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儘管時序漸次入夏，但今春的學運烽火、社運種子真於各處綻放，但運動期間所面臨的難題，以及爾後如何進程，在在都是難題。撇開組織扎根的部分不談，戰略的確立、理論的深化更為必要。因此我略述柄谷行人思想，或可供一些參照。本文同步刊於《新新聞》1418期（2014.05.08─05.14）。
彷彿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這一季的「台北之春」釋放了最原始的憤怒與绽放最在地的青春之舞，從學運自創篇章的即席演出，到人格者林義雄的入定禁食，既高亢不安，餘韻繞樑更不在話下。至於行動所欲凸顯的反服貿和反核四（更確切說，是「中國因素」與「美國因素」的排列組合），更像大強子對撞機的運行，一不小心黑洞恐吞噬整個台灣。
幸好，島嶼沒讓艾略特「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成真，一切進入延長賽。也好，以時間換取空間才能自我療癒運動傷害，以及嚴肅面對運動帶來的困厄之局：體制內的反叛如何淬鍊出晶鑽？運動讓台灣意識全面張揚，統派悄然退位，左獨接下來該如何？運動標榜非暴力原則，卻不時遭國家暴力的侵凌，以及統治集團的擺爛，長程的非暴力行動策略是什麼？
首先，歐美民主體制更完備的國家都曾經歷風起雲湧的體制內反叛，這就如同出麻疹一樣是必要過程，且出疹之後的體質更健全。我也認為整個學運期間宛如一場「台北公社」的精采展現，各自成團、百花齊放的公共論壇已形成社運新傳統，最後以「人民議會」帶出直接民主的生鮮嘗試，可惜祇有一天時間，否則若列入更多議案，以更透明、專業角度來集體審議，對既有政黨的殺傷力將更強大。

甫落幕的三一八學運，意義、定位、影響，一時半刻是難以說清道明。也因為這次學運太澎湃、層面太廣，所以上個曾讓人心嚮之的「野百合學運」就顯得遜色許多，但其間傳承不容輕忽。除這兩大學運之外，台灣史上可還有什麼學運紀錄嗎？似乎有的，但太單薄、斷裂，以致難成篇章，不過，就既有資料進行重整，還是可汲取幾許意義來。本文同時刊登於《文訊》343期（2014年5月）。

曾經以為有了那麼一遭，從此「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孰料二十四年後，再一個偶然，民怨缺口再由學生群突破，爾後二十四天時間裡，驚濤駭浪都不足以形容其間的幻化與真實。果真山外有山，野百合之後的太陽花更炫麗耀目。日後人們如何回顧這滿是超連結的集體記憶？如何留存主客觀兼具的這段全紀錄？凡此都是浩大的工程，那會如何呈現，我等就先保留更多的想像空間。倒是溯及既往，台灣曾有過怎樣的學運紀錄呢？
談起台灣的學運，莫說多數人是茫然一片，真要深入考掘，似乎也是斷簡殘篇不成書。原因在於，近代意義的學校教育是成於日治時代，偏偏百多年來，無論日本殖民政權或國民黨政權，對於學生反抗運動都強力鎮壓，所以運動就是以偶發形態出現，然後迅速隱沒，而下一次的學運或與前此無關，這是八○年代以前的學運令人困惑的一因；再者，若從歐美傳統的學運定義、內容來看，八○年代以前的學運，無論內容、參與人數能否稱之為學運，都大有疑問，這是困惑原因之二。
置入上述兩種困惑，就此檢視丘為君等人編著的《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中下三冊，龍田，一九七九年），確實讓人猶豫：這真是學生運動紀實嗎？但看書中的目錄編排，新文化運動、青年自覺運動、保釣、青年問政熱潮、社會服務運動、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獻機報國運動，這其中真正符合學運定義的大概祇有保釣，還有由保釣引爆的民族主義論戰、校園的言論自由、《小市民心聲》的反挫等，才值得今人探勘深論。之所以會把許多右翼、馴服的學生事務納入學運，丘為君解釋為「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台灣三十年學運有他特別的風貌，而這種風貌是很難用一個具體的名詞來概括的。如果要勉強歸納的話，那麼我們只能說是『學生民族主義』了」！

