呈英國東印度公司萬丹區經理的文書，要求與台灣通商，並希望設立商館，雙方並訂立《鄭英通商條約》。終東寧王國時代，鄭英的貿易始終絡繹不絕。
為此，郁永河在所著《偽鄭逸事》中，對鄭氏海外貿易的說明是：「成功以海外島嶼，養兵十餘萬，甲胄戈矢，罔不堅利，戰艦通洋數以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用財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凡中國諸貨，海外人皆仰賴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準此，東寧王國不僅是一獨立於大清之外的政治實體，且是華夏海洋文明的灘頭堡。
不過，鄭經始終難以擺脫反清復明的意志，所以三藩之亂爆發後，他和劉國軒率大軍渡海加入戰局，然而先是和耿精忠為搶地盤內鬥不已，其後又不敵強悍的清廷大軍，結局就是鄭經全數棄守東南沿海所有據點，身心俱疲返台。同時，清廷改採堅壁清野政策，對東寧王國財政造成莫大傷害，也影響了外貿成績。在少了金、廈做前哨站後，清廷吞併台灣的野心就化為行動。當鄭經於一六八一年亡故，東寧王國馬上內訌，清廷遂於一六八三年派施琅進攻澎湖擊敗劉國軒，鄭克塽不久就投降，東寧王國正式瓦解。
總的說，進駐台灣但仍擁有金、廈的鄭氏集團，由於海上貿易與軍事實力雄厚，所以大清帝國不敢小覷，雙方在對峙但經貿互通的情況下，東寧王國繁盛一時。祇因鄭經誤判情勢，貿然西征不但鎩羽而歸，更而讓經貿受害，終致敗亡。然而向來執守陸權思惟的大清帝國，雖然吞併了台灣，卻也讓荷鄭以來的國際貿易網絡斷絕，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才再度萌芽，而海洋文明的茂林迄今仍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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