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今天是韓戰六十周年，因「天安艦事件」和北韓再度參加世界盃足球賽，歷史課題再度被提起。韓戰從未結束，所以朝鮮半島 隨時可能烽火再興；但歷史面貌究竟弄清楚了沒？不弄清韓戰的始末，及相關國家的互動、牽制， 就難以釐清未來國際政局。因此書寫一文，再剖歷史中的歷史情結，希冀能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當歷史檔案被攤在陽光下，竟還能亮透如晶鑽，那麼若非事件早已塵埃落定，全然不會動搖到現狀；要不就是觸動了人間敏感帶，活火山再度復活，以致人們臉龐滿是驚恐。法國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及越戰屬於前者，而介於二戰和越戰之間的韓戰則屬於後者。

要不是「天安艦事件」再掀朝鮮半島風雲，若非睽違四十四年之後北韓再參加世界盃足球賽，那麼這個韓戰六十周年是否會那麼引人矚目就難說了──至少，韓戰五十周年紀念日就未受人青睞。不過，因南北韓現狀和一甲子前類似，所以關於韓戰的詮釋和反思也必然牽一髮動全身，導致涉入的國際強權依舊是各說各話，難有全新的視野；反倒是南韓內部有些思惟變異，極可能影響日後的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值得留意玩味一番。

先簡述一下韓戰的發展梗概。

二戰之後由於美蘇介入，朝鮮半島硬是從北緯三十八度畫出一道分界線，北方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南方李承晚的「大韓民國」，均以正統自居、彼此互嗆挑釁。到了一九五○年，由於北韓的軍力無論是人數、坦克、飛機和戰鬥經驗均優於南韓，再加上該年年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談及美國在東亞的「防禦半徑」，將朝鮮半島與台灣排除在外。凡此都鼓舞了金日成南下牧馬的野心。於是在史達林默許下，六月廿五日凌晨四時，朝鮮人民軍越過北緯三十八度入侵南韓。六月廿七日，美國第七艦隊駛進台灣海峽，阻止中國謀取台灣。七月七日，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代表馬立克（Yakov A. Malik）抗議缺席的態勢下，通過第八十四號決議，派遣聯合國軍支援韓國抵禦朝鮮的進犯，聯合國軍總司令為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戰爭初期，北韓人民軍勢如破竹，南韓軍被逼退到釜山洛東江一帶。九月十五日麥克阿瑟策動仁川登陸計畫，成功地切斷北韓軍後援，此後聯合國軍由逆轉順，麥克阿瑟也興起將共產勢力全面逐出朝鮮半島的念頭，十月十九日美軍占領平壤。但此同時，由中國東北邊防軍改編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彭德懷為司令），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口號三路度過鴨綠江。由於麥帥從未料到中國會介入，以致聯合國軍措手不及，全面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從此，戰爭的性質已由內戰演變成中美正式對峙。此後雙方進行了四次大戰役，但始終祇能在三十八度線互為拉鋸。其間麥帥不斷想擴大戰局、試圖以核武解決問題，並公開和總統杜魯門唱反調，終被杜魯門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撤職，改由李奇威中將（Mathew B. Ridgway）接任。

停戰談判也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展開，但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蹉跎了兩年之後，交戰雙方總算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於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和《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的停火協議。不過這並非永久和平條約，所以朝鮮半島一甲子以來仍處於交戰狀態。朝鮮方面更於二○○九年聲明，退出朝鮮停戰協定，不再受軍事停戰協定約束。是以「天安艦事件」爆發以來，舉世皆憂心韓戰再起，絕非無由。

