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近日民進黨永遠的立院總名柯建銘，拋出凍結台獨黨綱的引爆彈後，果然引起輿論一陣討論，北京當局、本地的藍營政客、御用傳媒自是鼓譟煽風不已；而綠營本部的反彈聲浪自是不小。可，柯建銘絕非毛躁小兒，不少公職和黨中央幹部是柯的後盾，更有人認為「其實，1991年台獨黨綱一旦被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所取代，即變成歷史文件，不成為問題，遺憾的是，07年游錫堃當主席時，又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推翻台灣前途決議文，回到台獨黨綱的原地。民進黨應誠實檢討這件歷史，並將它處理掉。」
面對新一波的修正主義風波，我聯想到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發生德國社民黨內部的修正主義論戰。雖然，彼時針對的是階級革命，而今之民進黨是面對台獨如何走下去的難題，兩者有左右之別, 但歷史情境類似，所以再貼出我寫於《當代》138期（1999.2.1）一文，以供參照。
時間是一九一九年元月，場景則是佈滿戰敗灰燼、威瑪共和誕生前夕的德國。

是時，對峙日益尖銳激越的左翼勢力，在兵荒馬亂的柏林進行了最激烈的總清算。身居社會民主黨（ＳＰＤ）高位的謝德曼（Philip Scheidemann）、艾伯特（Friedrich Elbert）等人乍得大權後，竟以卑劣粗暴的手法鎮壓了堅定走忠實左翼路線的「斯巴達克斯」（Spartacus），該政團的兩大旗手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更在遭逮捕拘禁未久，就被右翼軍官團謀殺了。

其後歐洲經過沈滯、法西斯、戰爭、冷戰，到如今大談歐洲一體，德國更是幾度樓塌樓起，那麼這一整整八十年前的政治屠殺事件，又有多少人憶及？以及作為當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女先鋒、左翼理論權威，盧森堡又留給我們什麼遺產呢？事情要先跳過謀殺案本身，再追溯個廿年，直從上個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論戰開始。筆者著眼的是，盧森堡的堅毅果敢與強烈的民主精神，因為她於此所展現的辯證特質，將可以延續到廿一世紀。

話說德意志帝國自威廉二世即位，攆走掌權卅多年的俾斯麥之後，原有的「反社會主義者法案」也告廢除，再加上德國快速工業化的結果，使得社民黨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企機。一方面，社民黨漸次吸收到非工業區居民的支持，尤以巴伐利亞南部的成長最是鮮明。然而，農民的意識形態和標榜無產階級特性的城市工人是有極大的差異，這使得本質上是城市政黨的社民黨和支持該黨的農民群眾始終存有隔閡。革命政黨和人民群眾竟有矛盾，這使得長期下鄉且出身巴伐利亞的社民黨幹部福爾馬爾（Georg von Vollmar），開始質疑階級鬥爭和以暴力推翻現行政權的做法。

一八九一年六月和七月，福爾馬爾兩次在慕尼黑發表演說，攻擊了馬克思的辯證哲學。他說：「正如自然條件的發展一樣，（連續的）社會秩序也不是作為不相關聯的個體一個一個地出現的。……而是舊的社會秩序逐漸地（對具有遠大抱負的人來說，這是太慢了），但確定無疑地長入新的社會秩序。」這是明顯的漸進主義立場，因而受到社民黨大老倍倍爾（August Bebel）的嚴厲批判。但，福爾馬爾並未受到違犯黨紀的處分，因為他既未形成動搖黨綱的深邃理論，再加上社民黨必須仰賴這樣的人才深入非工業區爭取民心，所以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爭議並未擴大。
另一方面，伴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大幅邁進，社會的發展是否如馬克思所言已達必然崩潰的邊緣、無產階級的力量不斷成長並而階級覺悟呢？再者，《反社會主義者法案》廢除後，社民黨在各邦、帝國議會的席次都大幅成長，議會路線和公職掛帥遂高唱雲霄，凡此都在社民黨內部引發了不同的爭辯。這其中能以理論詳加鋪陳、以事例大膽闡述，強而有力的向馬克思學說進行挑戰的，就是和考茨基（Karl Kautsky）同被視為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人」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此後伯恩施坦這一名號就幾乎等同於修正主義，以迄於今。

