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一九四九年初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矗立。面對赤焰遮蔽藍天的殘酷事實，退守台灣且有反省力的知識分子最是矛盾萬千：痛恨共黨，卻得正視之；但，忠實直敘又恐得罪當道，這才是難之又難，終須孤獨以赴的劫厄。而今中共建國恰好五十年，島內孜孜矻矻於中共黨史的方家整理出何等成績來？中共史的研究長河又將導到什麼境地呢？

須知，國府敗走台澎金馬，驚惶未定之餘便是檢討河山丟失與共產黨坐大之因。蔣介石率先在《蘇俄在中國》大聲言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於是往後的悠悠歲月裡，中國共產黨就被定位為和傳統無涉，是外力介入所創造的檮杌魍魎。如斯基調就是要把反共提昇到神聖／妖魔、獨立自主／外力介入的道德層面，藉以掩飾國府腐敗失人心的事實。

上述基調作為宣傳口號或喧鬧一時的反共文學，可也；然而真要循此從事知己知彼的中共黨史研究，可沒那麼容易夸夸其詞。因而最是反共氛圍高張的五０年代反倒產生不了重要的中共黨史著述。必得經過時間的沈澱，直到六０年代以後，才不約而同地出現三部關於中共黨史的堂皇鉅著。那就是王健民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一九六五年）、郭華倫的《中共史論》（一九六九年），以及鄭學稼的《中共興亡史》（一九七八年）。

王、郭二氏的理路基本上不脫《蘇俄在中國》所設定的框架，也就是說他們還是堅信中國共產黨是舶來品，是悖逆中國傳統的異類怪物。祇不過二書並不像國府一般的反共文宣，全然沒個事實依據和理論基礎，隨意紮個稻草人就胡謅亂罵一通。王、郭二氏倒是大量應用了一手的中共史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強力回應。所以就算不同意彼等的言說，面對鐵證如山的史料舉證，也必須在歷史天秤上進行實事求是的攻防。

鄭學稼的《中共興亡史》祇寫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且其史料相當多採擷自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因此作為一部通史是有所不足。然而鄭氏提示的是一種史觀：必須從中國及世界的變局入手，才能理解中共誕生之因。同時書名之所以取「興亡」二字，在於鄭氏認為中共在「八七會議」之後已蛻變為農民黨，此後所以能苟延殘喘，實因帝國主義之力，而到毛澤東開始其「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就徹底亡滅了。他是拿馬克思主義來檢證中共的純度，而不是單單把矛頭指向毛澤東個人。這在威權年代裡是何等的異端立說啊！

從來國府當局就是把匪情研究視為禁臠，因此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客觀上固然有壟斷知識的特權，實際上卻因君威難測，所以王、郭二氏就因為援引太多的「匪情資料」，有讓國府隻手遮天的手法穿幫之嫌，《中國共產黨史稿》未幾就遭查禁（直到解嚴後再以《中國共產黨史》的面貌問市），而《中共史論》也成為須註冊購閱的限制級讀物。至於鄭氏向來就是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是其一生的寫照。

所以要想在台灣成就一部翔實可靠的中共黨史，除了史料搜羅的困難、獨學而無友之外，根本上還得要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道德認知：不媚俗、不教條、不受個人感情的牽絆。因而上述三書之後，隨著海內外相關史料的出爐、研究方法的精進，專題研究的成績固然取得了不壞的成長；但，大氣呵成的通史依舊稀疏零落，且未能超越前人的步履，直到陳永發的《中國革命七十年》問市，才為這渠道作了些有效的疏濬工作。

陳書兼具綜論與通史的性質。他拿共產革命為基礎，將整個中共史分為革命奪權、不斷革命、告別革命三個縱軸階段，再以三個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和近現代民族主義的關係、中共的基層政治結構、中共的黨國體制）為橫軸，串起環環相扣的綿密架構。陳氏大作甫問市不久就在整個華人知識圈引爆，彼岸學者立即和陳氏進行激烈的交鋒對話（詳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廿七期）。固然陳書在校對或資料引用上有不少疏漏，以致被指為硬傷；但不可否認的，當下它有重要的標竿作用。

陳書的創舉，犖犖大者有：一，把中共黨史的研究從私（黨）有、惡性壟斷的局面提昇到公領域、透明化的範疇；二，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來的發展，並由「凡合乎理性的都是存在的；凡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辯證思維客觀剖析；三，他以多重問題意識的提出，替代片面、八股的假說，讓關懷現世的精神挹注其中。上述三項特質卻陳書得以打開與天地人的對話之門，像極吸收日精月華、有靈通之氣的石卵，不久就會跳出個大鬧中南海、天安門的孫猴兒來。

向來台灣書寫中共史多倚賴個人之力，在學術界講求專業分工、務小不求大的時代似顯得凸兀。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相較於海峽對岸數量龐多，卻是口徑一致，不敢依違共產黨的所謂中共史，台灣本地的這一冷門事業，固然受限於資料難覓、意識形態等包袱，無法枝葉繁茂、馨香萬里，然內中蘊含的孤臣孽子之心卻能涓滴穿石，澆灌出漠地奇花，這正是台灣以小搏大的精采表現。

參考書目

《中國共產黨史》（上、下）王健民著，漢京文化（原名《中國共產黨史稿》）
《中共史論》（共四冊）郭華倫著，國關中心、政大東亞所
《中共興亡史》（一～四）鄭學稼著，自印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陳永發著，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