就因為韓戰是場不輸不贏的戰役，且僵局延續迄今，所以美國民間普遍的記憶和影視存影都少了韓戰身影，這和韓戰在美國被視為「被遺忘的戰爭」（the Forgotten War）頗相吻合。想想看，二戰電影從戰爭初起的《北非諜影》（Casablanca）開頭後就如滾滾洪水而來，戰後更是不斷量產：《硫磺島浴血戰》（Sands of Iwo Jima）、《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最長的一日》（Longest Day）、《坦克大決戰》（Battle of Bulge）、《巴頓將軍》（Patton）、《虎！虎！虎！》（Tora! Tora! Tora!）、《中途島》（Midway）、《珍珠港》（Pearl Harbor）、《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列入電影經典的不知凡幾。至於讓美國人痛徹心扉的越戰傷痕，自七○年代以來也不曾缺貨：《返鄉》（Coming Home）、《越戰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前進高棉》（Platoon）、《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西貢》（Saigon）、《勇士們》（We Were Soldiers）……，深扣人心的佳片委實不少。且可預見的，越戰題材在未來歲月仍不會枯竭。

反觀韓戰電影呢？似乎也有十來部，不過除了《南韓血戰記》（Steel Helmet）、《決不撤退》（Retreat hell!）、《獨孤里橋之役》（The Bridges at Toko-Ri）、《豬排山》（Pork Chop Hill）等少數，餘皆不彰，至於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主演的《麥克阿瑟》（MacArthur）並非以韓戰為主軸。總之，美國關於韓戰的影像流動，於質於量都無甚可觀處。除非再爆一場更驚天地泣鬼神的韓戰，否則美國人的集體記憶裡不會有「韓戰」這項質素。

平實而論，韓戰確實讓美國的軍事力量受到重擊，更讓聲勢如日中天的麥帥從天堂摔落凡塵；然而就政略而言，美國非但沒落下風，獲益更形鉅大──它不但堅實地掌控東北亞的日韓，也順勢把台灣納入保護傘，也就是說，美國以朝鮮半島和台灣為犄角，牽制中國的海上霸權近一甲子，效能發揮到了極致。準此，親共的軍事史家貝文‧亞歷山大（Bevin Alexander）在《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一書，痛責美軍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是干預中國內政，使中共在五○年代「向蘇聯一面倒」，凡此都是「明察秋毫，不見輿薪」的淺薄言詞；再者，由於戰爭促使物流需要更甚，致使美國在五○年代的經貿繁盛、社會承平，無怪乎發生於遠東的這場戰役，記憶迅速從人們的腦海中流失。

若從政治憲政面入手，那麼韓戰初起時美國的作為，倒有不少可觀之處。首先，美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動議案，授權組軍抵抗朝鮮南侵，如今早因五強動輒使用否決權而成絕響，這就使得美國另項便宜行事的舉措蔚為「常態」。那就是杜魯門為規避將國家帶入戰爭的政治包袱──總統依憲法必須至國會，要求國會宣布朝鮮衝突是為戰爭，於是以「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之名出兵。此後歷任總統都因襲之，「國際警察」之名不脛而走。

其次，杜魯門毅然將麥克阿瑟免職的決定，再次確立了美國文人治國與貫徹民主精神的典範。

須知麥帥可不是一般的軍事將領，系出名門、年少得志的麥帥，被譽為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之一，且不僅於帶兵打仗，他在菲律賓、日本都擁有極大的威權──特別是戰後日本，麥帥幾等同於幕府大將軍。而專橫跋扈的個性，不但令其他將領、官員頗為忌憚，連羅斯福總統也為了排解麥帥和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太平洋戰區總司令）的歧見，紆尊降貴到夏威夷和二帥會晤，結果是麥帥意見出線。同樣地，杜魯門也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千里迢迢遠赴威克島見麥帥──這次會面是總統將自己與將軍立於並駕齊驅的高度，為的是予人將帥和印象，並相信麥帥作出的保證──中蘇共都不會出兵朝鮮。雖然麥帥功高震主，但因絕大多數民眾都崇拜麥帥，所以杜魯門作出免除麥帥職務的決定後，也同時就中斷杜魯門尋求一九五二年的連任之路。