早在十九世紀九○年代初期，伯恩施坦就間歇表現出某種修正主義色彩，直到九六至九八年間，伯恩施坦集中火力在考茨基主導的《新時代》（die Neue Zeit）這份社民黨的機關刊物裡，以《社會主義問題》命名的系列論文中，全面宣示他關於修正主義的明確立場。由於這是正面交鋒，於是從一八九八年直到一九○三年，關於修正主義問題的論戰就在德國社民黨內部，乃至第二國際的舞台澎湃地展開。首先向伯恩施坦開砲的重量級人物，乃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然而真正的震聾發聵之聲，是源於初生之犢的盧森堡。

一八九八之所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年」，最具體的事例就是：伯恩施坦以理論散播、組織串連的方式大談修正主義的論調，迫使社民黨在該年十月三日召開的斯圖加特黨代表大會，首次討論了修正主義的課題。伯恩施坦並未出席大會，但寫了篇為自已觀點辯護的書面聲明在大會上宣讀，並由福爾馬爾、海涅（Wolfgang Heine）等人代為發言助陣，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反倒是對修正主義抱持疑慮態度的人士並未組軍應戰，以致大會並未針對伯恩施坦問題作出任何決議。

斯圖加特大會所以會雷聲大雨點小，這和有「馬克思主義教皇」稱謂的考茨基息息相關。一方面緣於他和伯恩施坦篤厚的私交；另一方面，他也真心相信伯恩施坦的看法可以「淨化」馬克思主義，所以儘管他在大會上也發言反駁伯恩施坦的論調，卻是點到為止。考茨基還要求大家向伯恩施坦致謝，因為他「促使大家再思考思考」。為平息野火繼續蔓燒，考茨基遂致函伯恩施坦，要他寫出一本書來全面地、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並向社民黨提議，在該書出版前，黨的領導應停止對伯恩施坦進行任何批判。
黨內大老倍倍爾的立場極其清楚，「如果伯恩施坦的論述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埋葬我們的綱領，埋葬我們整個的過去和整個社會民主黨了。」；然而他認為大會不可能充分討論基本觀念的歧異問題。雖然其後的爭辯場景，符合他的本意，倒也從未想過拿黨紀處分修正主義派。從正面的角度看，這正是第二國際大鳴大放的民主特質。負面的看法則是，堅守無產階級革命傳統的理論家們並未體察出修正主義的力道有多強，以及它的社會基礎何在。

值此關頭，不以風向定立場、勇於站在第一線的戰將，主要是盧森堡和蔡特金（Clara Zetkin）兩名英雌。是年廿八歲的盧森堡在大會上明確表態「對於我們──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沒有比最終目的更有實際意義的問題了。」「為運動而運動，在我看來等於零，而最終目的才是一切！」盧森堡的無畏無懼，儘管換來福爾馬爾「菜鳥教訓老鳥」的譏評，她的突出表現，卻使她由波蘭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領袖，一躍而為第二國際舞台上一顆璀璨耀眼的明星。

一八九九年元月，伯恩施坦終於將《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The Premises of Socialism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Democracy）這本修正主義的經典大作出版。同年盧森堡強力挑戰伯恩施坦的力作──《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也堂皇問市。修正主義和基進左翼終於祭出各自最犀利的武器展開精采的對決。

伯恩施坦分由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三個範疇對馬克思主義提出強烈的質疑。在經濟思維方面，伯恩施坦由英國的費邊主義者（Fabians）那兒學得了邊際理論據以反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他認為股份公司的發展使得有產者的人數並未減少，再加上信用制度、企業主聯合組織（即卡特爾、托拉斯）、交通資訊的發達，使得資本主義普遍性的危機已然消失；在社會發展趨勢上，伯恩施坦拋棄了階級兩極化的觀點，認為生產部門的不斷分化，從而形塑出更多的中間階層來；在政治策略的擬具上，伯恩施坦認為透過工會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都因而提高，因此社會主義根本不須仰賴暴力革命。

另外伯恩施坦也另覓哲學根源。也就是說，他棄絕了黑格爾的辯證思維，轉往從新康德主義那兒汲取養分，既強調「物自體」（self-itself）的不可知，那麼馬克思強烈的歷史目的論就蒙上唯心的色彩，而康德主張的道德律就可用以反擊馬克思無限制階級鬥爭的不道德。

最後，伯恩施坦說：「我對於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這個目的無論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所謂運動，我所指的既是社會的總運動，即社會進步，也是為促成這一進步而進行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宣傳和組織工作。」這句話常被簡化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雖不免悖離他的原意，然而由爾後的歷史發展作檢證，這句話確實充分反映了修正主義的立場。