澎湃洶湧的三一八學運猶未平息，反核風雲再起，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灣公民累壞了。但行動還是得一步一腳印，先行釐清學運的定位，才能摧陷廓清，消弭反動黑霧於無形。三一八是一場遲了四十年的全方位社會運動，是台灣銜接世界之必要，因而為文闡述之。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16期（2014.04.24─04.30）。
儘管三一八學運已然偃旗，但當權者的司法追殺轉眼即至；祇因為此役遠遠超乎預期，且效應強勁如原爆，所以意義的爭戰、性質的定位、褒貶的攘奪，祇會隨著時間的迤邐而戰役不斷，這是「野百合學運」難以企及的。
直刺核心，佔領行動是革命嗎？再怎麼說，佔領國會絕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自屬革命無疑！弔詭的是，由於本國立法院予人的觀感實在不佳，且引發學生行動的事由係因執政黨的違反議事程序而來，所以當人們透過電視看到學生進佔立院議事大廳時，蒙太奇般影像所帶來的驚喜早就抵消了違法的事實，馬政權六年來失信、無能所累積的民怨，終找到一個宣洩的決口。
緊接著，無論是學生和公民團體的奧援源源不竭，且在立院周邊形成大小不一、立論互異的講壇、微型社團，既發抒己見又保護議場不被警察攻破，這導致原先可能係短時間內即可能被驅散的騷亂，竟演變成長達廿四天的公民劇場演出，窮究箇中脈絡，自然可以梳理出深厚的社會革命意涵來。

三一八學運即將告一段落，這場台灣史上全所未見的學運，如同原爆般炸開，其效應尚待觀察。但光是媒體戰、微型公民社會以及啟動裂解黨國體制這三項，就夠讓人咀嚼再三。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14期（2014.04.10─04.16）。
初始為學運，其後擴大為公民參與，最後在政治恐怖平衡的較勁後謝幕。這就是驚濤駭浪的三一八學運面貌。老梗嗎？一點也不！
三一八當晚，學生們奇襲立法院議事大廳之後，整個劇本就變成即時創作，既無前例可循，形勢發展又逼使所有當事人、旁觀者都不可能從容構思下一步。此時，因循泄沓的統治集團對上創意十足、包袱極少的學生團體，當真是巨人哥利亞遇上大衛，結果自不待言。
須知，馬金江寡頭集團在三星期時間內，將既往所有黨國體制的伎倆全使上：驅離→抹黑→分化→黑幫騷擾→先鎮後暴→媒體戰→統治者喊話→簇擁保守力道反撲→黑幫全面出擊→消耗戰→以外力施壓綠營。讓人驚訝的是，這全然沒收到具體神效！

太陽花學運（三一八學運）還在發展中，我輩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運動觸媒是源於服貿協議，但背後更深的焦慮是對現行政權的不信任。運動初起就已超越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但兩者還是有諸多現象可一併討論。本文刊登於《新新聞》1413期（2014.04.03─04.09），此處是全文刊登。又由於這文寫於上星期五，其後發展未能兼及，特此告知。
又想起馬克思的話！《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就這麼寫的：「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放到當下台灣，寒雨烈日底下的學生心靈，總讓人遙想起二十四年前同一時間爆發於中正廟的狂飆學潮。若說上回是悲劇，這回能視為鬧劇嗎？統治者或如此認為，但反抗者絕不如此觀照。
其實，所有重大歷史事件的引爆點多為偶發。例如點燃二二八憤怒之火的緝捕私煙事件，看似單純的警民衝突，實際上卻是戰後台灣所有政經社文諸矛盾的總匯合，它直指類總督府的行政長官公署。
回到一九九○年初的台灣政壇，先是二月爆發國民黨內的主流ＶＳ.非主流鬥爭，其後國代於三月齊聚陽明山中山樓要選舉總統、副總統，由於行徑太荒誕，除了導致民進黨反彈，少數學生在三月十六日起於「大中至正」（今之自由廣場）牌樓下靜坐，第二天，學運系統中的「民學聯」也進駐廣場；不過學生靜坐聲勢坐大是在三月十九日將抗爭地點由「大中至正」移往國家劇院前廣場之後，其間行政院長李煥曾前往探視，最後李登輝於廿一日在總統統召見學生代表，於日學生們在喧擾歧異聲浪下離開廣場，為其六天的「學生共和國」於焉落幕。

台灣年輕世代集體陷入未來無望的「崩世代」魔咒，偏偏這政權毫無所為。當然，灰黑景像佈於年輕世代眼前並非台灣獨有，歐美情況亦然，且左支右絀現象更令人喪氣。Tony Judt以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身分，診斷病因、爬梳脈絡，確實能讓人耳目一新。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410期（2014.03.13─03.19）。
台灣這些年來，幾乎所有人都陷入徨惑、恐懼的幽谷，成年人手上擁有的、腦袋懷抱的資源逐漸流失；年輕人更因為夢想全面幻滅，沒了經濟願景和樂觀展望，遂被套上「崩世代」的沉重枷鎖。更糟糕的是，本該提供安全、財產保障的國家機器，不但無法成為避風港，甚至淪為惡靈古堡。於是，「絕望」全然寫在臉上。而當信任關係蕩然無存，虛無是尚、爾虞我詐的驚世離魂就層出不窮了。
當然，不該將台灣的現象孤獨看待，如今全球的年輕人都罩在「崩世代」的帷幕裡頭。而上一個年輕人集體茫然的歲月是一九二○年代，可以謂之為「失落的世代」。當然，彼時中產的失落還有個嚮往無產革命的夢想可為對比，而如今，資本主義落漆連連，但曾是革命青年嚮往的社會主義理想國，早已荒煙漫草、廢墟一片，積蓄了憤怒與不安，卻苦於沒有出路，所以心理狀態遠比八十年前還疲累。
即使是孤魂野鬼，也需要立有應公或大眾廟來祭拜，何況生人。於是，台灣勞工陣線於二○一一年出版《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全面揭櫫台灣年輕世代已然面臨的悲運。不過，悲吟本非少年歌，所以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Ill Fares the Land，左岸文化，二○一一種四），就具備進行曲味道。