然而麥帥雖有當君王的癖好，一接到解職令後也就絕對順從，從此結束海外十餘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返國後在各地受到萬千民眾夾道歡迎的場景已是後話。一個美國史上最易犯上抗命的將領，他本人依舊是民主精神的傳人，這在其他國家與民族是難以想像的。由於麥帥強烈的反共信念，一廂情願地盼蔣介石加入戰團，所以台灣的黨國體制一甲子來始終揄揚麥帥，相反地卻貶抑杜魯門。麥帥彷彿今之岳飛，杜魯門則是昏憒的宋高宗趙構。然而黑暗時代猶有燭光，殷海光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出版的《自由中國》寫了〈麥帥解職底教訓〉一文，就寫道：「麥克阿瑟位至五星上將，膺一方重寄，功勳蓋世。杜魯門總統以一紙免職命令，就輕輕將他撤換。而麥克阿瑟一接到命令，便立即交出全部權力。……這一現象充分地表示了法治之尊嚴和軍隊真正的國家化。」如此犀利目光和深邃見解，祇惜眾多承襲遺毒教育者，迄今仍遠遠不及之。

韓戰給予美國最大的盲點在於心態：視中蘇共為鐵板一塊的合體，以致對東方文化始終慒懂不解，終致十餘年後陷入越戰的泥淖。並由於恐共症的併發，使其國內在五○年代初籠罩在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陰影下，對民主政治造成了戕害。

若說美國對韓戰跡近無感，那麼投入一百五十萬大軍，打著「抗美援朝」旗號的紅色中國，可說是不遺餘力鼓吹「中國人的勝利」，《上甘嶺》這部電影就是半世紀以來作為宣揚中國軍人愛國、英勇的樣板經典。但，所謂人民志願軍打敗美國並不符史實，畢竟戰爭的結果祇是維持現狀。

中國受到世人矚目者在於，「紅色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可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見《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頁五七九）。同時，毛澤東在百廢待舉之際硬是投入戰事，因而犧牲了八、九十萬人（官方說法則是三十六萬人），這還包括他的親生子毛岸英，從此，他濟弱扶傾、有情有義的形象獲得彰顯。迨至一九五五年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俗稱萬隆會議），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紅色中國，駸駸然已有「第三世界」（這用語當時並沒有）帶頭大哥的姿態。

反之，默許金日成莽撞出兵，並拖老毛下水和老美廝殺的史達林，似乎是鷸蚌相爭背後的那個漁翁。畢竟韓戰使得美國必須耗費更多的心力於東北亞，這就讓蘇聯有餘裕以君王之姿全面控制東歐、東南歐諸附庸國。然而，蘇聯扮演的是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老大哥角色，是上對下的命令貫徹，相對於中共放射出生死與共的革命情懷，無怪乎長期以往，左翼的中國盟友與同情者日多，而蘇聯則被烙上社會主義帝國的臭名。所以，歷史的得失恐和事件初起時的樣貌不一。

麥克阿瑟過於剛愎自用，認為中國絕不可能出兵，當然是美國鑄成大錯的主因；然而中國究竟因何在主客觀條件均劣的態勢下出兵呢？據目前揭露的史料顯示，整個中共高層都反對出兵朝鮮，祇有毛澤東力排眾議。老毛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中國的動機未必這麼人道，而是怕漫長的鴨綠江邊境佈滿資本主義的反共大兵。但熟讀史書的老毛心裡，應該還有個更複雜的歷史情結，因為史上祇要朝鮮半島有外國勢力入侵，中國必然會出兵介入。

首例是唐高宗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年），百濟援引日本勢力，同新羅、大唐聯軍對抗，唐將劉仁軌大破倭兵於白江口，焚其舟四百艘，拔周留城（百濟王城），百濟王出奔，百濟亡。更深的影響是，此役重挫了日本意圖插足朝鮮半島的野心，此後九百多年未敢對朝鮮用兵。

