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容我先說一段小故事：八○年代中期，各類抗爭如火如荼展開，而行動需要思想作為奧援，韋伯學說、依賴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論……，祇要能用來打倒國民黨威權邪靈，管它什麼新舊西東。一九八七年的解嚴之夏，我進久大出版社承接了先是以革命叢書之名，其後定為「新社會系列」的工作，霍布斯邦的《革命分子》（Revolutionaries）也在規畫之列。當時雖不致對此位左翼大師慒懂無知，然而對他的理解全屬二手資訊，自然無力全面紹介他的思想給讀者大眾，就先以革命之名打前鋒吧！

我找來附中學弟，當時就讀東吳法研所的黃居正翻譯此書──為了該「新社會系列」，我也陸續造訪吳豪人、鄭陸霖等各校進步學生，希冀他們參與翻譯事宜。半年後譯稿初成，該系列的翻譯計畫卻告吹，我同時也離開出版社，此後便以託孤心情尋求其他出版社慧眼識人，祇惜自己本事不足，最後功虧一簣。還是端賴黃居正自尋出路，才於八九年由稻鄉出版社發行。這就是霍布斯邦第一本中文譯本問世的始末！九六年時為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的的盧建榮先生，於《極端的年代》中譯的導讀裡指稱，「稻鄉出版社惑於霍氏一書《革命分子》其書名的聳人聽聞，遂出版其中譯本，唯此書並非霍氏名著，抑且當時出版時也不知霍氏為何許人」，時隔十餘年，作為催生者的我謹作以上的解說。

透過《十九世紀三部曲》以及更大部頭的《極端的年代》，霍布斯邦這一名號在此間的學術文化界已是響叮噹的巨擘象徵，如今屬於自傳性質的《趣味橫生的時光》中譯問世，相信讀者諸君更可以在智性與感性兼具的歷史長河裡悠遊自得。同時，在霍氏重要的著作皆有中譯之後，我們就須追問：霍氏究竟是什麼人？何以他終生都以共產黨員自居？他能給予以我們何種啟示？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信仰者，霍氏之所以成為史學家，以及他撰寫自傳的基礎，就是馬克思所言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已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個猶太裔英國人先是在維也納，其後在柏林接受中學教育，非褐即紅的選項──「不可能跳槽到極右派陣營」在知識分子之間尤其明顯（不過這祇存在於西歐陣營，若霍氏得知斯時日本共產黨員集體「轉向」的種種，觀點可能就得修正了），因為他們對社會抱持的看法，普遍源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就是在如斯氛圍下，霍氏自然而然就走上左翼革命之路。

真正的思想奠基是在英倫時期。蓋伊（Harvey J Kaye）所著的《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就是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五個主要成員──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克里斯多夫‧希爾（Christopher Hill）、湯普生（E. P .Thompson），以及霍氏為論述主角。孕育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主因，霍氏在自傳中解為「由於英國中學第六年級的人文教育缺乏哲學課程，文學因而填補了這個真空。……多半是鑽研文學或對文學懷有熱情的年輕知識分子」。其實這是謙沖之詞，這背後還有更廣袤的文化／社會結構可談。

簡言之，作為近代資本主義和代議政治的發源地，英國可以從容有節、緩慢而恆久地面對世變。不僅於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如此，連社會主義者都本於自己的傳統，以自身的實踐來驗證理論真偽。所以當歐陸廣泛的左翼力量競以炫目奪人的理論作為精神武器之際，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不但得辯駁力戰，也必須和年輕一輩「更加國際化，更具理論性」的英國新左成員──如培利‧安德森（Perry Anderson）、湯姆‧賴恩（Tom Nairn）、保羅、赫斯特（Paul Hirst）內部纏鬥。然而時至八○年代以後，炫目極光終會消失，綿久長河的潺潺流水聲才讓人知味。這其中壽命最長、產量最豐的霍氏──儘管霍氏不如湯普生那麼鋒芒萬丈，才華橫溢，卻最為專注──終生未改左翼思惟，且在蒼茫新世紀成了先知般。

之所以蔚為先知，是因他發皇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兩大特色：由下而上的階級鬥爭史觀、參與建構既民主又飽含社會主義歷史意識的英國政治文化。前者，使得他突破教條馬克思主義者的窠臼，寫就出《原始的叛亂》、《盜匪》、《非凡小人物》這些堂皇鉅著；後者，《十九世紀三部曲》、《極端的年代》的產出標誌為英式馬克思主義的顛峰力作，而霍氏於七○年代末期至八○年代柴契爾夫人主政期間和激進的工會人士、工黨好戰派的論戰，更可視為不卑不亢的左翼真精神。凡此，霍氏的精神遺緒仍可傳承不竭！

那麼，霍氏如何面對蕭伯納「一個人在二十歲時若非社會主義者，必然是沒良心；倘若四十歲時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必然是沒頭腦」的詰問呢？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鞭屍史達林，以及蘇軍入侵匈牙利事件，讓整個西歐的左翼勢力徹底土崩瓦解，在英國有數千人退出共產黨，「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祇剩霍氏一人留於黨內。須知，霍氏的「獨留青塚向黃昏」既非愚忠更無悲愴味。霍氏解為「我開始接觸共產主義的時候，……是一個目睹威瑪共和崩潰的中歐人，等到我入黨之際，共產黨員的身分不僅意謂反抗法西斯主義，同時也表示著世界革命。……而對那一代人來說，十月革命就是衡量政治宇宙的中心點」。五六年之後的霍氏同湯普生等人一樣已然褪去政治熱情，他雖仍為英共黨員，心儀的卻是承繼葛蘭西思想的義大利共產黨。更根本地說，他是以強烈的自尊心捍衛「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精神，霍氏是啟蒙之子，而非某一僵化的共黨組織的膜拜者。

即使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蘇東波風起雲湧，共產主義一夕之間被斥為撒旦惡靈，霍氏依然不改其志，反倒以銳利視野直指美國霸權的不當、新自由主義的荒誕，「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偉哉斯言！即使在保守滯悶的日本，近日也依稀可聽聞到睿智老人的跫音傳唱：上個世紀法西斯橫行的三○年代，一個遭特高警察逮捕入獄並橫遭刑求致死的年輕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其一九二九年代表作《蟹工船》於今年突然火紅，累計銷售量已突破百萬大關。評論家認為，日本社會目前的貧困階級與《蟹工船》所描繪的底層受迫害、受剝削情景極相似。幽光已現，能量蘊積中。同樣地，向來被教導應該審時度勢，「愛錢、怕死、好面子」形象鮮明的台灣人，寧當拒聽先知之言、庸俗當道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