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2017年漸次消隱，這一年國內外有幾個大型紀念活動：二二八事件70周年、台灣解嚴30周年、宗教改革500年、俄國大革命100年，樣樣都有人侃侃而談，也抽繹出不少深刻意涵；但唯獨鄉土文學40年乏人問津，殊為遺憾！


或因論戰的兩個重要戰將王拓、陳映真已於去年先後辭世，以致人物聚焦不足；又恐是兩人在二十年前各據擂台，涇渭分明述說鄉土文學論戰的曲折幽境，導致絕大多數人怯／厭探問論戰的成因、性質與影響。然而看似靜悄悄的表象，卻激盪出重鎖心門的聲響，識者無不猝然驚心。

簡言之，看似無用的文學卻是荒漠狀的台灣最需，否則前些時日高中國文科的文白比率之爭就不會那麼波瀾壯闊。而文白之爭在台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1930年代）和第二次（1977）都觸及到了，可見文學與日常語言的關係絕不容輕覷。 不過，在重新回顧鄉土文學論戰的主題之前，歐洲宗教改革倒是提供了極好的範例。


眾所周知，馬丁．路德（Marin Luther）於1517年10月31日在威騰堡（Wittenberg）教會門口貼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既批判教廷的權威，也指出贖罪券的謬誤。由於全文是以拉丁文書寫，所以本意是尋求各方的學術辯論，未料有人迅速將它翻譯成德文，並經由甫發明未久的印刷術的廣為印行，路德的想法很快就傳遍整個德意志和歐洲，終於奠定宗教改革的先聲。

其實早在路德之前一百年，出身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家約翰．胡斯（Jan Hus），就曾否定教皇的權威性，更反對贖罪券的效用，結果不但被天主教會視為異端予以除籍，還進一步遭誘捕火焚慘死。面對路德的再次挑戰，羅馬教會原想如法泡製，路德之所以能逢凶化吉，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的善意庇護是為關鍵，所以儘管他與教會決裂並遭除籍，但路德卻在選侯的協助下藏匿於瓦爾特堡（Wartburg），從而潛心將《新約聖經》由希臘文譯成德文，這不但讓廣大的德意志人可以直接閱讀《聖經》，打破教會以拉丁文壟斷經文詮釋權的格局；且路德譯文字斟句酌、生動優美，堪稱是德語文學的經典結晶。藉由這部《聖經》譯本和相關的神學著作，路德在人民之中成為新的救世主，宗教改革的浪潮終究沛然莫之能禦。

這裡頭有兩大輔助因素必須標誌出來：印刷術和《聖經》譯文。

約略是1450年左右，金屬活字印刷的技術在美因茲（Mainz）有了重大突破，它的誕生導致傳統的經文抄寫必然衍生的錯謬獲得改善，它搭架了有效的平台讓歐洲學者可以面對同一組文字論辯解析，路德貼出《九十五條論綱》的原義即如此，但印刷術更進一步讓庶民也參與到這樣的進程。若沒印刷術的輔助，路德恐落入無米之炊的窘境。


至於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其文字之登頂足與和但丁、薄伽丘、塞萬提斯、伊拉斯謨斯、蒙田、莎士比亞並列，蔚為文藝復興在德境的重要成就；它促使教士壟斷拉丁文的一統局面自此傾倒，各國方言如順水行舟配合近代主權國家的興起，有如水幫魚、魚幫水的雙贏實效。總之，文字語言的解放，猶如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人間，爾後光明之路由此大開。

回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的台灣。「現代式的小家庭所培養的子弟是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感的，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的個性，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這是70年代初《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所提的智識青年心靈上的基本特徵。若再深入解析，這批智識青年既嫻熟於戰後政權轉移所形塑的新語言文字，另一方面也對這塊土地懷抱著深情關懷，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70年代的鄉土關懷終於落實，鄉土文學論戰終究不可免。

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所爭辯的焦點主要是意識形態，而非文學本身。但這樣的談法頗有去脈絡的危險，因為70年代初就先行有了現代詩論戰，關傑明、唐文標等人率先批判當時的現代詩是「文學殖民地主義」、「 頹廢文學」，自然也激起顏元叔、余光中等人的反擊。雖然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角集中於小說家，整個現代詩壇似乎毫無迴響，但它無疑就是現代詩論戰的延伸，所談的文學自然飽含意識形態的批判。


如同宗教改革前夕，印刷術的發達造就出學術界得以客觀、全面研討的平台。台灣鄉土文學的參與者與日後論戰的前鋒戰士，若欠缺有力的平台和傳播途徑，那任何的離騷之言、批判之聲頂多停留在各言爾志的階段罷了。已故詩人李祖琛在其碩士論文《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就列舉出文學雜誌、副刊、電影和其他（出版社、黨外雜誌）四種傳播路徑。


文學雜誌方面，《現代文學》在論戰中是箭靶之一，《筆匯》、《文學季刊》有前驅作用，《文季季刊》、《台灣文藝》則是運動的主要文學陣地。另外，諸如《仙人掌》、《夏潮》、《中華雜誌》都是不可不提的灘頭堡；副刊方面，原先同情聲援論戰派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在論戰期間承受官方莫大的壓力，祇能超然於外、緘默以對，反之，《聯合報》副刊卻成為攻擊鄉土文學的前進指揮所，高下立判。


當然，若從歷史長河的角度取徑，聯副在5、60年代林海音主政期間，引進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黃春明、廖清秀等台籍作家在聯副筆耕，林先生無愧於鄉土文學。至於聯副在論戰期間的角色扮演，祇能說它經不起照妖鏡的照拂。除開文學雜誌、副刊的布陣，影視方面的文化霸權（話語權）向為人所忽略，李祖琛能注意及此頗有慧見。當然，影視遠比純文字傳輸還複雜，正負面也不易當下立判，尤其到了所謂鄉土連續劇汜濫成災的今日，70年代的微光或更值得探勘。

從純文字到影像，陳映真、黃春明的鄉土文學之路還真沒談夠。那就像馬丁．路德的《聖經》轉譯，是延續由宗教改革到文化淨身的重要旅程。平心而論，陳映真留給後世的絕非什麼「社會主義傳人」、「愛國（？）主義者」之類的統戰標簽，而會是《人間》雜誌鼓動的黑白影像，及其背後的報導文學風格。祇是如今頻頻紀念陳映真思想的一群狂熱信徒無意於此。

識者也點明，鄉土文學論戰看似寫實主義VS.現代主義的交鋒，實則如風無影的外來移植物，到了80年代要附身到後現代／都市文學／女性主義／性別意識……，一點都不是難事；何況就以陳映真而論，他身上同時兼具現代／寫實兩種意象，所以寫實主義VS.現代主義絕非問題焦點。反之，由黨國主導的反共戰鬥文藝才真是經不起考驗，當年他們對鄉土文學派的文攻武嚇，事後看來根本是困獸之鬥。

儘管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的今日靜悄悄，但上述發展或疑惑不會就此消失，也許再沈澱個十年再來細說分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