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新春前夕，眾人皆知台北有一寶地定然人聲鼎沸、萬頭攢動，那就是南北貨集散地、年貨大本營的迪化街。緊接著，本地的新春賀歲大片《大稻埕》也藉由穿越劇重新回顧百年前的大稻埕風華。若再連結到農曆七夕的大稻埕煙火節，整個夏夜滿是神話般的星光。但復歸日常的大稻埕又是何等樣貌？


打從三十多年前，建國高架上路、忠孝東路一路直闢抵南港，這個城市的中心就悄然東移，十年、二十年下來，原被綠葉環拱的大稻埕，莫說年輕正妹、潮男少在這兒出沒，連達官巨賈也轉移了陣地，以致過往盛名遠播的延平北路酒家樓閣一一熄燈歇業，一切恰似落漆的王謝堂前燕。當然，大稻埕從來都出名人，可惜大稻埕本身成了淺水池，所以群龍全騰雲在天，大稻埕彷彿就祇是歷史名詞而已。但若大稻埕是沒落貴族，那城之西南的艋舺如今遭外界譏諷為三流（流民、流氓、流鶯）區域，就更不堪回首了。

我驚訝的發現，如今的台北（指的是一九六七年成為直轄市以前的傳統轄區）已然割裂為東區（即外界戲稱的「天龍國」）、大稻埕，以及艋舺三個不同區塊，這簡直又回到清末到日治初期的台北世界。所不同者，昔日的城內儘管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大稻埕和艋舺可都能自食其力，得以和城內三足鼎立。但如今，以大安、信義等為核心的「天龍國」，獨占鰲頭、傲嬌自大，而後二者不但沒撈到甜頭，罵名也跟著上身。至若官方所謂的「軸心翻轉，再造西區」，祇是一場場災難的源頭。


有心人自然不忍城市的畸零成長，更不願既往的歷史盡成灰燼，所以這幾年有些人悄悄入駐大稻埕，企圖不倚靠官方，以喚起當地人自覺的方式挽大稻埕於頹勢，我的朋友周奕成就是其中一員。他打出「微形創業」的旗號，陸續在迪化街一帶讓老屋活化，創設了小藝埕、民藝埕、眾藝埕，並力邀有志青年投入書店、咖啡、茶館、藝品的公共空間經營；周奕成還高懸一個「一九二○風華」的記憶連結，他要讓參與夥伴、在地人和觀看者，從而打開大稻埕曾有的記憶之庫，這裡頭諸如文化協會、蔣渭水、郭雪湖，以及同時代的世界睿智之士，都得以進入這時空遂行「大稻埕的文藝復興」。

當然，這能否獲得在地人的認同大可討論；但與其讓大稻埕悠久、雅麗的建築隨著時間老舊、頹化，那麼老屋活化或是正道；至於讓電影《大稻埕》以穿越郭雪湖的《南街殷賑》圖進入一九二○年代，蔣渭水、郭雪湖等名人一一入鏡，記憶與現實的交融精采備至。不過再細究下去，一九二○年代之所以能繁花錦簇，大稻埕特殊的歷史與地理方位不該或忘。


歷史的弔詭在於，大稻埕陰錯陽差成了失敗者的天堂。源於一八五三年的艋舺頂下郊拚械鬥，作為泉州主力的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三縣）擊退同為泉州的同安人，同安人和少數漳州人在頭人林右藻的帶領下輾轉來到大稻埕。到了一八五八年清廷與英法等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後，台灣的滬尾、雞籠、安平、旗后先後成了通商口岸，此時艋舺附近的淡水河港日漸淤積，大型船隻改而停泊於大稻埕，於是到十九世紀末，大稻埕反而成為北台茶葉、樟腦的集散地，洋行大舉入駐與本地郊行的茁壯，其榮盛就超越了艋舺。

由於斯時的茶葉貿易是和世界經濟接軌，這不但讓大稻埕獲益甚豐，洋行的入駐也帶來異國風的建築和消費形態，有閒階級遂得以在大稻埕誕生。這樣的歷史偶然讓我聯想到：近世史上有一極力掙脫外來帝國束縛，並大力和中世宗教觀明顯切割的新興民族，而在其獨立建國後迅即發展海外貿易，以小搏大的本事使其在十七世紀蔚為世界奇觀，這就是荷蘭共和國。斯時的荷蘭和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大稻埕何其神似！


在地中海世界當道的漫漫長日，這個萊茵河穿過其腹的低地國，原屬歐洲的荒陬邊陲；然而到了大航海時代，竟一躍而為歐洲拓展全球貿易的先鋒，並而和福爾摩沙有了一番奇緣；不僅於此，遭西、葡迫害的猶太人也大量遷徙到這一低地國，因而產出了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那種和中世神學徹底決裂的偉大思想家；再者，儘管荷蘭不全然是宗教自由國家，但因不見容於天主教會的新教教徒紛紛投靠，荷蘭大體就採寬容立場。所以，相對自由的環境以及因應海外貿易的市民社會需求，哲學有如上的斯賓諾莎、法學領域造就了「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畫壇則是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大顯身手的年代。環境與人的互動，世人讚譽不止的荷蘭黃金時代就此誕生。

同樣的，十九世紀末開展出來的大稻埕，商業經濟也孕育出李春生這位既是富豪，亦是近代台灣首位思想家。到了日治年間，台灣文化協會就成立於大稻埕，其後台灣民眾黨亦以大稻埕為發展重心，而貫串兩者的中心人物蔣渭水，他所執業的大安醫院就座落於大稻埕，旁側則是《台灣民報》的台北發行所。另外，波麗路西餐廳是台灣新美術運動的地標、山水亭則是《台灣文學》的編輯部所在地、天馬茶房亦是文人雅士匯聚之所，戰後二二八的源起地就在天馬茶行外。


可以如是說，當時的城內是日人勢力範圍，而本土菁英則以大稻埕另立門戶，既是反抗中心，亦是培育台灣文化的沃土。於是，城內／大稻埕看似緊繃的對立狀態，實際上卻互為犄角，讓整個台北市的發展得以衡平。戰後的大稻埕銜接了先前豐沛的能量，繼續作為台灣人的文化思想園地。不幸的是，二二八暨其後的白色恐怖年代，本省菁英或殺或關或逃，劫餘者變得消沉頹圮，於是，大稻埕的內在涵養氣質遭剝落，徒具富庶的商業形骸，文化霸權也悄悄被奪走；再到了八○年代台北重心東移後，大稻埕就彷如落難貴公子了。

對應東區的三千寵愛集一身，西區（大稻埕、艋舺）的式微，絕對不利台北市的發展。那種不利不限於政治、人口、財稅，連文化、傳播、價值觀也跟著偏頗畸形，外界譏諷以東區為代表的台北是「天龍國」，就在說明它與整個台灣逐漸裂解後呈現的剝削、乾涸、封閉。像前一陣子堅守「住商分離」的中產壁壘已慢慢阻絕了新生代青年駐足生根台北東區的可能性，而這恰是大稻埕尋求復興的絕好時機。


如今過度悖離斯土斯民的都會中產風，是不易再造台灣的新契機；至若以西方的都市規畫企圖翻轉台北西區，至多祇有形貌而少活絡內涵。大稻埕本是台北精神的源創之所，若其得以復興再造，不但可以和東區抗衡、互為犄角，它還能進一步提供艋舺再生的藍圖，進而改變台灣各地對台北的妒恨。總之，淡水河右岸的大稻埕可拿歐洲的荷蘭為師，可以循此擺脫官方的干擾，深潛直探大稻埕豐富的民間力量，這才是真實有力的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