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長年旅居日本的經濟學者，給予我，不，應該說是受到八○年代狂飆薰炙的一輩人，面貌一新的思想洗禮和視野轉易。只因狂風吹、大浪起，隨著政運、社運的蓬勃張揚，我輩對既有的自由主義或素樸的抗爭理念不再饜足；偶然，得知劉進慶由左翼政治經濟學直戳戰後台灣經濟的虛相，其時的欣喜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以迄於今，亟思以左翼政治經濟學續批國家機器欺妄本質的信念，係源於劉氏的啟迪。雖然，劉氏晚年狂熱於統運，言論思維早已不再犀利有勁；但劉氏於台灣的貢獻，不僅於學術成就傲人，更是專業知識分子介入現世的先驅，絕非假大空之流可以相類比。此文原載於《新新聞》902期（2004年6月17日～6月23日）【說書】專欄。今重貼於此，以誌斯人！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人間出版社，1992。
還記得是國民黨封建體制漸形衰頹，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八○年代中後期，年輕如我者，渴望一波波強大的集體行動能推倒腐朽政權，卻因為各類攻堅行動都未能對準要害，所以黎明前的黑暗焦慮甚深。於是尋找思想出路、亟欲挖掘深度批判的武器，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後勤重任。
此時無意中在某黨外雜誌赫見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篇章選譯，當時簡直驚為天人，爾後呼朋引伴共讀、熱切交換讀後心得自不待言。然而再怎麼亢奮鑽研，那文本總像被切割成幾份的《九陰真經》，諸多關卡和理路猶待釐清，所以無不引頸企盼完整的中譯本得以出版，到了一九九二年，由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三位年輕研究者協力合譯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終於堂皇問世。於是此一「台灣研究」的經典大作，從此不再如縹緲的海上仙山，而是「人間」處處聞。
向來在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道途上，多數人選擇的不是訴諸感性的本土關懷，就是從自由主義、人道立場痛斥黨國體制的封建壟斷、違法亂紀，然而這多半像對人不對事的戰術轉進而非直刺歷史─結構的戰略突圍。國民黨雖以外來政權的形態入主台灣，但它絕非僅靠著軍事鎮壓、特務統治就得以高枕無憂，直到廿一世紀來臨政權轉移為止，國民黨在取得廣大人民「同意」的基礎上是相當地成功。這種馴化背後有其意識形態的召喚，然而意識形態的召喚背後，黨國體制早就形塑出一套龐大穩固的經濟社會結構，這才確保黨國體制的再生產，以及君臨天下的本錢。劉進慶正是以歷史為經、政治經濟學為緯，對此一黨國體制進行深度剖析，這種批判才真入木三分、徹底基進。若說一般自由主義者對黨國體制的控訴像維克多‧雨果加諸拿破崙三世的譏諷，那麼劉進慶此書的效用就如當代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夜十八日》了。
當然，絕非因為劉進慶高掛左翼批判的大纛就值得恭維。日治末期東嘉生就曾以馬列思想為指導撰寫《台灣經濟史概說》（一九四四年，周憲文中譯，一九八五年，帕米爾），然而他那僵化的社會生產關係演進說，徒讓學術生機枯萎矮化，成就自無法和矢內野忠雄和川野重任相忒。至於中國方面，十餘年來也出版了《戰後台灣經濟》（段承璞主編，一九八九年，中國社科出版；繁體字版易名為《台灣戰後經濟》，一九九二年，人間出版社）之類的書籍。然而平心而論，實證調查既不足，又少原創思維貫串其間，所以參考價值並不高。簡言之，劉進慶的力作之所以能列入經典，就在於他傳統（左翼）與維新並行。
劉進慶在「序言」中指出，「我一直關心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在台灣這個歷史上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處於被掠奪與貧困的問題」。「殖民地‧半封建」是劉進慶經過史實考證與理論分析後得出的社會總體相，台灣的經濟社會問題是所謂「南方問題」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劉進慶恪遵馬克思左翼傳統，將台灣納入低度開發國家共同體，他堅守左翼的共相體認。
另一方面，劉進慶可不想隨便套公式便了事。他先是接納依賴理論學者如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所提出的「雙重經濟論」──低開發國的經濟構造由移植而來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及本地的傳統體制這種雙重經濟所構成。再由此拈出以亞洲社會獨有的公私社會關係＝生產關係，用以打通台灣經濟史的任督二脈。公／私、官／民的上下主從社會關係，是理解台灣國家資本（公業）與民間資本互動（私業）的重要關鍵。公業與私業既是支配與從屬關係，隨著時間推移，兩者也會朝向矛盾對立的關係發展，最後經由辯證統一而形成變種的「官商資本」──台灣殖民地遺制與中國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私生子。……凡此，都是劉進慶的卓越創見，他的貢獻在於：讓批判思維可以深入活用於特定地區。既是在地化，也是左翼維新的奇蹟。
劉進慶對於戰後日本獨佔資本的接收、國共內戰導致的經濟混亂、大陸資本移入，以及土地改革的精闢研究，堪稱戰後第一人。他認為，以傳統經濟體制為底邊，以歐美資本及日本獨佔資本為頂點所構成的「殖民地‧半封建」支架，戰後初期經由借屍還魂轉而讓黨體國體制攻頂，從而根本制約了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特別是，長期以來黨國體制不斷吹噓五○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是何等成功，並蔚為世界性的「土改神話」。然而劉進慶逕自從國府、本地地主與農民三者的社會關係切入，具體指出國府是因「流亡政權」的薄弱性格，必須適時拉攏農民，但又不能扼死地主階級；同樣地，本地地主也在懼怕共產革命的情勢下讓步，在情勢所逼環境下，「安定與妥協」才是土改的實質。國府一方面把四大公營公司（水泥、紙業、工礦、農林）股份撥售給地主，以此促成本地資本的抬頭；另一方面，農民的地租雖減輕，農地卻愈為零細化，以迄於今又必須再行二次土改。劉進慶對於土改的批判精彩至極，值得咀嚼再三。五○年代以後，政治上是蔣家父子壟斷一切的家天下形態，社會經濟上則確立公業為主導，私業從屬於公業的生產關係。然而劉進慶以三個時間區隔點：調整期（一九五○──一九五三年）、相對穩定期（一九五四──一九五九年）、發展期（一九六○──一九六五年），敘述大陸資本流入、本地資本投入、外國資本入侵對於私業發展的效用。由於私業的抬頭，再結合官僚資本衍生的「官商資本」發展到後頭，祇能是商人資本而非產業資本的問題，劉進慶的剖析依舊有效。
最後，劉進慶對於美援神話的批判，將之定為美日資本掌控台灣經濟的依賴形態，這部分若佐以文馨瑩的《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自立晚報，一九九○年），會更犀利立體。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