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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統領台灣凡213年，是確立台灣為漢人社會的最主要時期，由另個角度看，也是中國全面殖民台灣的起始。這段時間裡，留下了不少文字圖像與口語傳說，這分別代表菁英（遊宦與本地仕紳）與庶民的不同心聲，為後世提供了豐碩的詮釋之泉，尤其口語的民間故事、生活俗諺，更是檢視台人民性民情最重要的資產，因而台灣史有了新的生命。本文同時刊載於《新新聞》1402期（2014.01.16─01.22）。
識者都知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來台探勘的歐美日探險家，由於具備更多的測儀工具與技術，更大膽直探深山荒陬，甚至影像獵取都可以上溯到一八五○年代，所以他們筆觸所及、鏡頭底下的福爾摩沙更有人類學風味和翔實的地理感應。
然而，歐美日探險家的「看見台灣」，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它者」的取徑，再怎麼科學、理性就是難以達成自然科學般的客觀成果。所以，以此補綴或糾正漢人文書的不足處固然必要；但得要全面了解漢人生息的紀錄、見聞和傳說，具體了解台灣風土的樣貌，這才是要點。這裡所謂的風土，是按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的定義，諸如氣候、氣象、地質、地力、地形、景觀等自然現象，對於人的制約。而觀察風土對於台灣漢人社會的影響，又可分菁英和庶民兩種不同路徑，由台灣史的脈絡觀之，後者遠比前者活絡許多。
就菁英階層的文字書寫來說，連橫於《台灣通史》藝文志表列：方志十五種，凡兩百卷；台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兩百零三卷；宦遊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文士沈光文早在一六五○年代初期（荷蘭時代）就移居福爾摩沙，其後歷經鄭氏東寧王國，直到一六八六年卒於諸羅，沈光文被後世譽為「海東文獻初祖」，他為台灣植下漢文學種苗、設帳教導原住民、創立東吟社，確立台灣漢文學以「詩」為主流。除了沈光文之外，明末遺老徐孚遠、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等也來台和沈光文吟哦唱和。唯這些多為反清復明思想的遺緒，是橫向的移植，談不上縱深的推廣。
到了清領年間，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固然開啟了遊宦人士觀照台灣的先河，但其後的遊宦人士大多站在宣揚帝國威名角度，一方面對鄭氏三代給予負面評價，並認為「台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可憐甚矣。」（藍鼎元，〈論擒獲奸匪便宜書〉），所以他們對民變和分類械鬥未曾有好感；另一方面則試圖納番地為帝國版圖、並施行漢化教育，「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令背誦默寫。上淡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竟能默寫全篇。 ……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日榮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七，〈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番〉）。
撇開一般遊宦人士的寄情山水之作，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卷五至七的〈番俗六考〉，詳載台灣的山川地形、風土民俗，更被視為研究平埔族的入門之作；而滿人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詳述各番社的生活起居、飲食習慣、耕田鑿井等風俗，並命畫工繪為圖冊，凡此二書都是清領年間最珍貴的平埔族紀實。當然，二書也都未逾越《裨海紀遊》的思想框架。
至於出生於本土的科考文士，以彰化舉人陳肇興最能反映時代丰采。陳肇興對於一八五三年發生於彰化的漳泉械鬥有這樣的抒語：「蕭牆列戟究何因？滿眼郊野草不春。豈有同仇關切齒，並無小忿亦亡身。揮戈舞盾賊攻賊，吮血吞心人食人。自愧未能為解脫，空將兩淚哭斯民」。
陳肇興最值一提的是他在清代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中，角色簡直就像身處安史之亂的杜甫。「……是時四野盡成狂，燒香作會等兒戲。紛紛肉食不知謀，但坐高堂唯臥治。」講的是面對會黨的洶洶之勢，官府依舊昧於昇平。「倉皇辭長官，低徊別妻子。豈不懷艱虞，生平感知己。弦高犒秦師，荊軻渡易水。……」敘述了初始奉命的昂揚心志。「一年彈指又秋風，苦鬥平原恨未終。殺賊不聞諸將猛，梟渠誰錄義民忠。……」談的盡是對官吏將帥的不滿。「敗垣圍井長黃花，日落煙寒繞郭斜。莫問舊時王謝燕，尋常百姓已無家」則道出敉平亂事後彰化地區的殘破。凡此，陳肇興的《陶村詩稿》正是佐證戴潮春事件的重要史料。
