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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1968,不僅是個年代數字,它還是二戰之後世界史的分水嶺。自西徂東 ,由北而南,全籠罩在一股青年的憤怒風暴裡,似乎祇有台灣自外於這道世潮,以致後人不解、悔恨;不過真要抽絲剝繭,就會發現彼時台灣社會仍有微微波動,雖然很快被壓抑下去,但曾走過總留下痕跡,於是劉大任的《浮游群落》述說了那段傳奇。同樣的,由台留美的諸多覺青,儘管晚了幾年,依舊從保釣運動承繼了西方世界的青年憤怒風潮,張系國的《昨日之怒》是為筆記。將兩小說重新置於那時代,或仍有可談之處。本文同時刊載於《文訊》392期(2018年6月)

1968,在戰後世界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標意涵,迄今五十年了。


該年年初北越和越共聯手製造「春節攻勢」,從此美國國內反戰聲浪高漲,美國亟思從越南戰場撤離;四月,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遭暗殺,引發憤怒的非裔族群抗爭不斷。同時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反戰大騷動,其他大學紛紛跟進;五月,法國發生震驚全球的大學生抗爭運動,其後工人大罷工助陣;六月,羅伯.甘迺迪遇刺身亡,民主黨生態丕變。東京大學學生佔領安田講堂;八月,蘇聯暨華沙集團入侵捷克首都布拉格,鎮壓民主改革風潮。美國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場外警民大亂鬥;十月,奧會舉辦前夕,墨西哥警方射殺示威學生,多人傷亡。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八屆擴大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開除劉少奇黨籍。

自西亙東、由北而南,舉世在60年代盡皆捲入風暴之中,而在1968這一年全面連環爆;但似乎台灣就是風暴的特例,該年發生的唯一大事是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置身於全球抗爭的浪潮外,很意外卻完全可以理解,祇因那是徹底鎖國的白色恐怖戒嚴年代。所以陳映真生前不斷慨歎台灣的60年代寸草不生、抗爭無影。當然,台灣不是桃花源,總有少數人嗅聞了世局新空氣,也想同步躍舞,但現實桎梏太強大,祇能千迴百遶,透過李敖的個人秀,或是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的展演,宣洩集體的苦悶。


當然仍有少數人想愚公移山,其境遇當然是雞蛋石頭,最明顯實例就是包括陳映真、吳耀忠、丘延亮、林華洲等人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巧合的是,彼時正是1968年7月;另外,由於不少莘莘學子放洋留學後,乍然撫觸猛風向、新物事,於是改絃易轍,掀起1970年代初漫天烽火的海外保釣運動。其後整個保釣轉向統運,留學生群就此徹底分裂,運動火花散溢漸滅。

就因為禁錮甚深,所以不管是島內文人的思想反抗,或者海外激越的保釣運動,彼時島內的子民多半不知,紀實見聞的報導既難存,精淬沈澱的文學年輪更不可能。直到十多年後,張系國才以「後保釣」的善後之眼寫就《昨日之怒》(1978年,洪範),幾年之內狂刷N版(舊版原為卅二開本,共二十八刷,其後改為廿五開本繼續發行),可見保釣議題在7、80年代依舊市場衡定。


至於60年代文人的集體悲歌,要到80年代以後透過黨外雜誌、同儕口耳相傳,嗜好異端養分如我者,方知劉大任出了一本《浮游群落》(台灣初版於1985年,遠景),談的就是陳映真等人落難的憶往。此書是劉大任自嘲唯一堪稱「暢銷書」的作品,在台先後有遠景、三三、皇冠、聯文版。儘管如今書坊不易覓得此書,但每有學運蜂起,或網路同溫層茶壺裡興風暴,《浮游群落》總會經「長者」的提醒再浮出水面。更因為它是迄今極少數刻畫台灣60年代知識風景的文學作品(另一書是季季所撰《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印刻),所以當我輩目光遠眺68風暴時,重估《浮游群落》著實必要。