盧森堡在《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裡，也分由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逐一反駁伯恩施坦的論述。經濟上，她認為信用制度反倒強化了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財產關係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企業主聯合組織徒然加深生者與消費者、資本家與工人、資本主義的國際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矛盾，所以，資本主義的危機並未消弭；在社會發展上，她認為伯恩施坦否認中產級的消失是錯誤的推論，她更反對把希望寄託於合作社和工會活動之上；在政治策略上，她認為伯恩施坦過度信任民主政治是謬誤的，她雖不反議會政治，卻認為藉著議會政治的不可恃，鼓勵無產階級以奪權為第一要義。

就理論水平來說，盧森堡的整體表現是不及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A.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一八九九出版）一書所展露的精緻、創意，但值得留意的有兩點。首先，盧森堡以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自居，其意志、戰鬥力之強，多數社民黨的男性同志們都瞠乎其後。她立場的養成不僅得自於理論的研讀，更由她在德國所開展的革命目標、她對俄國革命運動的認識所決定。她直指伯恩施坦所挑起的是攸關社會民主運動存廢的問題，所以絕不能等閒看待，她為此生死與之。

另一方面，盧森堡說「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在它看來，為社會改良而鬥爭是手段，而社會革命是目的。」是伯恩施坦把工人運動的這兩個要素對立起來，並誘導群眾把手段當成目的，終而使社民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盧森堡如此定義民主與革命的關係，重點不在於理論是否深邃，而是精神始終如一、貫徹到底。

所以，一八九九年社民黨在漢諾威召開黨代表大會時，盧森堡一方面在理論批判上對伯恩施坦採取異常激烈而又堅決的態度，可是在組織處理上又主張慎重，反對把伯恩施坦開除黨籍。不僅盧森堡如此，直到一九○三年在德勒斯登的黨代表大會上，儘管大會作出譴責伯恩施坦和修正主義的決議，卻仍未觸及組織處分。爾後社民黨不再對此問題進行集中性的批判，這固然和形勢比人強有關，卻不能不說，第二國際所拓展的言論自由空間真誠而實在。因為到了第三國際，民主質素就此煙消雲散。

儘管列寧和考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的立場迥然有異，但關於人民群眾如何獲得階級意識，兩人都大力提倡「灌輸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群眾運動盲目自發而來的產物，因而社會主義意識、無產階級意識祇能從外面向人民群眾的大腦裡灌輸。這樣的論點賦予了革命政黨及其領袖特殊有力的位格，列寧的先鋒黨就是最佳的範本。但，盧森堡顯然不以為然。

盧森堡一生始終堅持：確認人民群眾為歷史發展的主體，堅信人民群眾能夠解放自己，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人民群眾的獨立思考、獨立活動自主權和首創精神。因此，她對德國黨和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公開悖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大加撻伐；同時，對於列寧所倡導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可能導致的忽略人民群眾危機，也分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Organiz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俄國革命和列寧主義或馬克思主義》（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等文章裡毫不保留的提出質疑。

盧森堡的自發主義（spontaneism）即主張，歷史是一個主體（人民群眾）透過行動而涉入的領域，任何社會制度的生命力，都有賴人民群眾「積極的、稍受限的、且充滿活力」的參與，而她所謂的行動就是日後她極力倡導的「大罷工」（mass strike）。她深信唯有建基於人民自發的基礎上才能到達階級自覺的地步，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民主與集中的課題也都必須置於如斯的辯證情境，才能獲得有機的發展。

傑拉斯（Norman Geras）曾分由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問題、俄國革命導出的革命政黨與民主問題、大罷工的問題及盧森堡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異同，細縷了盧森堡給予後人的豐沛遺產。以我的淺見，盧森堡的主要貢獻就在於，她以不屈不撓的樂觀戰鬥精神，同時護持著革命與民主理念。這既是認識論的課題，更和人的意志實踐力息息相關，後者可能還比前者更重要。盧森堡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理念、她的「大罷工」主張，或許會受到歷史強烈的考驗，但她肯定人的自發性與由此延伸的民主精神，不但對日後的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有極大的啟迪作用，放到世紀末的今日依然放諸四海而皆準。相信這也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會把盧森堡這位不良於行的女革命家納為「黑暗時代的大人物」的深層原因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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