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此文原載於《新新聞》周報898期（2004年5月20日～5月26日）【說書】專欄，原題〈舊瓶新酒的新本土論述〉。「米糖相剋」原是發軔自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川野重任，乃至戰後張漢裕、涂照彥、劉進慶等重量級農經學者，關心備至的課題。且不僅於學術旨趣，更和台灣經濟社會的脈動相連屬。柯志明的用心不在於炒冷飯，而是藉著舊課題的深探，企圖找出台灣史新的關注範例。只是迄今除引發有識的經濟學者與歷史學者作出回應外，社會學界仍顯空寂。

《米糖相剋 ：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and Sugar: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柯志明著，群學出版，2003。

若說，在「本土化」領域裡赫見和氏璧，我們是否真的識貨，並賦予高度關注呢？我試圖檢證的例子是，現為中研院社會所所長柯志明二○○三年的力作《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

本書是柯志明不假手他人，涓滴成河地將博士論文譯成中文的大手筆力作。誠如序言所述，本書實際上是「翻譯變成了改寫」。箇中關鍵在於「英文版裡筆者理論對話的對象主要是西方文獻裡慣見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與從屬理論（dependency theory）。作為對照，本書主要對話的對象則是日文文獻裡相關的帝國主義與殖民經濟理論。」符應這樣的旨趣，本書第三章「米糖相剋」詳述「米糖相剋」諸家說法的形成、交鋒、演變，既有釐清歷史脈絡的作用，同時依筆者的大膽推斷，「米糖相剋」論述背後有著東京帝大「殖民政策」講座（戰後改為「國際經濟論」講座）自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乃至戰後張漢裕、涂照彥、劉進慶一脈相承的厚實傳統，所以柯志明的對話就不能祇是餖飣補遺的實證考據，不拿出社會學想像、高度的社會關懷，恐難別開生面，所以柯志明的作為超乎純學院的格式之上。柯志明的這部力作本應在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諸範疇掀起波瀾並回應以朵花片片才是；惜乎截至目前為止，好像祇有清大經濟系副教授劉瑞華曾為文介紹該書（見《台灣社會學刊》第三十一期），兩年前劉瑞華暨其指導的學生張榮原並曾聯名發表〈「米糖相剋」新探〉；不過對話效果似有限，關於這問題稍後再略談。

簡單地講，所謂「米糖相剋」指的是：日本領台後，總督府以「發展糖業政策」為目標，由於新品種甘蔗的種植適於水田區域，總督府為讓新式製糖廠享受低廉的甘蔗原料價格並擁有穩定的原料供給，於一九○五年發布「製糖廠取締規則」並設立「原料採集區域」，蔗作區與稻作區爭地的情況明顯化；再加上製糖廠自訂「米價比準法」，企圖以低價採購甘蔗原料，導致米作部門飽受壓制；及至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國內米糧短缺，而台灣島內蓬萊米栽培成功，農民為大量種植蓬萊米，和蔗作區搶地情況更熾，另一方面，米價上揚更導致蔗糖原料採購成本也跟著飛漲。於是「米糖相剋」問題正式浮上檯面。矢內原忠雄、根岸勉治、川野重任等學者先後為文討論此一現象。

須知「米糖相剋」絕非單純的農業經濟問題，因為新式製糖廠幾乎全數控制在日本壟斷資本家（三井、三菱、藤山等財閥）手裡，而稻作主要還是由台灣的地主階級及土壟擁有，所以一九二○年代台灣農民運動幾乎全數對準糖產部門──「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的俗諺將農民的無奈心情表露無遺。所以「米糖相剋」已被拉高至殖民／被殖民的民族衝突層次。要理解日治台灣的本質、社會結構，不能不談「米糖相剋」。

本書的副標「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其實就是柯志明切入「米糖相剋」的具體方向。他以日治殖民發展的兩大經典名著──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九二九年，周憲文中譯，一九八五年，帕米爾出版；另有林明德新譯，二○○四年，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和川野重任的《日據時代台灣米穀經濟論》（一九四一年，林英彥中譯，一九六九年，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為座標，矢內原及其後的涂照彥等由糖業著眼，強調的是「從屬」；川野及戰後的西方學者則重視米作部門，強調的是「平衡而均惠式的發展」。

