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台灣年輕世代集體陷入未來無望的「崩世代」魔咒，偏偏這政權毫無所為。當然，灰黑景像佈於年輕世代眼前並非台灣獨有，歐美情況亦然，且左支右絀現象更令人喪氣。Tony Judt以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身分，診斷病因、爬梳脈絡，確實能讓人耳目一新。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410期（2014.03.13─03.19）。

台灣這些年來，幾乎所有人都陷入徨惑、恐懼的幽谷，成年人手上擁有的、腦袋懷抱的資源逐漸流失；年輕人更因為夢想全面幻滅，沒了經濟願景和樂觀展望，遂被套上「崩世代」的沉重枷鎖。更糟糕的是，本該提供安全、財產保障的國家機器，不但無法成為避風港，甚至淪為惡靈古堡。於是，「絕望」全然寫在臉上。而當信任關係蕩然無存，虛無是尚、爾虞我詐的驚世離魂就層出不窮了。

當然，不該將台灣的現象孤獨看待，如今全球的年輕人都罩在「崩世代」的帷幕裡頭。而上一個年輕人集體茫然的歲月是一九二○年代，可以謂之為「失落的世代」。當然，彼時中產的失落還有個嚮往無產革命的夢想可為對比，而如今，資本主義落漆連連，但曾是革命青年嚮往的社會主義理想國，早已荒煙漫草、廢墟一片，積蓄了憤怒與不安，卻苦於沒有出路，所以心理狀態遠比八十年前還疲累。


即使是孤魂野鬼，也需要立有應公或大眾廟來祭拜，何況生人。於是，台灣勞工陣線於二○一一年出版《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全面揭櫫台灣年輕世代已然面臨的悲運。不過，悲吟本非少年歌，所以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Ill Fares the Land，左岸文化，二○一一種四），就具備進行曲味道。

基本上，《厄運之地》是作者前此四大卷《戰後歐洲六十年》（左岸文化，二○一二）的淬鍊結晶。所不同者，它的組曲非常清楚，就是要告訴世人，肇致今日歐美債信風暴的根源，以及左右思惟枯竭從何而來？診斷處方又是什麼？看似茫無頭緒，其實祇須提綱挈領，源頭不難找出。

作為一名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賈德痛斥以英美為首的右翼資本主義陣營，讓金融交易取代商品的生產或服務，扭曲了經濟活動的價值。這些國家的私部門富裕、公部門破敗，致貧富差距結構化，並將之內化為一種「自然狀態」。道德敗壞的結果就是，總體財富的增加，祇圖利了極少數人。而這種傾向加上美國特殊的防堵中央權限過大心理，即使遇上二○○八年的金融風暴，既得利益者祇求避鋒頭，根本沒有誠心悔過的意圖。

由於這一陣營將所有的思考面向全聚焦於經濟，導致我們喪失論述問題的能力，由於問題被設定在狹隘的經濟問題上，自然上下交相賊，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維繫關係──信賴就人間蒸發了。

賈德以如椽巨筆細說從頭，歷史從來就沒有理所當然這回事。兩次大戰之間的資本主義之所以獲拯救，係因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從屬物。凱因斯把他的經濟論述置於「不確定性」這一議項，於是道德情操（這是亞當斯密極力著墨的因素）將民主與資本主義扣緊不放，這不但確保歐美資本主義社會不但足以抵擋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且在戰後三十年內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且成效卓著。


更有趣的是，社會制度的創新與文化保守主義成功結合。把菁英機構向大眾開放，「英才政治」（Meritocarcy）的推行讓經濟、政治、文化全面揚昇。由於這樣的氛圍，人們自然習於政府必要的干預。總之，信賴、合作、累進稅以及必要的干預，給予歐美國家度不等的安全、繁榮、社會福利，以及均富。在此同時，執念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歐洲國家政團，始終能以民主和分配的觀念厚實整個歐洲文明。直到七○年代以後，關於經濟無效率、創新不足、企業精神僵化、高額的公共債務的檢討，都直接觸及上述的「大社會」架構。

賈德認為挑戰來自於內外兩股力道。內在力道係指六○年代的反抗運動，將集體意識的關懷轉為個人主義的「自我認同」，無形中削弱了自由主義的礎石。外在衝擊則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熊彼得、波普、彼得‧杜拉克等經濟學巨擘對凱因斯共識的全面圍攻，加上柴契爾、雷根、季斯卡等歐美政治人物對「大社會」的破壞，於是典範轉移了。

對私有化的崇拜，導致國家把所有權移交給生意人，外包制遂致漫無節制的溢散。結果肥了私人財團，政府卻招致更多罵名，而年輕人的功利取向成了飲鴆止渴。賈德因而苦口婆心，疾呼公共對話、重啟社會問題的討論。他更明確點出，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才具有明智慎審的精神，反倒是右派才盲動胡為。現今所有的政經難題，都可以用古典政治思想的語言來掌握，先前祇是為多數人遺忘罷了。

賈德告誡的是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但據此臧否台灣的政經社會整體敗象，效用不減。如今的崩世代年輕人猶似忘記飛行的彼得潘，待記憶喚回、論述武器再重整，世界將再度鮮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