不過，就算陳肇興偶然間對官方觀點有異見，卻非庶民的真正代言人，畢竟他是仕紳階級，總的來說是屬既得利益一方。所以，釐清菁英們如何「看見台灣」之後，還得由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入手，這才能真切了解台灣庶民的基本信念和限制所在。
一般的民間故事大致都可由普遍性與獨特性兩面向著眼，如此該社會的民情屬性就清晰見底。觀諸台灣民間故事裡具有普遍性的有：〈虎姑婆〉、〈蛇郎君〉、〈傻女婿〉（或稱〈水蛙記〉）、〈虎鼻師〉（好鼻師）、〈邱罔舍〉、〈白賊七〉等；而較具台灣本地屬性的民間故事則有：〈鴨母王〉、〈嘉慶君遊台灣〉、〈賣鹽順仔〉、〈周成過台灣〉、〈林投姐〉等。
〈虎姑婆〉和〈蛇郎君〉故事於民間最是耳熟能詳，〈虎姑婆〉既和中國安徽的〈虎媼傳〉頗有淵源，更和《格林童話》裡的〈小紅帽〉類似，那都有告誡小孩深山如何可怕，以及別相信陌生人的寓意；〈蛇郎君〉故事不但盛傳於台灣漢人社會，連排灣、卑南甚至整個中國東南至滇緬的百越部族都有類似的神話傳說，這反映出亞熱帶至熱帶的叢林住民對於蛇的圖騰崇拜；〈傻女婿〉則有《天方夜譚》中《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身影，同屬傻人有傻福的傳奇；〈虎鼻師〉、〈白賊七〉和〈邱罔舍〉故事則有一騙再騙的狡詐成分，和中國明代文人徐文長的諸多軼聞頗吻合。
至於具本地屬性的民間故事也並非俱屬原創，但經加工處理後，台灣移民社會的色彩遂而強化。〈鴨母王〉講的是朱一貴反亂，故事的傳奇可以和臭頭仔洪武君相類比；〈嘉慶君遊台灣〉則是台灣人藉由乾隆遊江南的故事加以偽造而成，事雖假其路徑卻和郁永河北上採硫磺雷同；〈賣鹽順仔〉則賦予羅漢腳較正面的意象，而〈周成過台灣〉和〈林投姐〉雖都有《包公案》裡頭陳世美拋妻求富貴的特色，但橫渡黑水溝、經營茶莊、攜帶家眷不易…完全是以台灣移民社會來量身打造。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缺乏英雄豪傑傳奇，若有之，大抵是以海盜為本，諸如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父子、蔡牽等皆是──俗諺「更橫逆過蔡牽」、「大家攏嫌我蔡牽壞，朱濆若來您就知」的凶狠海賊形象就昭然若揭；另外，台人似乎頗愛〈白賊七〉和〈邱罔舍〉的奸巧個性，所以故事經加油添醋、一再傳誦後，也形塑了台灣人重小利、擅使壞的某種民性──即台灣人好騙、歹教。
當然，菁英筆下的榛莽台灣，其藍圖祇是一種移民社會初奠的鋼架，莫說對原民社會所知有限，即使對漢人社會也不甚了了；至於流傳於民間的故事傳奇或俗諺，則為這社會注入豐沛的血肉，祇是它的內容稍偏於一隅，且流變性極大。到了日治年間，由於中台網絡截斷以及日人更精準的統治後，台灣社會和民性才真正經由「現代性」定著下來。
識者都知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來台探勘的歐美日探險家，由於具備更多的測儀工具與技術，更大膽直探深山荒陬，甚至影像獵取都可以上溯到一八五○年代，所以他們筆觸所及、鏡頭底下的福爾摩沙更有人類學風味和翔實的地理感應。
然而，歐美日探險家的「看見台灣」，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它者」的取徑，再怎麼科學、理性就是難以達成自然科學般的客觀成果。所以，以此補綴或糾正漢人文書的不足處固然必要；但得要全面了解漢人生息的紀錄、見聞和傳說，具體了解台灣風土的樣貌，這才是要點。這裡所謂的風土，是按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的定義，諸如氣候、氣象、地質、地力、地形、景觀等自然現象，對於人的制約。而觀察風土對於台灣漢人社會的影響，又可分菁英和庶民兩種不同路徑，由台灣史的脈絡觀之，後者遠比前者活絡許多。
就菁英階層的文字書寫來說，連橫於《台灣通史》藝文志表列：方志十五種，凡兩百卷；台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兩百零三卷；宦遊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文士沈光文早在一六五○年代初期（荷蘭時代）就移居福爾摩沙，其後歷經鄭氏東寧王國，直到一六八六年卒於諸羅，沈光文被後世譽為「海東文獻初祖」，他為台灣植下漢文學種苗、設帳教導原住民、創立東吟社，確立台灣漢文學以「詩」為主流。除了沈光文之外，明末遺老徐孚遠、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等也來台和沈光文吟哦唱和。唯這些多為反清復明思想的遺緒，是橫向的移植，談不上縱深的推廣。