千呼萬喚中，熱血的棒球電影《KANO》正式上映了！不可避免的，由於語言問題引發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撻伐，卻也因而觸動日治殖民時期，台灣人如何由排拒、畏懼棒球，到「能高團」的初萌，以及日後三民族合體（日漢原）的嘉農傳奇。我以謝仕淵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為本，檢討的不僅於棒球，更是藉由殖民者的遊戲規則，如何淬鍊、茁壯自身的宰制／反抗史詩。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408期（2014.02.27─03.05）。
魏德聖果真魔魅無窮，由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電影《KANO》，還未上映前立即招致某色彩鮮明的蛻化型報紙，以密集但粗糙的手法將它烙上「皇民」印記；另外，也有原住民忙不更迭地疾呼「關注嘉農，為何忽略更早成軍的花蓮『能高團』呢」？
撇開史觀、史論的後製議題，《KANO》可謂未演先轟動，二月二十二日午後，劇組人員和各方人士於嘉義市街頭的遊行造勢，吸引了數萬民眾共襄盛舉，顯示眾人除了對電影寄予厚望外，喚醒嘉義乃至整個台灣遭湮滅的一頁生活史，意義似更重大。再者，片子正式上映前，包場、預約熱絡的程度都大大超乎預期，片子熱賣自然可以想見，若能因而讓絕大多數台灣人得知「台灣棒球並非源於紅葉少棒，而係更久遠的日治年間」，這樣的記憶銜接和意義串連才
如同《大稻埕》是否符於史實，引發各方強烈的攻防。或許《KANO》正式上線後也會面臨同樣嚴苛的品管檢驗。諸如：魏德聖剛完成沉甸至極的《賽德克‧巴萊》，緊接著就在《KANO》展示內台融合的三民族（日漢原）嘉農精神，這樣的轉折從何而來？棒球作為一種殖民產物，台灣人從排拒到迎納，終而成為重要的集體記憶成分，這過程又該如何敘說？前者，外人不能代魏導回答；至於後者，就是我們何以必須爬梳台灣棒球史的緣由，而藉以爬梳的重要工具，大概就少不了謝仕淵所寫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一二年十二月）。

台灣在清領年間，以一八六○年通商口岸開放為界，經貿關係發生了劇烈變化，原先以唐山為主貿易對象，其後變成世界體系一部分，更由於出口大宗由米、糖改為茶、糖、樟腦，於是政經中心開始北移。而談到北移之前，關於「由南而北」的問題、鴉片戰爭的神話，以及台灣以茶領航的特質，都得好好釐清一番。本文同時刊登於《新新聞》1407期（2014.02.20─02.26）。
有清一代，台灣原以對岸唐山為主要貿易對象，米、糖是出口大宗，而米、糖生產、集散又以南台灣為中心，這和漢人、歐洲強權的開台軌跡若符合節；然而，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定，台灣先後開放滬尾（淡水）、基隆、安平、打狗為通商口岸，茶、糖、樟腦成為出口大宗，經貿政治中心因此逐漸北移，這就是林滿紅成名作《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的主旨所在。
不過在進入主題之前，有三項觀念必須先予釐清，如此才得以理解重心北移所牽動的所有連結。首先，台灣歷史由南而北的「開發」歷程究竟是偶然或必然？北部的淡水、雞籠以及住居其中的原住民族是否被忽略？其次，茶葉作為十八、十九世紀的貿易黑珍珠，可讓人重新審視「鴉片戰爭」的實質是以茶葉為主的貿易戰爭，鴉片輸入與禁絕與否是附帶問題。由於台灣擁有優良茶種，以及多元的經貿管道，大稻埕的榮盛即由此而來；最後，向來論者總由被動、消極的國族主義角度觸談通商貿易，而過往的歐美學界也是由「挑戰／回應」的框架思考這類議題，繼而臧否帝國主義種種。實際上，若將茶葉、白銀置於世界貿易體系來討論，那麼國族主義掛帥和西方啟蒙說就得通通退一邊了。
先前的篇章已言及，一六二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派員考查福爾摩沙風土地理，收錄於《雷理生司令日誌》和《雷理生決議錄》的紀錄都提到大員灣是極適合停泊船隻、築城闢地的好所在，反之，北端的淡水、雞籠負評甚多。「……不要前往雞籠與淡水，因為那裡沒有適合讓船隻停靠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暗礁，會造成船隻損失危險。那邊的人非常兇惡，幾乎無法與他們溝通。」、「他們曾經訪查過位於福爾摩沙北端的雞籠灣，但是沒有很好的避北季節風的地方，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另外當地的居民相當野蠻」。