《浮游群落》和《昨日之怒》風格迥異,前者看似憑弔躁動的青春,實則深深黏貼其中;後者則明顯有著反革命思惟,著眼於運動傷害你我他。但兩書時代貼近,談的又是知識分子群英的離散碎心。更重要的是,二書都為補綴台灣缺席的60年代,不約而同奏出時代組曲,哀戚、沈重卻餘音不絕。

先按歷史時序由《浮游群落》談起。劉大任在聯文版的「後記」敘述了1977年三個文友酒後漫語,從「盍各言爾志」到「我要寫一部長篇!」的跳躍心境。其後的出書歷程亦如涉深水、過叢林般迢難。最初是在香港《七十年代》以連載形式發表,1982 年由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到了台灣,最初是在康寧祥的《亞洲人》雜誌連載,1985 年 6 月由遠景出版,遠景負責人沈登恩為此「曾被叫到警備總部去問話」。

想想看,《浮游群落》在台覓居距60年代黑洞已接近三十年,結果依然諜影森森、雷區處處,可見黑洞磁吸正能量是何等可怕;但也因為禁忌猶存,所以才凸顯《浮游群落》的時代意義:愈是黑暗年代,尋光的努力絕不會斷歇。

《浮游群落》談的是胡浩、小陶、林盛隆等60年代的文青/知青先是困於「同溫層」的小資苦悶氛圍,而後則昇華為集體反叛的可能與行動,結局則是遭老余(其原型即小說家季季前夫楊蔚)密告以致胡浩、林盛隆等人遭逮。劉大任絕非以反革命視角看待這群革命青年的悲歌,相反的,小陶的出國預示了種子的散播,而集體行動的失敗,祇能說寒冬依舊,但人心渴盼春天的心緒永不衰。

但《浮游群落》不是沒缺陷。私意以為,小說裡頭諸多情節該是7、80年代才得以演繹,尤其書中的統獨論辯,雖比不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宗教大法官與耶穌的激辯,但今日讀之依然有強烈撼動,但那是80年代以後的戰場,60年代殊難有如此的對話。至於革命行動云云,若置於50年代初更適宜,或者延緩至7、80年代又是一番絕景。

依稀可以看出,劉大任筆下的這群年輕知覺者,遙相與19世紀中葉的舊俄知識分子呼應,寄寓因而超出島嶼之外。倒是出版《浮游群落》近三十年後,劉大任再推《遠方有風雷》作為《浮游群落》的續曲;儘管該書意圖「還保釣一個公道」,但就是少了《浮游群落》的原汁醇味,三部曲終難譜成。


若說《浮游群落》是為保釣的前奏曲,那麼張系國的《昨日之怒》彷彿散場的晚安曲,該書的負能量不斷外溢,且和《浮游群落》有異的是,書中人物陳澤雄、王亞男、葛日新、施平、吳寒山等皆顯露小資色彩,洪顯祖更是面目可憎的市儈,他們曾在保釣的大纛下亢奮高歌,而後因為釣運質變,海外華人四分五裂。

小說中這群人除了慨歎「中國人不團結」,也看不起忽然左派、前往北京朝聖的投機者;但書中人物各自陷人家庭、事業的茫然窘境,最後葛日新步上巴札洛夫(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的主人翁,虛無主義的典型)後塵,疲憊的王亞男攜子返台,施平、胡偉康等也都向生活妥協。然而,張系國究是對保釣失望,還是無法洞悉美國就是個大黑洞,以致所有人物幾乎擠不出什麼正能量,祇有勉強藉由葛日新與王亞男的新生兒製造生機猶存的意象。倘若張系國能連結60年代的美國反抗運動,或許他筆下的保釣不致如此破碎支離。

總之,《浮游群落》述說了一則早夭的革命故事,告訴世人台灣並未在60年代缺席;至於《昨日之怒》縱使格局、架構稍遜前者,卻是反思保釣的先行者。迄今補綴60年代的文學養分仍嚴重闕如,因而重新回顧《浮游群落》和《昨日之怒》仍屬必要。時值1968風暴五十周年,台灣早納入世界體系,該補的課程、該繳的作業一項都不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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