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在咫尺，更因經貿往來、文化交流密切異常，所以當電視新聞傳來東日本大地震宛如修羅場的場景時，絕大多數國人無不懷抱同情心理，致使在網路上發表仇恨言論的立委（黃昭順）國會辦公室主任趙志勳、基隆高中學生孫承恩等人立遭譴責。當然，此際世人最關注的莫如福島縣核一廠第一、第三機組爆炸，第二機組也危如累卵，輻射外逸情況如何？是否會飄洋過海到台灣？台灣現有的三座核能電廠，能否抵擋強震加海嘯的衝撞？興建中卻狀況不斷的核四是否該停擺？凡此都是國人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震災之後，讓人印象最深刻的當屬日本國民的守法自制──秩序排隊不爭先、車輛不亂按喇叭，以及傳媒專業不灑狗血的播報方式。在讚歎他人之餘，國人當然會追問台灣官方遇上類似災厄是否過得了關？畢竟馬冏政權在莫拉克風災期間的荒腔走板表現，讓人不敢恭維。至於國民素質與傳媒的比較，國人也自知遠遜。所以「日本能，台灣就是不能」的感慨才是眾人的共識！
其實，想想九二一和莫拉克期間，國人也堪稱守法，集體救助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官民對防災演練的程序、配備從不當真、更輕忽災難來時的警訊通報，也就是未能曲凸徙薪，等到災後再臨渴掘井，當然會事倍功半。再者，日本人淬鍊得出守法與高度警覺的質素，也非自然天成。那是歷經關東大地震、二次世界大戰及阪神大地震等痛苦煉獄，國民素質才得以蛻變。像此回日本傳媒就提醒國民毋忘關東大地震時，韓國人遭惡意虐殺的憾事。這就得話說從頭了。
話說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近午時分，爆發了七‧九級的關東大地震，造成東京地區半數的屋舍全毀，死亡人數逾十萬。官方擔憂大震災會引發搶米糧風暴，以及懍於朝鮮人在「三一運動」後的怒火未熄，所以就大肆造謠，聲稱「不逞鮮人」在各處縱火、水井中投擲毒藥……，於是警方和右翼團體就肆意捕殺在日韓國人，辨識韓國人與否的方式是叫人唸「十五圓五十錢」，由於朝鮮人不會發濁音，很快就可辨識出來，據悉有六千韓人因而罹難，也有不少中國僑民跟著遭殃。緊接著捕殺行動就撲向勞動階級和左翼人士身上，最著名的當屬憲兵大尉甘粕正彥，他藉機殺害了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妻及其外甥三人。甘粕雖被判重刑，卻遭軍方輕放，然後搖身一變成為文化人，任滿洲映畫協會理事長。這位在大明星李香蘭眼中性屬靦腆的甘粕，就是終結「大正民主」時代的邪魔外道。
即使是一九九五阪神大地震後，奧姆真理教涉及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事件，亦引發民眾的恐懼排他效應，這也成為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二書的主題。所以日本人的理性自持、溫良有序是透過嘗試錯誤鍛造出來的。
有趣的是，日本近代的三大震災竟和政局的紊亂無章相契合。一九二三年八月，首相加藤友三郎因病往生，出身薩摩藩有「海軍之父」稱譽的山本權兵衛出面組閣，沒想到四天後就發生關東大地震，讓新內閣幾乎胎死腹中，等到該年年底再發生刺殺攝政宮（即日後的昭和天皇）的「虎之門事件」，山本權兵衛祇得倉卒下台。
至於阪神大地震發生的前半年，自民、社會與先驅三黨共組聯合內閣，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此君在大震災發生後的反應極魯鈍謬誤，他竟以「因為是第一次當首相」為由卸責，一年後黯然下台，徒留罵名於人間。而今日民主黨的菅直人內閣，內有小澤派出走，外有收受外國人獻金的醜聞，內外夾攻下再遇大震災，初期的應變尚稱平穩，但遇上核電廠爆炸、輻射外洩的梗，似就一籌莫展，若再不亡羊補牢，總理生涯恐就此畫下句點。
關於恐懼排外且莫說他人，九二一大地震爆發未久，就有媒體隱約指出有外勞在災區遊蕩，似有不軌意圖。所幸由於純屬捕風捉影，其後也就不了了之。恐懼之於人，其可能釀成的災害絕不下於核爆。眾人皆相信，即使震災重創日本經濟，但日本人絕對可以「多難興邦」。至於我們呢？不要「多難穿幫」就該謝天謝地謝佛謝耶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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