電影《大稻埕》儘管熱賣，卻更引發是否忠於史實的課題。當然，何謂史實？電影如何刻畫歷史劇？這從來都沒有單一標準，且在台灣這還類討論的時間還短淺，所以看看洋人的例子殊為必要。還有我得說，《大稻埕》未必得列入歷史電影之疇，但它有踏階銜接這領域便是。此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06期（2014.02.13─02.19）。
歷史在台灣，猶如雪女的淒厲警告，若不小心加以揭穿，身家性命立遭威脅。近來高中歷史課綱引燃了統獨、憲政的引信，以及電影《大稻埕》遭人質疑史實有誤，都是明顯的實例。前者牽扯的面向太複雜，暫且不論，而後者可談的東西可真不少。
它山之石仍屬必要。年鑑學派大將、影視文化研究先驅的費侯（Marc Ferro），由於他是首位獲准參閱蘇聯檔案的西方史家，並以其研究成果一新俄國大革命的成見，所以他在《電影與歷史》（麥田，一九九八）一書中，具體從艾森斯坦的《罷工》、《波坦金戰艦》入手，談影像傳遞歷史虛實的政治效應，他也從《平民統帥嘉巴夫》裡頭汲取史達林意識的存在。對於受迫害的猶太人，他也不忘處理納粹拍攝《猶太人蘇斯》的邪惡，再由卓別林《大獨裁者》的現實意涵，對照納粹的殘暴。
另外，好萊塢電影最喜傳遞「美國夢」。在費侯筆下，好萊塢電影具有四種歷史意識：清教徒思想、內戰意識、大融爐，以及批判社會體制等，這有其延續性，卻也不致故步自封。當然，法國自身電影也躲不開影像與歷史的糾葛，費侯以自己的作品《貝當將軍》被改編成電影，他觀照導演不斷來回於小人物與國家統治者，致使上層與下層階級的觀點得以呈現出來，且重要的是歷史電影必須言之有物。

新春年間電影《大稻埕》熱賣，這除了掀起電影與歷史如何串連的爭議，曾經風華百年的台北大稻埕，也再度引發有識之士的注意，並熱切地投身其中。我的看法是，重新喚回大稻埕的記憶，並提出「大稻埕的文化復興」，絕非懷舊意識作祟；而是思想文抗的戰略重整，以及空間戰鬥的再布局，所以希望有志之士不該猶豫，就一起投入文化霸權的戰鬥行列。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40期（2014年2月號）。
新春前夕，眾人皆知台北有一寶地定然人聲鼎沸、萬頭攢動，那就是南北貨集散地、年貨大本營的迪化街。緊接著，本地的新春賀歲大片《大稻埕》也藉由穿越劇重新回顧百年前的大稻埕風華。若再連結到農曆七夕的大稻埕煙火節，整個夏夜滿是神話般的星光。但復歸日常的大稻埕又是何等樣貌？
打從三十多年前，建國高架上路、忠孝東路一路直闢抵南港，這個城市的中心就悄然東移，十年、二十年下來，原被綠葉環拱的大稻埕，莫說年輕正妹、潮男少在這兒出沒，連達官巨賈也轉移了陣地，以致過往盛名遠播的延平北路酒家樓閣一一熄燈歇業，一切恰似落漆的王謝堂前燕。當然，大稻埕從來都出名人，可惜大稻埕本身成了淺水池，所以群龍全騰雲在天，大稻埕彷彿就祇是歷史名詞而已。但若大稻埕是沒落貴族，那城之西南的艋舺如今遭外界譏諷為三流（流民、流氓、流鶯）區域，就更不堪回首了。
我驚訝的發現，如今的台北（指的是一九六七年成為直轄市以前的傳統轄區）已然割裂為東區（即外界戲稱的「天龍國」）、大稻埕，以及艋舺三個不同區塊，這簡直又回到清末到日治初期的台北世界。所不同者，昔日的城內儘管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大稻埕和艋舺可都能自食其力，得以和城內三足鼎立。但如今，以大安、信義等為核心的「天龍國」，獨占鰲頭、傲嬌自大，而後二者不但沒撈到甜頭，罵名也跟著上身。至若官方所謂的「軸心翻轉，再造西區」，祇是一場場災難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