到了清領年間，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固然開啟了遊宦人士觀照台灣的先河，但其後的遊宦人士大多站在宣揚帝國威名角度，一方面對鄭氏三代給予負面評價，並認為「台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可憐甚矣。」（藍鼎元，〈論擒獲奸匪便宜書〉），所以他們對民變和分類械鬥未曾有好感；另一方面則試圖納番地為帝國版圖、並施行漢化教育，「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令背誦默寫。上淡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竟能默寫全篇。 ……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日榮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七，〈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番〉）。
撇開一般遊宦人士的寄情山水之作，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卷五至七的〈番俗六考〉，詳載台灣的山川地形、風土民俗，更被視為研究平埔族的入門之作；而滿人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詳述各番社的生活起居、飲食習慣、耕田鑿井等風俗，並命畫工繪為圖冊，凡此二書都是清領年間最珍貴的平埔族紀實。當然，二書也都未逾越《裨海紀遊》的思想框架。
至於出生於本土的科考文士，以彰化舉人陳肇興最能反映時代丰采。陳肇興對於一八五三年發生於彰化的漳泉械鬥有這樣的抒語：「蕭牆列戟究何因？滿眼郊野草不春。豈有同仇關切齒，並無小忿亦亡身。揮戈舞盾賊攻賊，吮血吞心人食人。自愧未能為解脫，空將兩淚哭斯民」。
陳肇興最值一提的是他在清代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中，角色簡直就像身處安史之亂的杜甫。「……是時四野盡成狂，燒香作會等兒戲。紛紛肉食不知謀，但坐高堂唯臥治。」講的是面對會黨的洶洶之勢，官府依舊昧於昇平。「倉皇辭長官，低徊別妻子。豈不懷艱虞，生平感知己。弦高犒秦師，荊軻渡易水。……」敘述了初始奉命的昂揚心志。「一年彈指又秋風，苦鬥平原恨未終。殺賊不聞諸將猛，梟渠誰錄義民忠。……」談的盡是對官吏將帥的不滿。「敗垣圍井長黃花，日落煙寒繞郭斜。莫問舊時王謝燕，尋常百姓已無家」則道出敉平亂事後彰化地區的殘破。凡此，陳肇興的《陶村詩稿》正是佐證戴潮春事件的重要史料。
不過，就算陳肇興偶然間對官方觀點有異見，卻非庶民的真正代言人，畢竟他是仕紳階級，總的來說是屬既得利益一方。所以，釐清菁英們如何「看見台灣」之後，還得由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入手，這才能真切了解台灣庶民的基本信念和限制所在。
一般的民間故事大致都可由普遍性與獨特性兩面向著眼，如此該社會的民情屬性就清晰見底。觀諸台灣民間故事裡具有普遍性的有：〈虎姑婆〉、〈蛇郎君〉、〈傻女婿〉（或稱〈水蛙記〉）、〈虎鼻師〉（好鼻師）、〈邱罔舍〉、〈白賊七〉等；而較具台灣本地屬性的民間故事則有：〈鴨母王〉、〈嘉慶君遊台灣〉、〈賣鹽順仔〉、〈周成過台灣〉、〈林投姐〉等。
〈虎姑婆〉和〈蛇郎君〉故事於民間最是耳熟能詳，〈虎姑婆〉既和中國安徽的〈虎媼傳〉頗有淵源，更和《格林童話》裡的〈小紅帽〉類似，那都有告誡小孩深山如何可怕，以及別相信陌生人的寓意；〈蛇郎君〉故事不但盛傳於台灣漢人社會，連排灣、卑南甚至整個中國東南至滇緬的百越部族都有類似的神話傳說，這反映出亞熱帶至熱帶的叢林住民對於蛇的圖騰崇拜；〈傻女婿〉則有《天方夜譚》中《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身影，同屬傻人有傻福的傳奇；〈虎鼻師〉、〈白賊七〉和〈邱罔舍〉故事則有一騙再騙的狡詐成分，和中國明代文人徐文長的諸多軼聞頗吻合。
至於具本地屬性的民間故事也並非俱屬原創，但經加工處理後，台灣移民社會的色彩遂而強化。〈鴨母王〉講的是朱一貴反亂，故事的傳奇可以和臭頭仔洪武君相類比；〈嘉慶君遊台灣〉則是台灣人藉由乾隆遊江南的故事加以偽造而成，事雖假其路徑卻和郁永河北上採硫磺雷同；〈賣鹽順仔〉則賦予羅漢腳較正面的意象，而〈周成過台灣〉和〈林投姐〉雖都有《包公案》裡頭陳世美拋妻求富貴的特色，但橫渡黑水溝、經營茶莊、攜帶家眷不易…完全是以台灣移民社會來量身打造。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缺乏英雄豪傑傳奇，若有之，大抵是以海盜為本，諸如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父子、蔡牽等皆是──俗諺「更橫逆過蔡牽」、「大家攏嫌我蔡牽壞，朱濆若來您就知」的凶狠海賊形象就昭然若揭；另外，台人似乎頗愛〈白賊七〉和〈邱罔舍〉的奸巧個性，所以故事經加油添醋、一再傳誦後，也形塑了台灣人重小利、擅使壞的某種民性──即台灣人好騙、歹教。
當然，菁英筆下的榛莽台灣，其藍圖祇是一種移民社會初奠的鋼架，莫說對原民社會所知有限，即使對漢人社會也不甚了了；至於流傳於民間的故事傳奇或俗諺，則為這社會注入豐沛的血肉，祇是它的內容稍偏於一隅，且流變性極大。到了日治年間，由於中台網絡截斷以及日人更精準的統治後，台灣社會和民性才真正經由「現代性」定著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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