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曾經傲世群倫、璀璨逾千年，卻在近代因為政治旋轉門的更易而瞬間失寵，如此境遇我想到的是日本的京都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京都和伊斯坦堡不僅古意盎然，且鮮味十足，難怪造訪者流連忘返，還想歲歲月月再來。六年前初夏造訪伊斯坦堡時，偶然間覺得可與京都作對照，今夏終和睽違多年的京都再次重逢，遂發想為此文。

總的來說，宗教的興革／傳承正是京都和伊斯坦堡得以長續，並蔚為舉世古都的重要成因。

須知，西元八世紀末桓武天皇即位就亟思想擺脫平城京，並屬意在山背國長岡京營建新都，但主導遷都大計的天皇寵臣藤原種繼遭暗殺，桓武天皇趁機鏟除反遷都的宮中勢力，桓武天皇的同母弟早良親王因而絕食憤死，其後天皇周遭不少人離奇死亡，同時長岡京洪水不絕，一切都指向係早良親王的怨靈在作祟，於是桓武天皇毅然放棄長岡京，改往北邊葛野郡宇太村興建新都，此即平安京的由來。

桓武天皇決意遷都，既想甩脫原天武天皇的人馬，更對平城京（奈良）飽受佛教宗派（即所謂的「南都六宗」）的包圍大感不滿，所以遷都之後除了在朱雀大道之南分別興建東寺與西寺，就不再設立新的寺院。其後嵯峨天皇將東寺交由弘法大師空海來主持，睿智過人、多才多藝的空海將大唐新近的密宗引入東瀛，東寺遂成為日本真言密宗（東密）的本道場，空海為日本佛教開闢了全新的格局。


在我心目中，造訪京都絕不能捨佛寺，而佛寺必至的有四處：一，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廣隆寺。作為聖德太子所創七大寺之一，講堂所列諸佛菩薩俱是逾千年遺產，特別是名列國寶第一號的彌勒菩薩半蹴思惟像，祂和西方的蒙娜麗莎微笑同屬人類最高的微笑藝術之呈現；二，是唯一和南都六宗有相繫的清水寺（法相宗）。它的正殿係靠著山崖以強力木柱支撐的舞台造，清水舞台已是京都不可分的一部分；三，是室町時代列為五山之上的南禪寺。巍峨的三門、已然融入寺院的水路閣和方丈庭園，顯示的古樸清幽全然就是禪偈的表意；四，當然就是教王護國寺（東寺）。除了日本古塔中最高的五重塔，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講堂內以大日如來、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和不動明王為主，各為一系又合組的立體曼荼羅，那兼具密教與藝術的擺設，就是啟發我初嘗佛學奧義的開端。


當然，由傳教大師最澄所創的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台密）、日本唯一的千體觀音堂三十三間堂（蓮花王院）、淨土真宗的東西本願寺、哲學之道旁側的慈照寺（銀閣寺）、宇治立意呈現極樂世界的平等院，也都該列入必遊參訪的名單，至於金碧輝煌的金閣寺就留給純觀光客。

基本上，平安時代的佛教就是真言宗、天台宗兩大密教的天下；到了平安朝末期世道紊亂，密教也日漸腐敗，於是淨土、禪、日蓮興起。而到了江戶時代，德川幕府藉由佛教抑基督教，賦予佛教無比的權限；另一方面，這也是諸宗持續的年代：密宗依賴公家，禪宗主力是武家，淨土宗流行於武家和平民，真宗和日蓮宗得到底層的支持。直到明治維新，新政府獨尊神道教，從而掀起短暫的廢佛毀釋運動。當然，這也激起佛教界的維新之士，一方面留洋習梵文、巴利文、比較宗教學等，其後大興佛學教育，從而讓二十世紀以後的日本成為漢傳佛教的中心。

凡此，佛教的起承轉合，京都全是參贊的主場，而廢佛毀釋當時，亦是維新政府遷都東京之際。歷經一千兩百年風華，步入現代之林的京都竟遭見棄，然而京都人沒有懷憂喪志，本於文化、教育基底的雄厚，所以京都教育現代化領先全國，接著拓展水陸運輸發展產業，南禪寺的水路閣即是成功的明證；另外，京都也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成為日本電影業中心，如今的太秦映畫村尚可一窺當年盛況。

莫以為千年期間，帝都始終穩如泰山，平安朝末期，權臣平清盛於西元1180年遷都福原京（今神戶），但「古都業已荒蕪，新都百廢待舉」，雖然很快就遷回原地，但平安朝自此落幕。進入武家統治的年代，由於天災（地震、大火）人禍不斷，如今的京都幾乎不見平安時代的建築遺物，而諸寺院也多為江戶時代重建。而在文化財備受世人重視的今日，京都挾其龐大豐厚的資源，列入世界遺產者當然高居日本第一。京都人悉心呵護，雖不免傲嬌過度，亦有過度人工美之嫌，但這就是政治真空後，京都人以其韌性、能耐和大阪、神戶鼎足而立，力抗關東而不輸，能不讓人欽服嗎？


再談至伊斯坦堡。它建城時更早於京都，希臘時代它即已座落在此，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於西元330年重建此城並定名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從此它成為東羅帝國首都，即使1453年遭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除了更名為伊斯坦堡外，它依舊是這一伊斯蘭新帝國的首府，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建立新的土耳其共和國，他選擇內陸的安卡拉為新首都，意欲和鄂圖曼帝國畫清界限，於是享有千年古都優勢的伊斯坦堡頓失華麗優容。

但位處歐亞交界、掌控博斯普魯斯海峽戰略要津的伊斯坦堡，終究不會失寵於人間。祇是二十世紀漫漫百年，伊斯坦堡承受著現代／傳統、繁盛／沒落、獨裁／民主的強力衝擊，所以帕慕克（Orhan Pamuk）筆下的《伊斯坦堡》滿是黑色感傷漬味。


可我要說的是，東羅馬帝國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固然是東正教中心，但鄂圖曼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於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後，他並未消滅東正教，所以較之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劫掠君士坦丁堡的惡行，這一新興帝國著實寬大許多。鄂圖曼以東羅馬的繼承人自居，卻又是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土耳其蘇丹兼哈里發（caliphate），伊斯坦堡可說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點。當然，聖索非亞教堂被改建為清真寺，總讓人有憾。但在共和國成立後，聖索非亞教堂脫掉宗教外衣，蛻變為博物館，東羅馬時代的馬賽克聖像也逐一修補出土。這一教堂的演變顯示的是，鄂圖曼帝國絕非狹隘專斷的狂妄之徒。

京都不再是帝都已148年，而伊斯坦堡卸除土耳其首都的身分也近百年；如今兩座千年古都各以其本事吸納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且卓然有成。不過，京都由於居盆地之中，性格偏保守。京都人客氣但不易親近，壽岳章子的「京都三部曲」講的就是細膩的京都日常，京都日常就是他們特有的通關密語，外人根本難以介入深探。反之，伊斯坦堡既是東西匯合處，又是多元種族的展示區，所以當地人特顯活潑熱情，那是一種面向海洋的自由進取精神。

但不論是京都的保守，或者伊斯坦堡的多元開放，前者面對經濟開發／傳統文化的衝擊，以及後者遭逢強人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遂行伊斯蘭化的逆流，都是艱鉅恆久的挑戰，相信他們必有能力解厄除凶，世人也該衷心為兩都祈禱默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