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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還未過半，幾多事件竟是前所未見，後亦難追，凡此都嚴重衝擊了人們的思惟。投向國家族的奶嘴派，固然不少；但看出不一樣訊息者亦不少。總的說，不論正向的學運，或是負向的捷運殺人，反抗者／異鄉人都是台灣納入全球化之後的必然，如何因應，也必須全球同步了。本文同步刊載於《新新聞》1422期（2014.06.05─06.11）。
從三月迎春到五月天，既有驚天動地的高亢戲目（三一八學運），也有扣人心弦的生命拔河曲（林義雄為反核四無限期禁食），還有驚悚的推理動漫情節（北捷無差別殺人事件），凡此都是史無前例的轟天雷，更涉及諸多人性考驗。可想而知的，此刻的台灣人還無暇思考各個事例的成因，更不用說它對所有人的衝擊影響？
表面上觀之，重創最深的似乎是鄭捷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其次是延續近一個月的學運風潮，反倒是林義雄緘默禁食的舉動，除了原有的核電關心者，以及對林家血案有印象的人士之外，表層波動不似前兩者激烈。也就是說，台灣依舊像個超穩定社會，對於抽象意理沒太大興趣，獨對會威脅到個人身家性命的插曲在意不已。是耶？非耶？倒是值得深究。
學生首次進占立院議事大廳，是革命還是公民不服從？它對代議政治造成什麼衝擊？林義雄秉其意志燃燒生命反核電，這是否有違民主精神？若否，這樣的作為如何增益公民力量？鄭捷的無差別殺人行徑，震裂了人性的信任連結，何故？凡此都是大哉問！而所有的風暴、鏈條糾結在一塊，係因這些事件凸顯了台灣已然脫離閉關自守的威權牢籠，真正進入全球化的軸心轉動。
正因為作用力太強，所以反作用力也變大。對統治集團和多數保守懼變的群類來說，一切彷如洪水猛獸。他們就像法國大革命前後，傾向「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人士，急於投向國家懷抱、不想往前祇圖緬懷舊秩序、不思個人突破但期集體的回歸……，種種可笑可惡的舉措，猶如身陷走馬燈裡頭，與世隔絕的荒謬人物。
先撇開上述的大哉問，所謂進入全球化的軸心轉動，就是說：學運讓台灣青年學子橫向地與世界「崩世代」同步，更縱向銜接了歐美日曾有的學運風潮；而林義雄的禁食反核既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若符合節，同時台灣社運普遍標榜的非暴力，在面臨世界性國家─資本的超穩定結構，問題已不僅於道德倫理層面，還包括組織管理的韌帶如何重組；至於，鄭捷殺人案的同時，美日也接著發生類似的無差別殺／傷人事件，顯見這不是台灣的孤例。
有個更清楚的連結──學運是與卡繆的《反抗者》作對話，而鄭捷殺人事件則與卡繆的《異鄉人》遙相呼應。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早已褪色的存在主義之復活，但近半個世紀前台灣文壇曾有的一股風潮，祇是追求時髦的橫向移植，而今是被迫正向面對。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從唯心主義的氛圍去探索內容，而必須在一個經濟全球化人性更形原子化的物質世界裡思考成因和解脫之道。卡繆是再次的提問者，是否認同反倒成為其次。
卡繆無處不提荒謬，但「在荒謬的經驗裡，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無法駁斥的事實，就是反抗。…反抗生成於目睹不合理的事、面對一個不公平而無法理解的情況，但是它盲目的衝動，訴求的其實是在混亂中建立秩序、在消失流逝的中心發現一致性。…它引發的行動必須找出正當性，反抗必須從自身裡找到之所以反抗的理由──只有從自身才能找到，它必須自我檢視，才能學著怎麼去做」。
三一八之所以會點燃世代怒火和全民熱擁，當然緣於荒謬。學生們的反抗打破久遭桎梏的人心，一切有了新的可能。當然，面對黨國體制的傲慢與挑釁，反抗者必然面臨一個難題：行動是否該激進化？是否該破除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固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附魔者》已把革命黨與虛無主義的合體作了精采的鋪陳；但卡繆論及尼采與虛無主義的篇章更值推敲。反抗才有自由，但人類的反抗若未被引導，將無法走向新生。
不過，久受殖民的台灣人太鴕鳥，迴避許多根本問題。而三一八和林義雄禁食逼使人們正視荒謬之後的反抗／自由該如何連結。這種思考，一遇上鄭捷無差別殺人時，就更是當代的必修課題。過去，執著於因果連結的台灣人看卡繆的《異鄉人》總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殺人可以如此自然、荒謬？究竟卡繆提示的荒謬是怎麼回事？待鄭捷真如此作為，且眼神顯示他既不愛人也不愛己時，《異鄉人》的情節不證自明。更落實的看，這正是台灣全球化後人性原子化的必然，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完全救不了。
一些保守衛道派認為，鄭捷的戾氣高張或受三一八的鼓動。這種說法當然邪惡無比，但如上所述兩者的確非平行時空。所不同者，面對荒謬，三一八是以行動破除迷障，它自創生機而非就此立廟開壇，所以不易走向絕對的虛無；反之，鄭捷事件的荒謬重創人們的互信。但人們若能從三一八汲取經驗，那麼恐懼必有煙消雲散日。這兩個多月的人性試煉很累人，但絕不會白耗！