柯志明指出矢內原之弊在於，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擴大的預言太一廂情願，太忽視民間部門的應對；川野及其尾隨者則因過度強調「平衡而均惠式的發展」，則美化了帝國主義統治的剝削專斷；集大成的涂照彥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一九七五年，李明峻中譯，一九九二年，人間出版）雖注意到日治台灣的經濟不過是「局部資本主義化」，因而強調「日本壟斷資本與本地資本的並存」才是「台灣殖民經濟的基本特徵」。然而柯志明也指出，涂照彥對並存現象的理解偏向政治面，疎略了經濟力本身的運作。

柯志明以Samir Amin的「邊陲資本主義」模式為參考架構，認為一九二○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大致吻合此一模式；但一九二五年以後，「邊陲資本主義」模式就面臨難以為繼的漏洞，柯志明認為關鍵必須由階級結構入手，也就是說：由於米部門本地地主階級與土壟的支配力轉弱，迫使殖民經濟體制露出破綻。「日治後半期收益分配及農民生活水準的改善顯然不是殖民政策善意的結果；相反的，它構成令殖民者既難堪又頭疼的問題。」總督府於三○年代後期藉著戰爭動員，強行以政治力打壓米作部門──米專賣，這絕非殖民統治初衷。這部分是柯志明的大膽創見，也是全書最精彩所在。

柯志明的大膽創見，讓人不易用既有的座標來歸類定位，所以誤解、爭議或摸不著頭緒是相當可能的。這讓我想起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如今雖可以由歷史、社會學、經濟學各學科指出這樣或那樣的罅漏，然而韋伯的關懷在於探討近代資本主義的客觀性格時，歐洲的「心原心」（ethos）何在？以及近代人與之呼應和抗衡時的「存在處境」又是如何？這些超乎實證取向的用心，才是該書可以成為經典的緣由。

同樣地，柯志明處理「米糖相剋」的用心不在比較「爭地」與「比價」的實質，而是「剖析一向被忽略的米糖部門內的階級結構和支配關係以及米糖利益團體間的衝突與結盟關係」。也就是正視階級問題，但以階級間的連屬關係（articulation）來取代、力駁直線僵化的舊帝國主義批判論。這讓我聯想到Ernesto Laclau和Chantal Mouffe聯手對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路徑，這和柯志明的用心似有異曲同工之妙。祇不過柯志明是從歷史社會學的具體分析入手，所以更具爆發力。由此劉瑞華以統計迴歸模型來探討「米糖相剋」的實質與否，本意和柯志明差之甚遠，難怪對話不易形成。然而異中有同者，兩者都點出殖民當局在面對「米糖相剋」時左右為難的窘境，因此，資本主義「必然」如何的說詞已受到最嚴厲的挑戰。若進一步延伸到「本土化」思維的討論，柯志明強調動態的連屬關係，在彰顯主體性時，也必須一併討論多元連結的分合矛盾諸因素，這可以避開排它、素樸的民粹取向，對於新本土論的建構啟示甚豐。

廿多年前，林滿紅教授寫作一篇〈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見《史學評論》，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七月），裡頭提到矢內原、川野、涂照彥三人所樹立的「階段性制度史研究法」已難開展新局，其研究祇能在矢內原的典範裡打轉。然而如今柯志明之書，顯然經由國族立場進入階級剖析，使得舊瓶新酒更真醇。柯志明之書能否晉升經典猶待時間考驗，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則不容否認。

附註：

柯志明教授中譯力作出版以來，除上文提及劉瑞華教授於《台灣社會學刊》第三十一期有書評問世之外，尚有如下的評介之聲。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發行之《亞洲經濟》書評（2004.2）

◎臺大歷史學報第34 期（2004.12）書評：陳思宇〈從社會行動者互動的視角重構台灣殖民研究的理論框架︰評述柯志明著《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