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一個早逝的青春，卻註定會在台灣文學史上留名。祇因她的身殉，激起社會萬丈波瀾，法律、社會、心理、傳媒，以及文學諸層面都深踏觸及，可惜的是，在新聞風潮中，最被忽略以及扁平化的就是林奕含念茲在茲的文學，它太複雜、危險且可能失焦；但浪頭過後終會見及它的巍峨參天與多變視域，屆時留在下來的必是她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及最後的文學獨白。
一個作家之死竟可以讓整個島嶼沸騰，年輕貌美、氣質出眾、文字懾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她就是這時代的文學幽靈，天使性格與魔鬼召喚的屬性兼具，祇是絕多數人都不敢逼視這有著兩副面孔的傑努斯（Janus）容顏。說是追求唯美，內蘊卻有魔鬼形影，這樣的文學之路還真是既美形、異境，卻又危疑萬狀，稍一不慎即會墮入地獄深淵。
林奕含現象很獨特，但放眼戰後的台灣文學界，彷彿有兩個身影可以遙相呼應。一是六○年代的早逝王尚義，一是九○年代文風初露即殞逝的邱妙津。巧合的是，王尚義、邱妙津和林奕含都在26歲韶華之年告別人間。這是否為天才文學使徒的門檻？庸俗庶民如你我者大概是難有機會體認。
王尚義並非自殺殞命，但念醫學院卻擁有纖細文學心的王尚義，猶如野鴿遭禁錮在牢籠裡，鎮日與哲學、文學為伍，以拉小提琴、繪油彩抒悶，最終未能以醫術濟世，而是以自身軀體向體制吶喊，極無言的獻祭。《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和《野鴿子的黃昏》是他遺留給時代的珍稀寶藏。那是苦悶島嶼、升學主義黝黑時代的探光之旅，《野鴿子的黃昏》的某種自傳性和緊扣時代的暈光，是彼時莘莘學子人手一冊的文學讀物，踏著現代主義步伐，尋繹存在主義的本質，它的時代性遠逾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適足為台灣六○年代的文學標誌。
三十年後，政治解嚴未久，同志一詞漸由革命政黨的夥伴轉為同性愛志士的萌芽期，遠在法蘭西的作家邱妙津以決絕意志持刀自戕。這不但撼動文壇，更在同志圈激起旋不停的漣漪，代表作《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從此作為同志書寫、後現代精神分析的必備文本。
紀大偉在《同志文學史》一書提到「我要強調她早在八○年代末期（也就是在同志文學被熱烈議論『之前』）就已經寫出代表作。與其說邱妙津屬於九○年代同志文學浪潮的成員，不如說她是這股浪潮的先驅者之一」…‥《鱷魚手記》由兩條平行故事組成，個別標榜女同性戀大學生「拉子」和卡通玩偶似的鱷魚──這兩個角色互為表裡，而且她們的兩個世界一體兩面。我的看法是，《鱷魚手紀》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同是九○年代同志文學的雙塔，祇是後者雖是「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首獎，但總覺太炫、有距離，不似邱妙津的即知即行，而《蒙馬特遺書》更是飛蛾撲火的預告。邱妙津身為作家、女同的合一角色，無人能撼動。
再一個二十年，「房思琪」扳開溫煦的房門，凜冬之寒喚醒了遙望《春之頌》的眾人。原是小眾部落格書寫，再由非主流出版印行成書，2017年2月的台北國際書展，年輕貌美、氣質非凡的作者林奕含現身，宛如仙子的她於羞怯蹣跚中直指這本關於一個女孩遭誘姦且掛上「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故事，絕不是一本讓人快樂、懷抱希望的書，該書後記更大談如影纏身的精神疾病之種種。讓人驚訝的是，這麼一本驚悚、暴力滿溢的小說竟短短在兩個月內就初版五刷。而在女作家身殞之後，眾人希望藉由小說尋繹「死亡真相」的期待，必然也讓該書銷量更形翻揚。以死亡牽動小說的全面反思、討論，偶然間也讓當代台灣文學產出更多剩餘價值吧！
遺憾也是必然的趨向就是「對號入座」。特別是林奕含父母於女兒身亡後的聲明，更形激發出社會大眾的鄉民正義，鍵盤辦案、網路公審這些或有人不以為然，但抽絲剝繭結果，狼師確實存在；但問題絕不在法律層面，因為法官不可能循鄉民見解審判（更何況，檢察官如何起訴，都得大費周章），鄉民也多數自知現行法律難以讓狼師伏法。焦點在於，看小說辦案既可能虛實混淆，也喪失小說的自主與文學之美。
必須一提的是，林奕含生前的最後文學獨白，必得與小說一起參照，這才不致陷入唯誘姦是問的窠臼裡。相較於新書發表會的羞澀、欲語還休，這最後的獨白全然聚焦於文學觀，極純粹的「唯美文學」世道人生。首先是主題的破解，她不認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講述「一個女孩遭誘姦或強暴的故事」，而是更震憾的「一個女孩子愛上誘姦犯的故事」。明明書中所陳是極醜陋、驚悚的劇情，但讀者似乎可以沈迷其中，那是一種既痛且快的審美觀使然。
讓人困惑不安的原因在於，書中惡角李國華既是林奕含現實生活中的老師（即陳國星），她更將這原型套到胡蘭成身上，而在這種唯美是尚卻謊言說盡的《今生今世》裡作繭自縛，讓人不知所以。林奕含不似她崇敬的祖師爺張愛玲那麼世故通情──林奕含前半生是悠遊於天堂的仙女，後半段則是墮落地獄的羅剎女，她從不知人間為何物！但林奕含卻試圖以「思無邪」包容一切醜陋，外人看她在蛹中痛苦蠕動、吶喊，最後力竭消亡，但也許對林奕含來說，這才是生命與文學的真正解脫！
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猶入十殿閻羅，其文思、劇情刻畫，卻又時時得拿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羅麗泰》（Lolita）來酸鹼中和。同時腦海中也必須與波特萊爾（Charles P Baudelaire）的《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倚天屠龍交鋒，還有王爾德（Oscar Wilde）的耽美文學亦是所託之一。可惜的是，林奕含的文學世界已然搆到這個高度，她卻又心軟回到胡蘭成的巧言令色文學幻境，更得一說的是，作為李國華原型的陳國星更是個與文學絕緣的不堪人物（雖說他出身中文系），所以林奕含／房思琪的「思無邪」延伸是玉女心經之法，異男狼師是進不了堂奧。
準此，批評林奕含念太多文學書、受中華文化之害的說法，固然不是全非，但顯然未能從文學脈流直視唯美文學的諸多可能性，及其在當代台灣文壇的突破，而今祇能但求事件風波告一段落後，再行文學剖解術了。
拜媒體發達之賜，林奕含的死相較於王尚義、邱妙津是得到更多討論與回響，但實際上，《野鴿子的黃昏》出版後迅速熱賣十萬冊，並在日後改編成電影；邱妙津的文學天分也早就超乎為同志代言的層次。而今林奕含及其遺書，看似讓窒悶的島嶼山崩地裂，但她提供的「思無邪」文學路徑，卻不容讓它荒煙蔓草。三名早逝的文學旗手都可以放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光暈」（aura）氛圍來細剖：保有一定距離的獨特現象，不論這距離有多切近。也唯有串連三者，台灣文學的北辰才不致光害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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