次例則是明萬曆廿至廿六年（西元一五九二至一五九八），沐猴而冠的豐臣秀吉意圖征服大明，欲假朝鮮進兵大明，為朝鮮李朝所拒，於是豐臣秀吉先後發動「文祿‧慶長之役」，大明派大軍應戰。這是一場中日朝三敗皆傷的愚蠢戰爭──平日不修兵備的朝鮮，全境幾無完土，人民流離失所，經濟多年都未復甦；日本由於傷亡、財貨耗損過巨，加上文治派（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為主）和武功派（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的分裂，導致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從中挑撥分化，天下於是轉為德川之手；大明朝也因軍費支出過於龐大，萬曆一朝的財庫為之空虛，種下日後敗亡的遠因。

第三例是清光緒年間，日本不斷向朝鮮半島進逼，最後於光緒廿年（一八九四）和清朝進行了甲午戰爭，大清的陸海軍皆慘敗，於是割台灣、朝鮮淪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韓戰就是史上第四回。美國人（尤其是麥帥）不知這種歷史磁吸力，所以愚騃地堅信中國不會出兵，結果一步錯全盤皆墨。當然，中國也難免受這種歷史磁吸力所制約，所以金日成、金正日兩個惡棍父子才敢於不斷興風作浪。而北京當局即使恨得牙癢癢的，也不敢痛打朝鮮。

至於南韓，好長一段時日是在美國的庇護下進行內部獨裁統治，直到金大中上台後，改行和北韓親善的「陽光政策」，並在二○○○年進行了南北雙邊會談。繼任的盧武鉉亦承襲此一政策；雖說如今的李明博又回復到反共親美路線，惟金、盧路線已有水到渠成之勢，而這路徑對朝鮮半島暨個東北亞，必然會有極大的衝擊。

最後要談韓戰最大的受益者，自是日本和台灣。當韓戰烽火一起，美國原先對日本的治理政策就全盤轉向了，舊有財閥再起、舊勢力得以借屍還魂，更由於戰爭物資採購的需要，日本產業整個動了起來，十餘年後再次躍居發達國家之林。

而台灣方面，近代史家郭廷以明確地指陳「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換句話說，金日成的莽撞誤了毛澤東渡海解放台灣的大業，從此台灣就在美國的羽翼下存活。不過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霍伯斯坦在其遺著《最冷的冬季：美國與韓戰》（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指出，國民黨早已藉由其在中國內部的特工運作，知悉中國即將派兵赴朝，蔣介石並將此情資給予華府和東京的美國高層，唯未獲正視。或者，蔣介石就是期盼中美兩軍打起來，如此既能讓台灣喘一口氣，亦可助其圓反攻大陸的美夢。後者自是幻滅，但前者的確穩定了政局，從此蔣家王朝亦在島嶼遂行獨裁統治近四十年。所以，蔣介石對於韓戰可非被動應對，而是老謀深算的一著好棋。

總的來說，韓戰一甲子的變化，若置於冷戰的框架，各方勢力巧妙地形成彼此互用與牽制的局面：美國藉由韓戰介入東北亞和台灣，雖想脫身亦其難哉；中國因韓戰得以和北韓密合，但也苦於被北韓套牢；日本經貿雖受益，但它想和美方平起平坐的意念，總是被壓制；韓戰最大受益者的蘇聯（如今的俄國），如今卻變得施力無方；朝鮮雖面目猙獰，實則是困獸之鬥；台灣則是依存於美日勢力的思惟占主流（雖然如今的親中政權有些變異）。所以所有的參與國或受影響者，皆似受制於釋迦如來佛的猴猻們，任你如何騰飛千萬里，還是逃不出冷戰的手掌心。

我心其實有隱憂，倘若南韓持續金、盧的北向政策，那麼終有一日朝鮮半島會走向親中離美的「新事大主義」道途。之所以說「新」，在於它絕非朝鮮千年來極端柔順的朝貢樣態。由於韓國隨著經貿實力的強大，其民族意識和歷史詮釋，在中國「新朝貢體制」逐漸形塑，和日本不甘人後的心理下，必會形成一波波衝撞。未必會有戰爭；但可能像歐洲十七至十九世紀列強爭勝之局。屆時會如何，歐美既不知，我等也祇能靜觀其變了。