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這是一場規模波及全世界，空間立體化、武器駭人聽聞（飛機、機槍、坦克、化武、潛艇全面投入），然而所有交戰方的思惟仍停留於十九世紀的非同步戰爭，致使交戰各方的傷亡人數逾一千五百萬（這還不包括戰後肆虐各國，造成數千萬人離魂的可怕流感）。兵士的傷亡固然怵目驚心，但重創的程度遠遠超過戰爭本身，因為那不是一場文明／野蠻的正義之戰，而係自詡文明的各方徹底互毀的愚昧內爆，此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話說一九一四年六月廿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夫婦在波士尼亞（Bosnia）首府塞拉耶佛（Sarajevo）遭當地塞爾維亞裔的激進青年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暗殺身亡。這原先也不是什麼天崩地裂的大事，卻在一個多月後讓主要的歐洲國家全捲入戰爭漩渦。所有參戰國都無意掀起連鎖性的歐洲大戰，卻在集體恐懼的陰影下（奧匈害怕大塞爾維亞主義蔓延、俄國不想被趕出巴爾幹、德國恐懼俄國將入侵巴爾幹、法國深懼被孤立、英國忌憚德國勢力外延影響其利益…），自欺又欺人以致引信全面點燃。更弔詭的是，所有參戰國都深信己方可以打贏並迅速了結戰爭，孰料該年秋天以後，各國就知陷入泥淖難以自拔，尤以西線的壕溝戰最為顯明。戰爭目標全走了樣：德國祇想取勝、英法則是不想敗，但為何而戰已茫然。若非戰爭後期美國的介入，協約國與同盟國的命運就可能如《神鵰俠侶》裡的洪七公、歐陽鋒雙雙殞命於華山那般。


戰爭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結束，衍生的問題卻沒完沒了，因為戰爭的挫敗，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全數崩解，內部既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各殖民地爭獨立的浪潮排山倒海而來。英法雖然戰勝，卻是人員財政兩崩的慘勝，於是他們將戰爭責任和嚴苛的賠償數額全加在德國身上，《凡爾賽和約》的簽訂不但不是和平保障，反倒成為二十年後大戰再起的伏筆。於是有人（尤其是德國人）就認為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其實同屬一體，這是帝國恩怨情仇的「第二次三十年戰爭」（Der zweite Dreißigjährige Krieg）。實則，唯有這種認識才能理解兩次大戰的關連。

一戰揭露了現代戰爭的可怕，更讓所有人見證了高度文明自戕的過程。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蔚為時代新指標，歐洲人在十九世紀培育出的樂觀、進步理念瞬間烏有化。準此，馬克思派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將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年定調為「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也就是二十世紀是以一九一四年為起點。而世紀終結的一九九一年，很不幸地又讓歷史繞回到巴爾幹半島。

先談談今年六月廿八日塞拉耶佛的紀念活動。紀念活動以維也納愛樂的演奏為主軸，演奏曲目包括法國、奧地利和德國作曲家的作品，開頭和結尾則是波士尼亞國歌和貝多芬的《歡樂頌》，象徵歐洲統合，塞拉耶佛的前途與歐洲密不可分。然而波士尼亞的塞族人，在塞人集中的東塞拉耶佛，為普林西普豎立一座高兩公尺高的銅像，並宣稱「普林西普是自由鬥士，奧匈帝國則是占領者」。

也就是說，時隔百年，巴爾幹內部的種族、宗教嫌隙仍在，以致對於殺斐迪南大公夫婦的凶手普林西普，塞族人、克羅埃西亞和穆斯林的評價全然迥異。更何況在南斯拉夫剛解體的九○年代初期旋即爆發內戰，波士尼亞再次飽受戰亂之苦，原因和一戰前夕類同。所以黑格爾所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於此獲得最生鮮的印證。


除了揮之不去的國族夢魘，一戰對於文明憧憬的全面破壞可不是受到後現代、虛無氛圍環伺的你我所能體受。看看弗洛里安‧伊里斯（Florian Illies）的《1913：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斯時的柏林、維也納、慕尼黑、巴黎、倫敦、布拉格、羅馬、威尼斯等歐洲城市上演著既繁盛又有些許硝煙味的文明戲碼，卡夫卡、里爾克、湯瑪斯‧曼、弗洛伊德、榮格、荀白克、史達林、希特勒、普魯斯特、畢卡索、克林姆、史特拉汶斯基、馬勒、施尼茨勒、維根斯坦、吳爾芙、可可‧香奈兒、勞倫斯、愛因斯坦、史懷哲等二十世紀名人，既在自己的小千世界尋求蛻變，也促動大千世界的璀璨萬光。孰料大戰之後，烘焙出的卻是史賓格勒的燒焦味！


既然一戰對歐洲的衝擊是前所未見，所以化為小說、戲劇題材者自然不少，最有名的自是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哈謝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然而，相較於二戰烽火和大屠殺不斷被好萊塢影像化，一戰入鏡的數量似乎少了些。須知，納粹暴行固然匪夷所思、惡貫滿盈，但好萊塢的反覆強調，似又與八大片商的老闆幾為猶太裔有關；然而，由信心滿滿到身心俱創，一戰風暴更值世人永誌不忘。今春英國ＢＢＣ製作了《戰前37天》（37 Days），由塞拉耶佛刺殺事件伊始，直到八月四日英德宣戰，歐洲政軍界的恐怖互動。幸而有這系列影集，百年遺事才不致糊化。


對此間讀者來說，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不但是翔實的戰史紀錄，更可看出他反對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絕對戰爭」，從而主張「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簡言之就是鬥智不鬥力）的軌跡。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戰爭的悲憐》，並非大戰的紀年史，他以十大問題的提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報紙宣傳是否點燃了火藥？戰場如此悽慘，人們何以繼續戰鬥？戰爭如何結束？…），以社會、經濟史來鋪陳戰爭的源起、過程和影響，溫故知新並陳。此外，弗格森另本著作《世界大戰》大致是以「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面貌來刻畫全局，兩本合讀別有風味。至於近日出版傑夫‧代爾（Geoff Dyer）的《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中譯本，則著眼於詩、散文、小說、攝影、電影等，探究「看的方式」如何決定人們的戰爭記憶。


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拱手讓出世界主導權，卻也令他們更加珍惜以和平為信念的集體防衛努力。畢竟一戰主因來自於集體恐懼，結果祕密外交、相互結盟看似安全，卻成了戰爭導火線。而今，不知記取教訓的腫瘤卻轉移到了亞太地區。

一方面，中國藉著崛起之名擴張軍事武備，且由陸權國家準備走上海權大國，嚴重威脅到由東海到南海的周邊國家，一如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另一方面，自感受到中國威脅的日本，也經由內閣決議方式讓「集體自衛權」的緊箍咒鬆脫。由於日本對既往的侵略史並無明確交代，如此舉措當然讓中韓等國疑竇叢生，而這背後又涉及中美兩大強權的較勁，以致如今的亞太局勢彷彿一戰前夕的歐洲。

夾在兩強之間的台灣，似乎祇想當個漠視板塊位移的鴕鳥。此刻它最忌民族情感被刻意挑撥，也不該讓投靠強權的僥倖心理漫溢。而當不少人迷惑於「不統、不獨、不武」的魔咒喪失鬥志時，重溫百年前的巴爾幹危機就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