從三月迎春到五月天，既有驚天動地的高亢戲目（三一八學運），也有扣人心弦的生命拔河曲（林義雄為反核四無限期禁食），還有驚悚的推理動漫情節（北捷無差別殺人事件），凡此都是史無前例的轟天雷，更涉及諸多人性考驗。可想而知的，此刻的台灣人還無暇思考各個事例的成因，更不用說它對所有人的衝擊影響？
表面上觀之，重創最深的似乎是鄭捷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其次是延續近一個月的學運風潮，反倒是林義雄緘默禁食的舉動，除了原有的核電關心者，以及對林家血案有印象的人士之外，表層波動不似前兩者激烈。也就是說，台灣依舊像個超穩定社會，對於抽象意理沒太大興趣，獨對會威脅到個人身家性命的插曲在意不已。是耶？非耶？倒是值得深究。
學生首次進占立院議事大廳，是革命還是公民不服從？它對代議政治造成什麼衝擊？林義雄秉其意志燃燒生命反核電，這是否有違民主精神？若否，這樣的作為如何增益公民力量？鄭捷的無差別殺人行徑，震裂了人性的信任連結，何故？凡此都是大哉問！而所有的風暴、鏈條糾結在一塊，係因這些事件凸顯了台灣已然脫離閉關自守的威權牢籠，真正進入全球化的軸心轉動。
正因為作用力太強，所以反作用力也變大。對統治集團和多數保守懼變的群類來說，一切彷如洪水猛獸。他們就像法國大革命前後，傾向「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人士，急於投向國家懷抱、不想往前祇圖緬懷舊秩序、不思個人突破但期集體的回歸……，種種可笑可惡的舉措，猶如身陷走馬燈裡頭，與世隔絕的荒謬人物。
先撇開上述的大哉問，所謂進入全球化的軸心轉動，就是說：學運讓台灣青年學子橫向地與世界「崩世代」同步，更縱向銜接了歐美日曾有的學運風潮；而林義雄的禁食反核既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若符合節，同時台灣社運普遍標榜的非暴力，在面臨世界性國家─資本的超穩定結構，問題已不僅於道德倫理層面，還包括組織管理的韌帶如何重組；至於，鄭捷殺人案的同時，美日也接著發生類似的無差別殺／傷人事件，顯見這不是台灣的孤例。
有個更清楚的連結──學運是與卡繆的《反抗者》作對話，而鄭捷殺人事件則與卡繆的《異鄉人》遙相呼應。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早已褪色的存在主義之復活，但近半個世紀前台灣文壇曾有的一股風潮，祇是追求時髦的橫向移植，而今是被迫正向面對。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從唯心主義的氛圍去探索內容，而必須在一個經濟全球化人性更形原子化的物質世界裡思考成因和解脫之道。卡繆是再次的提問者，是否認同反倒成為其次。
卡繆無處不提荒謬，但「在荒謬的經驗裡，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無法駁斥的事實，就是反抗。…反抗生成於目睹不合理的事、面對一個不公平而無法理解的情況，但是它盲目的衝動，訴求的其實是在混亂中建立秩序、在消失流逝的中心發現一致性。…它引發的行動必須找出正當性，反抗必須從自身裡找到之所以反抗的理由──只有從自身才能找到，它必須自我檢視，才能學著怎麼去做」。
三一八之所以會點燃世代怒火和全民熱擁，當然緣於荒謬。學生們的反抗打破久遭桎梏的人心，一切有了新的可能。當然，面對黨國體制的傲慢與挑釁，反抗者必然面臨一個難題：行動是否該激進化？是否該破除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固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附魔者》已把革命黨與虛無主義的合體作了精采的鋪陳；但卡繆論及尼采與虛無主義的篇章更值推敲。反抗才有自由，但人類的反抗若未被引導，將無法走向新生。
不過，久受殖民的台灣人太鴕鳥，迴避許多根本問題。而三一八和林義雄禁食逼使人們正視荒謬之後的反抗／自由該如何連結。這種思考，一遇上鄭捷無差別殺人時，就更是當代的必修課題。過去，執著於因果連結的台灣人看卡繆的《異鄉人》總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殺人可以如此自然、荒謬？究竟卡繆提示的荒謬是怎麼回事？待鄭捷真如此作為，且眼神顯示他既不愛人也不愛己時，《異鄉人》的情節不證自明。更落實的看，這正是台灣全球化後人性原子化的必然，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完全救不了。
一些保守衛道派認為，鄭捷的戾氣高張或受三一八的鼓動。這種說法當然邪惡無比，但如上所述兩者的確非平行時空。所不同者，面對荒謬，三一八是以行動破除迷障，它自創生機而非就此立廟開壇，所以不易走向絕對的虛無；反之，鄭捷事件的荒謬重創人們的互信。但人們若能從三一八汲取經驗，那麼恐懼必有煙消雲散日。這兩個多月的人性試煉很累人，但絕不會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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